说起宋朝，想到的是重文轻武，打仗不行，赵匡胤虽然是靠武力得来的天下，可是他的子孙后代却是文文弱弱，把祖宗打下来的江山弄的是支离破碎。
虽然打仗不行，但是求和不错，求和赔款吧，还死要面子活受罪，嘴硬的很，要面子的很。只要对方给自己面子，给多少钱都无所谓。
1004年底，萧太后亲率大军，进攻宋，契丹大军压境。宋真宗本想南逃，很多大臣与宋真宗的想法一致。但是宰相寇准的力劝，宋真宗才亲自到前线督战。皇帝的到来，鼓舞了士气，皇帝到时百里之内的呼声都是高喊万岁，宋真宗也是准备这样的氛围感染，便将一切事宜交由寇准处理。而契丹方面，也遇到了一些困难，由于战线拉的太长，粮食补给供应不上，而且又是孤军进入宋腹地，如果真的战败的话后果也是十分严重。
萧太后，本身来时便是做了两手准备，如果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议和。在此等情况下，降将王继忠也建议萧太后派人前去议和。
没想到宋真宗一听要议和，果断答应了，他最怕的就是打仗。但是寇准一听就急了，这么好的时机怎么可以议和呢，乘胜追击便可以打败契丹。但是很多大臣和宋真宗的想法是一样的，能够议和就赶快议和。所以大臣们都联合起来攻击，寇准说他拥兵自重。寇准没办法只好答应议和。
宋真宗便派了曹利用去求和，求和的时候原本契丹是要宋真宗割地的。宋真宗不想答应割地，万一割地的话会被后世的人骂死。但是如果不答应契丹的要求，宋真宗又很害怕失去议和的机会。便对曹利用说，不割地是底线，如果不割地的话可以多付一些钱。
曹利用说那赔款的底线是多少呢 宋真宗说最多可以到100万，寇准听了之后，就偷偷的找到曹利用，警告他，虽然皇帝说赔款可以达到100万，但是如果你谈的时候超过30万就杀了他。
最后的，结果是，契丹也是不敢多要钱，最后达成协议是宋要给契丹10万白银、20万匹绢。但是，这个不能叫赔款，而是说辽国称大宋为兄，这样大宋给辽的就是大哥哥给小弟弟的零花钱，名正言顺的事情。所以，只要面子上好看，赔多少钱宋真宗是真为所谓。
曹利用觉得自己从100万谈到30多万功劳很大，所以就回去跟宋真宗汇报。宋真宗问他赔了多少，曹伸出了三个手指头。宋真宗吓了一跳，以为是300万两，连连说太贵了太贵了。曹利用，解释说，是30万不是300万。宋真宗居然说，才30万这么少。
这样的打肿脸充胖子的宋朝皇帝可不止宋真宗一个。1044年的时候，宋为了求和还和夏签订了合约。这一次，更加离谱。他让西夏元昊，称自己为“男”，上书是“父大宋皇帝”，居然想着让别人叫他爸爸，这样他们就可以给西夏每年13万匹绢和5万两白银以及2万两茶叶。
这样的话就是爸爸给儿子钱，那就不是赔，而是赏赐。
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情，一个比一个夸张，从兄弟之间到父子之间。但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或许他们自己心里也是清楚的，只不过是为了面子上过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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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经济发达，但打仗却也未必都是失败。宋朝采用重文轻武的，国家政策，所以在宋朝的时候，军人的地位比较低，但并不表示军人的战斗力低下。
宋朝所面对的周围强敌，是比其他朝代都要强大的，无论是之前的契丹建立的大辽国，还是后面，女真建立的大金国，蒙古人的黄金家族疯狂崛起，甚至包括党项所建立的西夏，还有，云南大理的段氏，这些政权还自在，大宋的周围弹，很多人都会觉得宋朝是一个战斗力非常低下的国家，但如果你的周围有这样的邻居的话，你还能够平安发展，300多年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可以肯定用简单的想法去想象，就能够知道宋朝的边境的军费支出是有多大，而在这样的前提下，发展到国内的经济也很好，以及对待病患的情况，也都是非常的重视，所以宋朝的军力边军，起码不会特别弱，在长达300年的 历史 当中，宋朝的编剧一直处于朝各个国家对峙的，情况。
而除了靖难之役的时候，叫金国打过来其他时期，一直坚持住，哪怕，在蒙古黄金家族崛起之后，宋朝还坚挺了50年，这对于其他所有的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想象，所以谁又能够说宋朝的军队战力比较弱呢？谁又能说他，旅，败屡战。
工业革命之前，西方世界经济千年停滞。工业化来到之前，中国将近2000年的停滞。清朝中前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秦朝差不多。生产工具、生产方式都差不多，产量自然也差不多。工业革命是大量发明机器代替人力，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一个工人使用机器，可以生产出一千套衣服，自己留两件，家里人留五件，已经比较富裕了，剩下993件即便是用船拉出海，卖到几千里之外的地方，依旧有利润。依靠人力玩命干，也不能和机器比。依靠人力，1个工人能生产出十件衣服，自己家人勉强留2件活命，还剩下8件。这点剩余只能靠两条腿，走街串巷，卖到十里之内的地区，再远就亏本了。
不论是经济发达的宋朝、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朝，还是清朝、秦朝、汉唐，都是一样的，都是人力生产，工具还都差不多，工作环境、土壤也都一样。
宋朝的生产力水平是不可能比其他朝代有本质提高的。充其量其他朝代1个人能产十匹布，宋朝人玩命干生产十一匹。其他朝代人一块地产100斤粮食，宋朝人玩命干产出105斤。
宋朝的人口也不必其他朝代更多。
整个中国古代都是农业 社会 ，宋朝并不例外。农民种地，妇女织布是绝对的主体。北宋可以互市，和少数民族做买卖，南宋可以出海，但都是小比例，而且这些东西其他朝代也都有。
宋朝整个 社会 创造出的总价值是固定的，不论怎么经商、怎么流转、怎么算GDP，反正就这么点东西，而且和其他朝代比，不会有本质提高，都是一样的。北宋搞过变法，当时反对派的主要观点是：老百姓的钱是固定的，不管怎么换花样，朝廷收的税多，最终只能是在老百姓身上多搜刮。
宋朝的经济发达，不是通过利用机器，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产生的。他的经济发达只有一个途径：
在老百姓身上多搜刮。
不仅仅是宋朝，任何一个朝代想经济发达都只有这一条路，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两宋的老百姓过着舒适幸福的日子，通过贸易躺着赚钱，建立了经济高度繁荣的 社会 ，那是不可能的。那时候海上交易的都是菲律宾、日本、朝鲜。这些国家、地区在古代还真没有印第安人富裕。宋朝跑拿拉回来的都是珊瑚、鳄鱼皮、犀牛角、人参这些玩意。卖出去的是布料、瓷器、铁器......卖出去的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干活造出来的，买回来的都是供富人享乐的。在当时看着很昂贵，花了高价，实际上啥用没有。
血汗工厂，几千工人起早贪黑，牺牲 健康 、牺牲生命、牺牲幸福、牺牲家庭，造出的廉价产品卖到国外，赚几百万，老板回手买了辆劳斯莱斯，都是一回事。
英国跑到海外是占了地盘，挖出金矿银矿，自己独占。南宋拉着老百姓织出的布出去换犀牛角，利润能比吗？不是一回事。郑和也是一样，都是拿自己家老百姓的血汗出去撑面子。对自己家老百姓没有任何利益回馈。南宋从海外进口的鳄鱼皮、犀牛角、高丽参，都要算到经济里，而且进口的时候，朝廷、地方都要层层收税，税不管怎么绕，最终只能是老百姓出。
全 社会 创造的财富是固定的，经济指标越高，对老百姓的搜刮越狠。
宋朝的经济在古代突出，那是他对老百姓的搜刮水平突出。所以两宋是农民起义高发期。从北宋第二个皇帝赵光义开始，一直到南宋灭亡，老百姓造反没断过。
993年，蜀地李顺王小波起义。距离北宋建立33年，距北宋统一四川29年。蜀地为什么会造反，很简单，29年间，北宋朝廷把蜀地搬干净了，把老百姓压榨到极限了。不用分析，中国人能造反，肯定是统治者太不像话了。都是得到人吃人的程度，才能造反。两宋农民起义总计400多次，比较著名的还有：方腊、宋江、钟相杨幺......
