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灭亡时的悲壮时刻，死守孤城抵抗24万清军，连斩3王18将

南明宏光元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天天996不下班的崇祯皇帝吊死在了煤山，宣告了永久性下班，而目光短浅的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坐上了龙椅，可惜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被赶回了老家。

弘光帝匆匆在南方继位，大明自此走入南明时代。

此刻局面对于南明而言非常尴尬，因为北有女真满清，西南盘踞着李自成和张献忠，大明千疮百孔已病入膏肓，这样的局面谁能力挽狂澜呢

没人做不到，特别是史可法坐镇的扬州被攻破以后，南京城破也尽在眼前。

扬州四月被清军攻破，而在五月清军兵临南京城下，由于弘光朝堂大臣叛变投降，南京几日便被攻破，弘光帝成为了清军的俘虏。

清军灭亡了弘光政权后，承诺不易衣冠、不改习俗、不变发式，于是南方各城相继投降。

可是没有想到，此后没有想到，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出尔反尔，在中原成为定局后推翻了之前的怀柔政策，直接出台了剃发令。也就是后世所说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以此彻底消灭明朝留下的文化，让万民接受清廷的统治。

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一些城市出现了反对清廷这项举措的义士，各地开始揭竿而起。

其中江南地区的反抗情绪最为浓烈，比如江阴这座小城，便在这个时期书写了一段荡气回肠且悲壮的历史。

在剃发令颁布之后，江阴百姓们非常义愤填膺，于是立即揭竿起义，要恢复大明。

当时江阴的知县也派出部队镇压，可奈何起义人士众多，江阴知县被俘后被起义人士处死。

江阴此后被完全控制在了起义军手中，当时起义军的陈明遇推荐了典史阎应元做领袖，担任守城的重任。

阎应元没有带过兵打过仗，也没有守过城，可是在他的带领下，江阴一城打出了大明人最后的气节。

在得知江阴叛乱后，清廷大怒，立马让常州知府派出三百兵马前来镇压。清廷认为，一个小城没有正规军，如何能够抵抗得了正规军的进攻。

可是清廷失算了，常州知府三百兵马还没到江阴便被消灭在了秦望山下。

从第一役的完败，清廷得知守卫江阴的阎应元有带兵统帅的能力，不可小视。

的确，阎应元虽然没有打过打仗，但却读过兵书，会灵活运用。在成为守城官后，阎应元便查看了江阴所有户口，将年轻力壮的男性编入守城军里面，并从这些人中挑出了四个得力干将，分别驻守江阴四门。

阎应元做完这一切后，开始了对内奸的逮捕，稳住了内部不乱，此后将江阴所有的军械粮饷集中，保证了此后长期抗清的准备。

清廷在第一役失败后，指派了刘良佐率兵数万包围了江阴，这位刘良佐曾经为山东总部，建立过大大小小数十场战役，可是偏偏，对于江阴这座小城毫无办法，打不下来，招降也招降不了，清廷对其从开始施压变得不信任，此后还派出几位王爷来先后督军。

可是依旧不管用，数万清军对该城采取了炮轰、多次冲锋攻城，可是始终无效。最要命的是，不止无效，并且率兵攻城的将军、王爷还多有死伤。

江阴之战一共进行了81天，在这一期间，清军死在江阴城下的有3位王爷、18名将军，士兵战损上万人。

当然，取得这一切战果，江阴也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坚守了81天后，江阴由于城东北角的城墙被火炮轰塌，清军蜂拥而上，最终攻破了江阴。

江阴守将阎应元负伤投湖，四大城门守将先锋皆战死，江阴百姓们在失去了主将后，依旧誓死不降，和清军在江阴的小巷里进行了巷战。

没有主将，再加上没有了城池的屏障，百姓和正规军直接面对面，注定了巷战是一边倒的。

江阴之战的终局，城内外军民伤亡6万人，而此后清军怒而屠城，江阴城内只存大小53人。

小小的江阴城给清军八旗子弟留下了心惊胆寒的阴影，大明诸城如果能如江阴一般，大明何故崩塌得如此之快 清军如何能占据这天下

江阴之战最终失败，但完全展现出了明朝军民们的义血，这些无名之人存于历史中，已经胜过一切。

数万人为国殉难，没有一人投降，他们明明知道大明没了，但却不惜牺牲性命来反抗入侵，这是何等气节和勇气。

而相比起南明政权的首都南京，高官们一天则降清，多么令人唏嘘！

所以回望历史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当我们感慨历史上那些至暗时刻的时候，依旧可以发现许多人性光辉的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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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的过程！！

