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有钱有兵有权，为什么选择投降清朝

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明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监国，控制浙江东部地区。郑芝龙的兄弟镇江总兵郑鸿逵与户部郎中苏观生则一道拥立唐王朱聿键，一行人入闽后，南安伯郑芝龙、福建巡抚张肯堂、礼部尚书黄道周共同扶立唐王为帝，建都福州，建元隆武。江西、湖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等地的文武官员听到唐王隆武政权建立的消息，纷纷上表称臣，表示拥戴，令隆武政权成为名义上正统的第二个南明政权。

在拥唐群臣中，最有实力的还是海商郑氏家族，当时“兵食大事，俱仰给郑芝龙；隆武虽拥空名，实为寄生”。因此，隆武帝后来更封郑芝龙为平国公，郑鸿逵为定国公，毕恭毕敬地尊他们为太师，郑氏“一门勋望，声焰赫然”。当时的郑芝龙实际上是明朝末年中国海商阶层的代表人物，他进入南明隆武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海商集团进入帝国的统治中枢，并发挥重要作用。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他（指郑芝龙）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来说，他几乎凌驾他效忠的唐王，而的确地他已瞩目帝位了”。

但郑芝龙自始至终都是海商，他更喜欢没有领土与疆界的海上贸易王国，他更像战争中卖粮食给敌国发大财的荷兰商人，而不像宁死也不食敌国粟黍的中原义士。作为海商，他与明朝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买卖的关系，明朝授予他高官，而他为明朝平定东南海疆，并从中谋利，获得巨额财富。现在，清军大军压境，他开始感到不能再抱住脆弱的唐王政权而放弃如此庞大的私产，更不愿离开他安乐的老巢，再过漂泊不定的海上生活。他自以为在福建、广东海域拥有强大的水师，满洲贵族的军队擅长骑射，缺乏水上作战能力，势必像明朝皇帝一样看重自己。他在与儿子郑成功的对话中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礼我。苟与争锋，一旦失利，摇尾乞怜，那时追悔莫及。”

可惜郑芝龙这次的盘算打错了。18年前他能够受明朝招降，是因为明朝已经衰落到意志与能力上根本不能剿灭他，否则绝不容民间海商海寇成为官府海防游击。如今时势不同了，清朝正在兴盛之时，帝国江山己在囊中，岂容得海寇纵横。清军进抵泉州之后，郑芝龙满心欢喜前往清营投降，当晚便剃发留辫，换上满族装束。谁知，欢饮三日之后，博洛忽然在半夜传令拔营回京，并命郑芝龙随军北上，郑芝龙心知中计，但已是“神龙失势，与蚯蚓同”，无可挽回了。

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率兵到达台湾，清廷已鞭长莫及。为了报复，九月二十四日，清廷以郑芝龙“怙恶不悛、包藏异志、与其子成功潜通、教唆图谋不轨、奸细往来、泄漏军机等项事情，经伊家人尹大器出首，究审各款俱实”为由于十月初三日诛杀郑芝龙及其子孙家眷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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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一直都在反清，可为什么他的父亲却在帮助清朝？

归根到底一句话，道不同不相为谋，郑成功与他父亲郑芝龙追求不同所选的道路也不同。郑成功所追求的是民族大义，是一个富有爱国情怀的民族英雄。而他的父亲郑芝龙所追求的是个人小利，迷失于权利之中。

郑成功家里的郑氏集团是一个亦盗亦商的航海世家。郑芝龙的航海技术十分了得，郑成功在他的身上也汲取了不少宝贵的航海作战经验。当时的郑芝龙拥有一支实力强大的私人海军，清朝十分忌惮他的水军实力，便使计用封王和封地的诱饵以招降他，而郑芝龙为了保存自己拥有的水军实力，也为了洗刷自己身上的海盗之名便不战而降了。投降之后的郑芝龙不但没被兑现封王封地的承诺，还被清朝廷软禁了起来，并多次以郑芝龙威胁利诱郑成功等将领归顺朝廷。

郑成功是一个忠贞热血的爱国的民族英雄，为了民族大义当然不肯归顺于清朝。可他万万没想到以郑芝龙为首的郑氏集团竟成了他为理想而战斗的路上的绊脚石，拦路虎。归顺后的郑芝龙多次写信招降郑成功等将领， 有不少将领响应，这无疑给郑成功的兵力削弱不少。

后来郑氏集团中以郑鸿逵，郑芝豹，郑芝莞为首等叔伯协助了清朝偷袭厦门，使郑成功厦门失守损失惨重。郑氏集团的“背叛”行为，使郑成功非常寒心，不禁感叹，“家门为难，与虏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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