两宋农民起义不断，是事实，也是常识。也只有上面讲的，两宋对于老百姓的搜刮太严重，才能解释为什么农民起义不断。
没有任何其他的理由能解释这个问题。
这也是解释两宋对外战争问题的根本：宋徽宗、宋钦宗为什么不敢和金兵拼命？赵构为什么不敢北伐？是因为他们傻吗？当然不是。因为现在的人很多时候都忽略了老百姓的问题，但在当时皇帝的眼里，他们比谁都明白：真打起来，老百姓不可能帮他。他们对老百姓啥样，他们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再加上农民起义没断过，一直在发生，不断的在提醒他们。
天底下的事都分两面的，所有人、所有事，包括宋朝。一面，他是经济发达，另一面是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些人只看到了两宋皇家、官宦、富人的悠闲、文雅、繁华。没看到底层群众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有衣服穿、有饭吃，会冒掉脑袋风险造反吗？宋徽宗的奇石最能说明问题，一面是石头摆在这，好看，神奇，漂亮。但另一面是几千里把石头运来，得死了多少老百姓，拆了多少家的房子，毁了多少地？花的钱都是从老百姓牙缝里抠出来的，还得再加上各级官员的盘剥。皇家园林里一块石头，得是同等重量老百姓尸体翻十倍换来的，最保守的算。
有些人本身处于 社会 最底层，但极其热衷跪拜歌颂封建王朝，他骄傲他自豪。对同样的底层其他亿万众生的痛苦、死活，根本看不见，无所谓。甚至对自身的痛苦、死活都不在意......
宋朝所谓的经济发达，只是选择性失明：只看一堆钱摆在这很多的一面，不看这些钱是从老百姓骨髓里榨出来的另一面。
不仅仅是两宋，所有的朝代都这点事。两千多年生产方式没变，生产工具没变，生产力没变，老百姓创造出来的价值没变。只不过是不停的换人来搜刮。老李家人当皇帝，一个老百姓身上能刮出一两银子，老赵家来了，得想法刮出一两一。他刮1两，我凭啥刮9钱？明显是手下人办事不行。所以这些事也不用皇上担心，大臣们自然办了。能刮一两一，是能臣，刮9钱是废物。很简单，前朝的成绩摆在这，咱只能比他高，不能比他低。而且还要考虑可持续发展，不能让老百姓饿死，还得要他们活着，能干活，但还得保证刮出更多的钱，都要算计到骨头缝里。
古代的老百姓都处于生死线上下，历朝历代层层加码，压榨到极限。稍微有个天灾人祸，立马掉到生死线下面。大面积死亡，实在没招了，才会造反。作为现代 社会 的人，歌颂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是骨子里的奴性，加上无知。有些人是电视剧看傻了，以为古代随随便便老百姓都穿丝绸吃白面馒头，拿飘柔洗头呢.....怎么可能。连两宋农民不断起义都不知道，就跟着赞美、讨论，不是瞎搅合嘛。我之前说两晋比两宋强，但说的是两晋的军队更能打。站在老百姓、现代人、人类 社会 进步的立场上整体看，都没啥区别。
宋朝压榨百姓，杀武将，对外卑躬屈膝，传闻是对文人好，不杀文人，不杀上书言事者。使宋朝成了后世一些干啥啥不行所谓文人的精神寄托，笔杆子又掌握在他们手里。于是这些人不断的在粉饰两宋"经济、文化"，无视民间疾苦。会说的不如会听的，现在不少讲座、大师在那讲宋朝如何如何优待文人......话你得会听：我歌颂宋朝，因为宋朝优待文人，为什么宋朝优待文人我就歌颂他......潜台词：因为我也是文化人。明白没有？这些人不是在歌颂宋朝，是在吹捧自己。某大师在那歌颂宋朝，对文人好，你听到很开心，你内心自动就把他划到文人、高级知识分子甚至士大夫领域里去了。
歌颂宋朝的普通人，是不自觉的把自己划到了文化人里面了。你要是把自己划到武士阶层，看宋朝肯定不顺眼。我把自己划到老百姓阶层：都不是好东西。
唐朝老百姓创造出10钱的价值，老李家收走9钱。宋朝的老百姓顶天是创造出12钱的价值，老赵家收走11钱。留给你老百姓的，总是1钱。创造出20钱，他也得收走19钱。没有机器的情况下，宋朝老百姓的生产力不可能真比其他朝代强。不可能10钱到百钱、万钱的提高。同样的农具同样的地，唐朝的农民产100斤粮食，你宋朝的农民凭啥能打出150斤？同样的纺车，唐朝的妇女能生产一尺不，你宋朝的妇女凭啥能生产一尺半？不可能的。而真正的经济提高，上升到资本主义初期、萌芽的程度，怎么也得是一尺变千尺、万尺。一尺变一尺一、一尺二根本没意义。一个荒年把十年的家底全消耗没了。
搜刮太狠，老百姓总闹，根基动摇，还怎么打仗？家里老百姓不断闹，统治者不敢和外敌玩命。决心不坚定，打不赢。这里老百姓闹事，抢粮劫道，那里闹事税收不上来，都影响整个国家的战斗力。岳飞曾经打过农民军，很多官军也都打过农民军，官军是一部分力量，农民军是一部分力量，都是宋朝自己的力量，这么一打，抵消了。国家还剩多少力量？国家总计10分力，农民军1分力，官军拿出2分力去消灭他们，国家剩7分力。
和外敌打仗之前，战斗力先来个7折。
宋朝怕老百姓闹事，办了一件很出名的事：征兵。
这是宋朝比较特殊的一点。他征兵很大程度是为了维稳，不是为了打仗。把大小伙子都招到军队里，养起来，省的他们闹事。混日子就行。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必然低下。另一方面民间干活的壮劳力少了，又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
宋的战斗力低，恰恰是他的经济高造成的。如果他不这么搜刮老百姓，经济降一降，让利于民，老百姓念他好，打起来能真心帮他，他就敢打了。
另一方面，宋朝是赵匡胤武将篡位得的天下，历代统治者都极其忌惮武将，也怕他们有样学样。所以把武将、军队管的死死的，有个风吹草动杀！宋朝把老百姓、部队两层根基全动摇了，交下的是只会花天酒地、奢靡腐化的文人，肯定打仗要吃亏。而所谓的宋朝不杀文人，深究也是很龌龊的事。岳飞被杀，他是要迎还天眷、要北伐、参与立太子，说的都是戳皇帝肺管子的事。那些文人说的都是家长里短、诗词歌赋，顶天上升到税收......很有分寸，说的都是不痛不痒的事，跟皇上没大没小扯淡、不涉及正经事，这才没人被杀。真有文人敢讲岳飞说到事，也活不了。
任何朝代开国初期定下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将来灭亡的因素，宋朝是建立在重武轻文的五代十国乱世之上，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开始了重文轻武的畸形政策，就注定了只能富有却武事不振的悲哀。
宋朝的经济文化软实力上是巨人，但军事硬实力上却是侏儒，发展严重不平衡，主要在于太祖太宗时代定下的政策。
唐亡于藩镇，而五代十国可以说是藩镇之乱的延续，宋太祖篡周立宋后，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武将造反的情况通过杯酒释兵权等方式加强集权，并且重文轻武在文化精神上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宋太宗斧光烛影后登基为帝，为了证明自己不比哥哥赵匡胤差，发动了两次北伐想收回燕云十六州，结果惨败，就开始加深重文轻武政策重内虚外了。
宋太宗北伐时采取“将从中御”的政策，自以为诸葛亮在世，经常降诏于前线将领或授以方略或赐与阵图，运筹于深宫之中，致败于千里之外，闹出了天大笑话。
宋朝负责军务的是枢密院，而枢密院为皇帝直接所掌，也就是说皇帝直接成为最高军事统帅了。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调兵权与统兵权是分开的。
领兵大将也是经常性轮流调换，导致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尴尬情况，完美的杜绝了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成为私人性质军队的可能。而且还是以文制武，战时决策者皆由不懂军事的皇帝亲信文官或太监担任，改变预定战略还必须要经过皇帝同意。
宋朝的军事政策虽然加强了皇帝集权，使武将根本造反不了。但多方面制约下来，武将为文官或太监所领导，文官与太监基本上都是不懂军事之人，遇上有军事才能的人还好，遇上没有军事才能的就是一种悲哀。大将的经常性调换，也造成了统兵将领对于军队的了解还有控制是很弱的，而且改变军事战略还要经过大后方的皇帝同意，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出征在外还是需要一定的灵活性才可以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局，而宋朝的政策使这种灵活性都成为不可能。
宋朝如此军事政策，岂有不失败之理，燕云十六州收不回罢了，西夏崛起立国，西南大理也拿不下，更是使安南彻底独立出中国，重文轻武比之汉唐崇文尚武真是差了不知几何。
当然还有很多人说宋朝胜率高，但问题在于所谓的胜率高是靠被动防御战算出来的还是怎么算出来的？为何胜率那么高还一直丢失领土越来越小呢？最后更是衣冠南渡成为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呢？
宋朝开国初期过度的重文轻武政策早就注定了老吃败仗的局面，更是注定了靖康之耻这样的耻辱。
宋代经济迅猛发展，其都城汴京，也称汴梁，即今日河南开封，当时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盛的城市，国画《清明上河图”，即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开国帝王赵匡胤，古籍及当今工具书，皆称河北人，实际其祖义、父亲皆在河南洛阳为官，家早已定居洛阳，赵匡胤也生在洛阳。
开封如今的清明上河园文景皆佳。还有一世界奇迹等待开发，即6层叠加城。
就是因为宋朝经济发达，所以打仗的时候才总是失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说的就是这个。
经济发达了，全国上下的人们都生活的安逸了。谁还愿意在打仗的时候玩命？北宋时期，确实是中国封建 社会 经济最发达的时期，东京汴梁城在全世界也属于最大型的城市之一，繁华而热闹。相比较于其他朝代，宋朝时期的老百姓生活也相对安逸，因此上整个北宋时期没有出现过，规模非常大的农民起义战争。相对来说，老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正是因为这个，老百姓才不愿意让孩子去吃粮当兵，即使当上兵的，也不愿意用命去换取战争的胜利，活着享受多好呀。当兵的这么想，领兵打仗的将军也这么想，全军上下都这么想，能打胜仗才怪呢。
为什么朝代更替的时候，农民起义军作战那么勇敢，打起仗来那么不怕死呢？因为当时的环境民不聊生呀，当兵打仗是个死，不当兵打仗也还是个死，那还不如当兵打仗呢，万一死不了，立了军功，将来不可以做大官吗？所以打起仗来，他们才会玩命，仗越早打完它们生存的几率就越大。和平年代，经济越发达，人的命越值钱，人也就会越惜命，变得贪生怕死了。
不要光说过去，想想现在吧！那些经济越是发达的国家，如果没有非对称的绝对优势，谁还愿意发动战争？命值钱呀
你说的北宋还是南宋。北宋末年宋徽宗昏庸，朝政腐败，任用奸臣排除能臣，导致最终的靖康之变。而南宋却一直很坚挺。哪怕是面对强大的蒙古人，南宋也抵抗了很长的时间才最终灭亡。
将无临机之权，兵有黥面之辱。
信破财免灾，真宗征辽有胜之之势，尚订澶渊之盟。喜与虎谋皮，联金灭辽联蒙灭金而终自灭焉！
既无太祖之武略，终鲜太宗之文谋，然代代谈文说理，妄自树立；黜异己钳人言，盛世自愚（娱）！
破家亡国，深怨端王轻佻；蹈海殉节，痛惜赵昺幼弱！劝君：挑灯细读六国论，莫忘披览十思疏！
重文轻武国策造成的
也不能说什么“屡战屡败”。譬如“澶渊之盟”实际上是双赢，宋朝以不算多的“外援”（有资料说约为当时三个县的财政收入）换来了宋辽之间百余年的和平共处，两国人民得以休 养生 息，边境贸易兴旺发达，这有什么不好吗？任何时候，穷兵黩武都不是个好国策。事实上，澶渊之盟后的百余年是中国 历史 上独一无二的黄金时代，政治宽松，言论自由，经济繁荣，文化昌盛， 社会 和谐。看看《清明上河图》，那是多么生动惬意的生活画卷啊！
北宋经济如此强大，为什么惨遭灭亡？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1.不能快速巩固基本盘
经过五代十国的大混战、大洗牌之后，各方势力趋于稳定，而北宋建国后，在地理上面临十分尴尬的局面，重要的战略要地都不在撑控，特别是北面的战略要冲燕云十六州。
北宋的北面主要是辽朝和北汉两大势力。其中辽是由契丹人建立的政权，其部族于唐末开始崛起，并趁着中原大乱迅速扩张，到北宋建立时其势力范围已“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
就像一杯搅动之后的浑水静止下来之后，尘埃已经落定，这时不好摸鱼了，宋朝的这个局面跟春秋战国时的大秦有点类似，大秦“奋六世之余烈”，用了几代人的努力，而且期间大多都是明君，才最终统一天下。
再看看宋朝的后世君主，气人不？
纵观大汉、大唐、大明，哪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不是在天下大乱之后，老的势力消耗殆尽，而新的势力根基未稳之时，快速地扩大基本盘，打下的江山根基稳固。
北宋前两代皇帝还算刻苦用功， 但看看北宋与大辽的交界处，刚好只有一个燕云十六州卡在喉胧上，本来是中原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堡垒，现在辽国手上，而西面是西夏，包抄迂回的余地都没有，只有从正面刚 ，结果用了两代皇帝也没有收回来，后面的败家子更无能为力了，宋朝从此便一蹶不振，节节南退。
2.军事上自废武功
军事上自废武功，为了不伤着自己，就把刀搞钝了，显然也很难伤到敌人了。
赵匡胤本人就是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正因如此，在北宋建立之初，那些手握重兵的武将们成为了赵匡胤的心腹之患。
为了收回兵权，赵匡胤用“杯酒释兵权”成功地架空了那些开国猛将，而那些次一级的军官则用一些资望较浅容易驾驭的人物充任。但是这些手段在赵匡胤看来不过是治标不治本，为了彻底断绝武将们造反的可能，防止出现唐末藩镇割据的重演，避免成为五代十国之后第六个短命的朝代，赵匡胤开始着手军事制度的改革。
“更戍法”是宋朝特有的军事制度，按照“更戍法”的规定将士需常加以易置和调换，如此一来便可以做到“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借以防范士兵和将领之间发生深厚的关系。 彻底了消除唐末五代军事将领以武力称雄一方，威胁到朝廷的隐患。
但这样一来也造成了将领们尤其是主将并不熟悉所率领各部队的特性与战斗力，对下属部队亦无威严可信，势必影响作战效果。
3.重文轻武，外行管内行
宋朝时重文轻武导致出了很多怪象，真正能打仗的大将军狄青被歧视，最后郁郁而终。文官们宣称“在东华门外唱名的才是好汉”，武人在当时是非常没地位非常不受人重视的。文人指挥，外行管内行是常态。而且兵员本身素质也不咋地，常年不训练，大多都偷偷改行兼做其他职业。也就是说，真正上了战场，这群宋兵根本就不算职业军人，而是生意人，手艺人，泼皮无赖，街头杂耍的集合体。
虽然北宋有着发达的经济，有远超过前朝的财政收入，且多用于养兵、养官，却因兵额增长太快和官员中饱私囊而总感军费不足，便允许军队经商。此风一长，军队训练废弛，平日多从事“纲运”（即官府长途贩运）杂役，士兵织毛缎还成了官员的财源。
这种武艺荒疏的军队，对西北小邦西夏也屡战屡败。 可以说北宋是吃允许部队经商恶果的第一个朝代。这种允许部队经商的使部队战斗力大大削弱的后果相信熟悉前些年我国部队经商内幕的人都深有体会。
赵匡胤除了进行军事制度改革之外，还明确提出了“兴文教，抑武事”的方针，广开科举文选，重用文人，以至于个人科举的成功胜过任何军功，成为踏上仕途的最重要的途径。“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成为了当时的 社会 写照。
除此之外，文武官员所受到的待遇也是天壤之别。北宋名将狄青因出身行伍而备受歧视，当时曾与其共事的韩琦尽管官阶和他相等，但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无可奈何之下的狄青发出了“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的感慨。
在这种 社会 风气下，越来越多的人弃武从文，古代汉人身上的尚武精神日渐衰弱，北宋的军事实力也逐渐被辽、西夏、金所超越，最终导致了北宋国土沦丧，老百姓家破人亡。
4.松弛的军法以及腐败的军政
北宋的俊发松弛，在历朝历代可是出来名的。虽然赵匡胤自称军法严格，但是这仅限于军士和普通将校，宋初大将王全斌、崔彦进和王仁赡破后蜀时犯法，经百官集议定罪，一致认为应当处死，宋太祖却特令赦免。自从赵匡胤开启了这种以法殉情的先河后，后世皇帝在处理武将的问题上便都犯起了执法松弛的毛病，一支纪律松弛的军队，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除了松弛的军法外，北宋时期军队腐败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北宋中后期武将贪财黩货、兼并土地成风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的 社会 问题，但是即便如此那些参与贪污腐败的将领依旧没有受到朝廷的惩罚。
宋朝军政腐败还体现在私役军事和刻剥军士。据史书记载，当时上层将领私役军士的劳作范围极广，如修造地宅，伐薪烧炭，种植蔬菜，织造缎子、坐褥，做木偶戏人，刺绣，奏乐等等，堪称无所不有。公器私用，让这支军队疏于训练，军不成军，极大损伤了军队的战斗力。
宋朝情愿送东西也不和亲，其实并不是宋朝不愿意，而是没有资格进行汉代唐代的那种级别的和亲，大多情况下只能选择不和亲。
相对于那些金国，西夏等国家，他们不愿意当宋朝的女婿，反而想要宋朝做自己的女婿。而一些远方的小国求着和亲，宋朝又不愿意。宋朝的公主曾经也嫁到过辽国，但是这谁也占不上便宜，大家平辈，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劲来和亲呢？
无论是什么性质的和亲，古时候都有政治目的。和亲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秦国和晋国就是最好的证明。后来的各朝各代和亲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追求和平，有的是忍辱负重，还有的是为了联盟，共同抗击外敌。
著名的和亲有昭君出塞，文成公主等。中原王朝的和亲都是建立在自身势力很大，但是又没有办法灭掉对方的情况下，这样才会把女儿嫁过去与之和平相处。西汉初年的和亲并不是汉王朝主动提的，而是匈奴那边主动要求把华夏的儿女嫁到北方草原。
汉唐与周边国家的和亲，差不多算是做了他们半个太上皇，做了他们君主的老丈人。和亲当姑爷的一般都是弱国，就算不弱也是综合实力比较差的一方。谁当老丈人谁当姑爷，这是有讲究的。
一直说汉唐和亲是屈辱的，但是用一个女人的一生，免去了成千上万老百姓流离失所和将士的惨死不归，怎么样都是赚的，况且做了对方的老丈人国书上这样写也更有面子。
自从雍熙北伐之后，辽朝就经常在宋辽交界处抢劫杀掠，到景德元年终于演变成大规模侵宋战争。宰相寇准力主抗战，结果真宗亲征，宋军士气大振，与辽军相持在澶州城下，辽军被迫求和。经过几番交涉，两国议和成功。和约主要内容是：宋每年给辽绢廿万匹，银十万两，双方为兄弟之国。史称该和约为「澶渊之盟」。
以岁币换和平 /item_875_216_0_1.html
北宋也不能说是赢了.
我懂你意思了. 你是说"岁币"这个叫法是不是一种抬高自己的叫法.我觉得有美化粉饰的意味.但不能说是"压岁钱".
老西儿，也叫老西子，是旧时在华北、东北一带对山西人的一种称呼。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是种中性的叫法，并非贬义，其由来大概有这么三个缘故——首先是山西位于华北、东北的西边；其次是山西人爱喝老陈醋，而醋的古称为“醯”（xī），故被取了谐音；最后就是古代人口很少流动，但明清以后有大批的山西人跑出来做生意，而且这帮家伙还普遍精明抠门，才有了“老西儿”这么个略带戏谑的叫法。
而古往今来最著名的两个老西儿，大概就是北宋的寇老西儿和近代的阎老西儿了。
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对劲？那位阎老西儿咱们不去说他，而寇老西儿的由来则完全是艺术加工的结果——在刘兰芳和田连元两位老师所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中，都不约而同的将寇凖塑造成了老西儿，一开口就是地道的山西腔，还动不动就爱抿一口老陈醋，这就给人留下了寇凖是个山西人的深刻印象，“寇老西儿”这个人物也随之深入人心。
事实上，现在找不出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老西儿”这种称呼在北宋时就已经出现，同时将寇凖塑造成山西人的理由也是颇为勉强的。
老寇家的先祖确实曾在山西居住过（今山西晋中附近），但很早就迁去了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父祖辈及寇凖本人也都是出生并成长于下邽。因此要按祖籍算说寇凖是山西人还勉强说得通，但要说他满口山西腔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毕竟寇凖的一生中，除了在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陪着宋真宗赵恒跑到汾阴（今山西万荣附近）祭祀后土外，几乎找不到他在山西任职或居住的记载。
就像我的祖上都是从齐鲁大地闯关东跑到东北这嘎达来的，但只要是稍微“醇厚”点的山东方言我都听不懂，更别提说了。
而且作为一名历史人物的寇凖，其人生经历和人物形象与文艺作品中的那个寇老西儿，也是有着很大的不同。
寇凖，字平仲，生于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
话说在唐末到北宋初年那个混乱的年代，老寇家仍然保持着读书的优良传统，寇凖的老爹寇湘就曾考中过会试甲科头名：
虎父无犬子。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年不及弱冠的寇凖便高中进士，被授官大理评事，先后前往巴东（今湖北巴东）、成安（今河北成安）任知县。后因年轻有为又政绩卓著，寇凖被调入京城担任尚书虞部郎中和枢密直学士等职，开始步入仕途的快车道。
相较于影视剧及曲艺作品中那个足智多谋、断案如神的寇老西儿，现实生活中的寇凖更多的是以魏徵、包拯式的铁血谏官的形象而闻名。
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寇凖于殿中奏事。可能是一时情绪激动，于是张嘴就喷，一点面子都不给皇帝陛下留。宋太宗赵炅越听越气，便想拂袖而去，没想到他的袖子有点长，被寇凖趁机抓住，然后又是一顿贴身近喷。
（最近我也总是遭遇贴身近喷，所以再解释一遍——宋太宗赵炅（音jiǒng）原名赵匡义，后来为了避他大哥的讳改名赵光义。再后来当上了皇帝，又因为“光义”都是常用字，臣民避讳起来太麻烦，于是又改名赵炅。所以宋太宗就是赵炅，赵光义只是他称帝前的名字。
而称帝改名由此还成了两宋皇帝的潜规则。有时还搞得复杂无比，比如封王要改名、册太子要改名、称帝了还得改名——像宋真宗赵恒和宋孝宗赵昚（音shèn）都改过好几个名，经常搞得人傻傻分不清。
在两宋十八帝中，没改过名的只有八位。其中除了开山老怪赵匡胤外，剩下没改过名的都是妥妥的昏君或亡国之君，这事说起来也是蛮诡异的。）
又跑题，赶紧再说回到寇凖。
赵炅被寇凖喷了一脸唾沫星子，估计不被气死也得被恶心死。这要放在明清两朝后者最轻也得罢官夺职，弄不好还得被打顿屁股，不过这种事情在唐宋时期却挺常见。而且赵炅虽然人品可疑、打仗的本事也矬了点，但总体上还算是个明君。既然是明君，那么虚心纳谏就必须是基本涵养，所以老赵只好认栽，还得捏着鼻子把这货夸一顿：
既然都被皇帝比作为魏徵了，这下寇凖想不升官都不行了。于是他很快迁任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后又改任同知院事，成为了北宋政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不过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刚刚30出头就成了大宋朝预备役宰相的寇凖，骄傲的小尾巴无论如何也压不住了，于是就跟枢密副使、知院事张逊发生了矛盾。
人家老张不但官比寇凖大，资格更老，还是赵炅称帝前的潜邸旧臣——但凡寇凖有点政治头脑，也不至于跟自己的这位顶头上司死磕，而且还是甭管多鸡毛蒜皮都捅到赵炅面前大吵大闹的那种。果不其然，没多久皇帝就烦了，对二人的处置看似各打五十大板，但实则大有玄机——张逊降职为降右领军卫将军，照样留京领兵不说，赵炅对其信任也丝毫不减，不久后还派他去平息西蜀李顺的叛乱。
寇凖呢？则被罢职免官打发到青州去做知府。在两宋，京官和地方官之间可谓有着天壤之别。尤其是京官被打发到了地方，哪怕是加官进爵也足以让人如丧考妣，因为那就意味着贬黜，政治前途可谓是一片灰暗。
寇凖遭贬官固然有得意忘形的缘故，不过因为造成他倒霉的对象是张逊，又让其受到了广泛的支持与同情。
为啥？原因很简单，因为张逊是个武人。
北宋立国以后，虽然宋太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确立了文尊武卑的基本政治秩序，但因为对外征战频仍，况且那一批开国宿将还没死绝或是被养成猪，所以直到宋真宗赵恒即位后，武官在朝堂上还是有着一定的地位和发言权的。而文官呢，自然对这种情况不会满意，所以一直在千方百计的与其争权夺利。
于是跟张逊争风吃醋且惨遭败绩的寇凖，在文官集团中的声望和影响力却因此大增，一时间居然成了为了集体利益“光荣牺牲”的英雄式的人物。再加上赵炅对他的印象也不错，于是在一大批文官的运作下，寇凖不但很快又被调回了京师，还升官当上了副相。
当然在士大夫的笔下，这都是寇凖“圣宠不衰”的结果，与他们无关：
不过在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挫折之后，寇凖显然也吸取了教训、增长了经验，二度入京后整个人都有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
比如说此时的赵炅因旧伤复发，自觉命不久矣，便开始操心起立储这件事。不过事关皇统承继向来是历代王朝的天字第一号大事，北宋的情况又尤其特殊。赵炅的帝位是从他老哥赵匡胤手中拿到的，这样一来他要寻找接班人就比别人更麻烦——到底是传给儿子，还是侄子？
所以立储就成了北宋朝堂最大的一颗雷，谁碰谁死。不过当赵炅问到寇凖时，后者的回答就非常巧妙：
寇凖的意思很简单——皇帝选谁，我就服谁。但他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未必。
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莫名暴死后，赵炅以皇弟身份践祚执政21年，满朝的文武百官对此大多数拥护和支持的。但在太祖一系的眼中，这帮家伙弄不好就是叛臣逆党，最次也得算是反复小人。所以哪怕赵炅不想选自己的儿子接班，满朝文武就算为了自家的前途乃至身家性命都宁死不能同意。寇凖当然也不会同意，否则他就是自绝于仕途，以后甭想再在朝堂上混了。
而且寇凖巧妙的暗示过赵炅：你可选得选个“副天下望者”，否则我还是会反对的。这话赵炅一听就懂，而且颇合心意，所以就选择了他的第三个儿子、襄王赵元侃为太子，于是君臣皆大欢喜。
两年后赵炅驾崩，赵元侃随即即位，并改名赵恒，是为宋真宗。
而在其接班的过程中起到过至关重要作用的寇凖，自然而然的受到了赵恒的感激和报答，遂成为真宗朝举足轻重的人物。
赵恒想让寇凖当宰相，在朝中是个人所共知的秘密，而且很快又迎来了不让寇凖拜相都不行的时机。
赵炅在位时一直谋求收复燕云十六州，为此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北伐，结果却是不但数十万大军尽丧，连他自己也屁股中箭，最后死于旧伤复发。
来而不往非礼也。等北宋攻不动了，契丹人的报复也就来了，尤其是趁着赵恒刚刚即位的时机频繁骚扰边境。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在契丹临朝称制的太后萧绰和辽圣宗耶律隆绪娘俩更是率20万大军大举伐宋——一看这架势就跟往年的“打草谷”截然不同，显然是想凭一战之力灭掉大宋朝，继而入主中原。
赵恒君臣这下可慌了手脚。面对如此危局，他们想到了两条应对措施，其一就是赶紧加封寇凖为集贤殿大学士（北宋宰相通常以兼昭文馆大学士者为首相，执史馆者为次相，兼集贤殿大学士者为末相）。毕竟老寇既受皇帝信任，又跟文官集团一条心，而且脑子还好使，说不定升官了就能想出啥主意把契丹人弄回老家呢？
第二条就是赶紧跑路。话说大家都是君子嘛，怎么能立于危墙之下呢？不过临阵逃跑的名声太不好听，不如改成迁都糊弄人。至于迁到哪儿去的问题，诸大臣就都打起了“谁不说咱家乡好”的主意——参政知事王钦若是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余）人，便主张就近迁都金陵（今江苏南京），枢密副使陈尧叟是阆州阆中（今四川阆中）人，所以提议迁往成都。以此类推，寇凖是不是应该力主把京师弄到老家长安去？
谁知老寇压根不按套路出牌，反而对王钦若等人喊打喊杀：
寇凖非但阻止了皇帝临阵脱逃，还担心王钦若继续使坏，便找借口把他从赵恒身边调走。于是两人关系破裂，王钦若开始想尽办法给寇凖挖坑。
不过寇凖虽然能阻止赵恒逃跑，却无法阻止契丹大军在大宋朝的国土上不断的攻城略地。到了当年10月，辽国大军攻陷了祁州，兵围地处黄河沿岸的澶州——一旦澶州再度失陷，那就意味着黄河天险不复存在，宋京汴梁即将暴露于契丹人的铁蹄之下，亡国亦未可知。
已经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压上赌桌的寇凖再无退路，几乎是强逼着赵恒御驾亲征来到澶州前线。不过这位懦弱的大宋皇帝死活都不肯渡过黄河，这可咋办？
还是寇凖有办法。他本是书生，所以深知“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真谛，就跑去找到禁军大将、殿前都指挥使高琼求助。于是寇凖和高琼一个靠忽悠、一个靠吓唬，几乎是将赵恒绑架进了澶州城，从而大大提振了宋军的士气：
此后在澶州城下，宋将张环用床弩射杀契丹大将萧挞凛，再加上辽军孤军深入、粮草不济，又面临被宋军合围的危险，所以便向宋军请和。对此赵恒是求之不得，不顾寇凖等主战派的反对，还是跟辽国签下了一纸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虽未割地，但却发明出了“岁币”这个让大宋朝至亡都摆脱不掉的耻辱之物，称其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不为过。不过，若是没有寇凖竭力主战并连蒙带骗的没让赵恒临阵脱逃，弄不好靖康之变就得提前120多年爆发，到那时想跟契丹人求个澶渊之盟都是妄想。
所以经常有人说寇凖拯救了北宋，并为其续命百多年，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可我还是觉得没道理。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事实上历史上除了南北朝时期那些姓刘、姓高的以及明太祖老朱以外，闲着没事就喜欢砍几个大臣脑袋耍耍的皇帝还真没几个。毕竟作为帝王哪怕能为所欲为，但要维持和治理江山还是少不了大臣们的协助和配合——只要没有触及到底线和核心利益，没谁愿意把彼此间的关系搞得那么紧张和复杂。
但皇帝难伺候倒是不假。历史上如秦皇汉武、唐宗明祖那样有着远大理想和坚定意志的明君雄主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皇帝身上都或多或少的有着这样那样的毛病。有时候大臣们一个没伺候好、让这位爷受了刺激，弄不好就会整出个精神病人，从此搞得天下大乱，谁沾上谁倒霉。
比如赵恒。这货刚即位时，因为老爹留下的家底比较厚实，再加上他当时比较勤政，还挺简朴，眼光又不错，任用了名臣李沆等人为相，于是将国家治理得不错。史书记载当时经济形势大好，国库充盈，百姓的日子也过得去，史称“咸平之治”。
起码在当时，如果谁要说赵恒是个昏君，那绝对是昧了良心。
但一场澶州之战和一纸澶渊之盟，彻底让赵恒与此前判若两人。
尽管官方拼命的吹捧澶渊之盟的正面价值，但真正的大人物们谁不知道那是咋回事？再者就算这纸跟契丹人的盟约对大宋朝真的利大于弊，那么居功至伟的也是与敌浴血奋战的将士和以寇凖、高琼、李继隆为首的文武百官，而那位本应该英明神武的皇帝陛下呢？除了拖后腿就是拖后腿。就算最终站在了前线鼓舞士气，那也是被哄着、逼着甚至是绑架去的，没当场尿裤子已经算是对得起列祖列宗了。
尤其是王钦若这个坏种还打着攻击寇凖的旗号给了赵恒致命一击：
于是，赵恒的心态崩了。
此后，为了挽回面子以及重塑帝王威严，他又是伪造天书，又是东封西祀，又是大建宫观，又是赏官赐禄，还宠信“五鬼”（即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这样的小人，把大宋朝上下搞得一团糟。最后到了晚年的赵恒，已经精神错乱到了半疯的状态，沦为了万世笑柄：
赵恒疯不疯、死不死的没人关心，关键是他的倒行逆施给大宋朝的衰亡拉开了序幕。
其一，赵匡胤和赵炅在位期间，尽管一直在推动崇文抑武的政策，但对于文官也不是一味的包庇纵容，该杀的也杀该贬的也贬，士大夫对此也不敢有啥脾气。
而赵恒在澶州之战中尊严丧尽，此后的倒行逆施又彻底失去了人心，使得君权与臣权失去了平衡。尤其是他为了挽回失去的面子，不惜给掌握了舆论话语权的士大夫做“舔狗”，更使得后者愈发嘚瑟了起来。
而在赵恒晚年因病将大权尽委于皇后刘娥，使得其野心萌发想做武后第二，使得后来即位的宋仁宗赵祯几乎沦为傀儡。后来即便亲政，也因为性格软弱使得士大夫愈发嚣张——后世流传的所谓“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与士大夫治天下”等谎言就是在仁宗朝传出并成为既定事实的。到了宋英宗赵曙在位时，富弼甚至胆大到了敢于当面发出废立之威胁：
这种事甭管发生在哪朝哪代，老富都得是拉出去剁碎了喂狗的下场。唯独在大宋朝，人家非但没事，还赢得了忠直的美名。
皇权不振，是两宋始终富而不强、大而积弱的主要原因，而这个锅必须由赵恒来背。
其二，在澶渊之盟以前，北宋经过40多年的经济恢复，已经日渐富庶，财政状况也非常良好。可是经过赵恒的一番装神弄鬼和大肆铺张，彻底将北宋的财政拖入了深渊：
从此，冗兵、冗官、冗费这“三冗”就成了勒在北宋王朝脖子上的绞索。哪怕是范仲淹、王安石这样百年一遇的大才出手试图解锁这一难题，其结果也是让靖康之耻来得更快、更猛烈了而已。
其三，赵恒在澶州城下的软弱，却让北宋君臣突然发现了一个低成本保家卫国的“妙招”，那就是花钱买平安。对于堂堂大宋朝来说，一年几十万银绢算个毛线？既然掏出这点钱财就能让大家继续花天酒地、混吃等死，谁还愿意多花百倍、千倍的真金白银去整军备战？于是国防日益废弛，武人的地位愈发猪狗不如，啥都不懂的文官都能冒充内行去前线瞎指挥，反正打输了无非是再多花点钱，又不是给不起……
于是大宋朝送岁币送得愈发轻车熟路。除了契丹人外，随后的党项人、女真人、蒙古人自然也少不了，反正谁来敲打大宋朝两下都能赚到大笔的票子花花。
然而要是花钱买平安这个妙招不灵光了，大宋朝的君臣就彻底懵圈了。于是徽钦二帝被像狗一样的掳走，于是宋恭帝赵?被忽必烈打发去当了和尚，于是陆秀夫只好背着宋末帝赵昺跳了海。
所以一纸澶渊之盟看似拯救了大宋朝的一时危局，但其实却为其最终的衰亡埋下了难以挽回的隐患。而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寇凖，又该怎样去评价他的功过是非？
翻开史书，无论正史野史，寇凖都算得上是个正面人物，风评极佳。
而史书都是士大夫们写的，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论断——那就是甭管寇凖的一生曾有多么的辉煌，后来又有多么的倒霉，但他的所言、所行和所为都是符合士大夫的价值观的。
而自科举制度使得士大夫阶层崛起以来，他们始终为之孜孜以求的是什么？当然是争权夺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斗皇权。
从这个角度看寇凖，他在澶渊之盟前后的一些行为就很好理解了。
首先可以确定的，寇凖是主张限制皇权、坚决维护士大夫利益的。至于什么关心民生、爱民如子啥的当笑话听听就得，不必当真。
早在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因为某些地区发生了旱灾，宋太宗赵炅就召来群臣商讨解决的办法。可是寇凖却脑洞大开的扯出汉时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一下子就把话题给带跑偏了：
那赵炅到底干了啥坏事？原来此前不久因为受贿，赵炅宰了一个叫祖吉的官，还打了王淮的屁股。而寇凖首先认为赵炅处置不公、包庇了王淮（这货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其次是反对皇帝对高贵的士大夫动粗，砍头肯定是不对的，打屁股也欠妥，所以才遭到了老天爷的报复。至于正在旱灾中嗷嗷待哺、死了一地的老百姓，哪有祖吉和王淮这两个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士大夫重要，又关他老寇啥事？
而史官对于寇凖的表现是持赞善态度的，还替赵炅表态“由是知淮为可用矣”。
而在澶州之战中，寇凖先捧后骗，后来几乎用绑架的方式把赵恒强行弄到了对辽作战的第一线，就差往他手里塞把刀子冲进敌阵砍人了——真有这个必要吗？
事实上当时契丹人虽然气势汹汹、一度打得宋军鸡飞狗跳，但很快就陷入了窘境。起码在赵恒被寇凖强逼着北上之前，他们已经在河北大地上转悠了好几个月，却只拿下了遂城、祁州和德清等几座不重要的小城。像保州、定州、冀州这样的大城契丹人根本啃不动，至于雄州、霸州、大名这样的战略要地，契丹人干脆连打都不敢打，只能绕着走。即便如此，他们仍损兵折将数万人，其中在瀛州一战非但没攻下城，反而被干掉了万余人，实在是有些打不动了。
而且在战略大势上辽军也是孤军深入、身陷重围——前有北宋禁军主力拦截，侧翼有河东军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只要身后无数座兵城中的河北守军齐出，那就是铁壁合围、关门打狗之势，契丹人就此全军覆没也非妄言。比如后来富弼在出使辽国时曾遭到战争威胁，就直接拿澶州之战说事，让辽兴宗耶律宗真哑口无言：
在这种情况下，辽军除了退兵就只能议和，否则根本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所谓的北宋有亡国之危，要么是危言耸听，要么是夸大其词，反正是别有用心。
而这时候把赵恒撵到前线去，除了提振士气外对战局毫无影响。况且要是这货在澶州城头尿了裤子的话，到底又能提振谁家的士气？再说要不是赵恒临战软骨头，弄不好澶州之战的结果就不是一纸澶渊之盟，而是宋军将契丹人一勺烩了、进而收复燕云十六州也说不定。
寇凖身为宰相，不可能不知道上述情况，更不可能不了解自家主子的德性。那么他非逼着赵恒上前线的目的为何？
最了解你的人永远是对手——寇凖的死敌王钦若尽管一肚子坏水，但是他揣摩前者此举动机时说的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啥意思？就是说寇凖一力主战，可是又没把握赢（一介书生，根本不懂军事），干脆就孤注一掷将皇帝也压上赌桌，要赢一起赢，要死一起死。
最后他赌赢了，可付出的代价却是赵恒的名声从此成了臭gou屎。而为了挽回名声，他又做尽了倒行逆施之事，最后将大宋朝拖入了深渊。
从这点来看，寇凖力阻赵恒逃亡迁都固然是使得北宋没有提前一百多年变成南宋，但是他此后的疯狂之举，却在有意无意间给大宋朝捅了最狠的一刀。
但要说他拯救了北宋，无论怎么说都是言过其实的。
赵恒并不傻，起码没傻透腔。所以在想明白了前因后果之后，自然对寇凖有了想法。于是在澶渊之盟的墨迹未干之际，他就把寇凖的宰相给撸了，然后撵到地方去眼不见心不烦。
不过到了14年后的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此时寇凖的死对头王钦若已遭罢相。另一个坏蛋丁谓盯上了这个位置，但资历却不够，便打起了拉上寇凖替自己撑腰的主意。偏偏寇凖又是个官迷，于是就不顾反对二度进京为相。
可是吃了丁谓喂到嘴边的饭，却并不意味着一生桀骜的寇凖就会给丁谓的面子。于是屡屡遭寇凖打脸的丁谓像王钦若一样恨上了他，更要命的是寇凖还看不惯替老公执掌朝权的皇后刘娥，拉着知制诰杨亿秘密谋划让太子赵祯监国——此时的赵恒已经病得完全无法理事，朝中最有权势的两个人就是刘娥和丁谓，结果统统都被寇凖得罪了个遍，而且还是不死不休的那种。
结果在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借宦官周怀政谋划政变之机，丁谓诬告寇凖参与谋反，想置其于死地。后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让他逃过一死，但也因此遭罢相被贬往雷州。3年后，寇凖病死他乡，享年63岁。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赵祯为寇凖正名昭雪，恢复其太子太傅、莱国公之职，赠中书令，谥号忠愍。
寇凖在如今的影视或曲艺作品中的形象通常都很正面。但在真正的历史中，这个人物经常让人不知道该说些啥好。
如果非要给个评价，那就是不靠谱。
有一次宋太宗赵炅紧急召集重臣商讨要事，结果大伙都到了以后就差一个寇凖。这时赵炅无须任何人提醒和报告，就非常肯定的说：这货一定是又喝多了。
这样的大臣要是摊上像秦皇汉武或是洪武、乾隆那样御下严苛刻薄的皇帝，没准脑袋都被砍了几个来回了。也就是老寇有幸生在宽容的大宋朝，非但皇帝能担待，官还能越做越大。
而寇凖嗜酒如命这一恶习实在是太出名了，以至于我怀疑他在做出把赵恒绑架去澶州这个决定时，弄不好也是醉醺醺的。
整个北宋因贪杯而闻名的重臣除了寇凖，另一个就是欧阳修。后者刚中举后被打发到西京（今河南洛阳）当推官，结果他一天到晚不干正经事，不是游山玩水就是喝酒泡妞，最后惹火了顶头上司王曙：
王曙和欧阳修谁说得对？当然是都对。毕竟人家王曙是寇凖的女婿，肯定不会说自己老丈人的瞎话；而欧阳修虽然做官糊涂，但做学问写文章的本事还是靠得住的。
想当初丁谓请寇凖二度拜相，亲朋好友都劝他不要中了丁老奸的诡计，干脆拒绝算了。可是老寇虽然已经快60了，却依然很有上进心，结果因为“不知止”而倒了大霉。
当然让他倒霉的直接导火索还是“纵酒过度”：
官迷、滥饮还大嘴巴，这样的寇凖要是还不倒霉，那才真是见了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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