1.萨尔浒大战
明朝与满清的第一次大战就是萨尔浒大战。以兵力论。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而明朝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满清的世仇）兵二万，朝鲜（中国的属国）兵二万。共二十万左右。明朝是攻势。（一说明军共为九万兵力）明军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有火器钢炮，火锐利得多。
清兵为一路。明军兵分四路，一路由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一路由辽东总兵李如柏率领；一路由开原总兵马林率领，并有叶赫援军；一路由辽阳总兵刘綎率领，并有朝鲜援军。杨镐坐镇沈阳指挥。
在指挥上，清兵统帅是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历史上少有的天才军事家。明军的总统帅杨镐是文官，缺乏带兵经验，没有军事常识，虽然手下每一路的将领不乏经验丰富的军官，但是总体调度肯定有问题。
就士兵的素质看。其时明军政事腐败，连带军政废弛，军队缺乏训练，没有必要的军事准备。而且士兵来自各个地方，南方的士兵对北方寒冷气候不适应。清兵却是身经百战，军纪严明，在辽东作战，熟悉地形，适应气候，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清兵采取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战略，首先主攻明军西路。
西路军总兵官杜松，明军勇将，率军六万，是为明军主力。史书记载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就甚么也瞧不见了。杜松下令点起火把。这下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整个成为清兵的箭靶子。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主攻，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杜松的身中十八箭而死。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全军覆没。
马林闻变，急守尚间崖（距萨尔浒山约二、四十里）。努尔哈赤挥军北进，大败马林兵。马林仅以身免，逃回开原。叶赫兵见势，不战自退。既败杜松、马林之兵，努尔哈赤即统八旗返回赫图阿拉。
当时刘綎不知萨尔浒之败，努尔哈赤使明朝降卒持杜松令箭，假报杜松已得胜深入，刘綎遂直进赫图阿拉，走到阿布达里岗，遭到后金兵夹击，刘綎战死于阵中，全军覆没。（东路总兵官刘絍，明朝骁将，曾打过缅甸、倭寇，更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大小数百战，威震海内）朝鲜兵大惊，不战而降。
明经略杨镐闻知三路兵败，急令李如柏撤兵，狼狈逃回。这一次战役，双方作战五日，后金大获全胜。萨尔浒之战的结果，辽东局势起了根本变化，从此明朝在军事上失去主动进攻的力量，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后金则由防御转入进攻，萨尔浒战后不久，后金又连下开原、铁岭，并灭掉叶赫，兵锋直指辽沈。
这场大战是清兴亡的关键，当时明朝国力强大，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当时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所以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在1.5亿左右。其时满清人口约为50、60万，士兵为十万左右。无论怎样计算，明朝的人口远胜满清。明朝可算是有近乎无限的补充能力，满清却是难以承受一败。
就战前条件权衡，未必能证明满清一定能够胜利。明军各路指挥官都还是有能力的。
从后来的明清多次战争来看，明军问题主要在于士兵的战斗力，野战能力极差，而且士气低落。明清的兵力差距很大，当时明军士兵还没有畏惧“辫子军”的心理，取胜不是没有可能。而努尔哈赤能够以集中兵力，利用时间差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分别与三路明军交战。这种运动战中部队的快速行动速度、持续作战的战斗力，以及统帅高超的指挥能力，的确令人咂舌。
明朝后期赖以克敌制胜的锐利火炮在这场战斗中派上用场。火炮固然威力大，攻击力强。但是致命缺点的是移动力差，如果一味依靠火炮，在野战中反而会拖累部队。
这场明清第一次大战，暴露了明军一些问题。随着以后的战略的发展，明军这些问题越来越体现在战略决策上，从而导致明军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因为战争的原因，造成巨大的军事开支使得明朝不断加重赋税，激化了国内的矛盾，导致明朝遭遇内忧外患的袭击，两面作战。
不过当时谁也不会料到满清将会取代明朝入主中原。满清无论从哪方面说，根本没有灭亡明朝的实力，（事实上明朝也不是满清灭亡的），在军事实力上满清也缺乏统一中原的兵力。努尔哈赤之后的皇太极，一代雄主，以战略眼光认识到自身实力的先天不足，没奢望满清能战胜明朝，只是努力想让明朝承认满清在山海关以北的统治地位，所以战略上一直很谨慎。
2.明朝皇帝

努尔哈赤以13幅甲胄起家，到统一北方，野心勃勃。满清努尔哈赤有军事天赋，皇太极有政治天赋，多尔衮兼而有之。他们积极进取，都在小心翼翼地强大自己的实力，以前所未有的器量拉拢明朝的人才，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相反明朝的皇帝，行径却是匪夷所思，以常人不可想象的作为逐步毁灭自己的王朝。
首先得从神宗说起。神宗年号万历。坐了四十八年的皇位。当时明朝经过张居正的治理 ，发展相当的不错，国家富强。可是要破坏一个国家，对皇帝来说易如反掌。
神宗的所作所为简直不可理喻，可是明朝就是出了这么个皇帝，而且以后的几个皇帝都分别在自己的领域毫不逊色神宗。
神宗懒。
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
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神宗能够懒到这种地步，完全不理国是。大臣们的直言犯忌、乃至所有大臣都在骂皇帝了，也置之不理，以神宗的懒惰而言，很有可能是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
难以想象天下会有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皇帝。但事实上这样的皇帝竟然存在。对神宗而言自然谈不上什么战略了，想来再有本事的人在神宗面前也只能放弃努力。
神宗的贪也是一绝。
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为什么还要囤积财产呢？皇帝拿这些钱能有什么用处呢，他要什么就有什么，钱能做什么用呢。可是神宗这个皇帝偏偏爱财如命，不过在明朝皇帝中倒也不是绝无仅有的。神宗在贪这一点上一点都不懒，比今天的贪官污吏的热衷丝毫不逊色。
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张居正死后，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神宗其他什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呈报上来，就立刻批准。
神宗重用太监，让太监作为皇帝代表到处搜刮，所收上来的钱全部放进自己的私人仓库，称为“内库”。
可以想象，这些有极大权力的太监出去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混乱。太监本来就是心理不正常的，现在以皇帝的名义做事，有着不受限制的权力，正是宛如出笼的猛虎。他们在将税上缴给皇帝的同时，也要给自己积累财富，这些钱对明朝老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这样一个在位四十八年的皇帝和他的政策。就是明朝溃烂的开始。
正在神宗懒与政事、大肆搜刮的时候，满清开始崛起，并且发兵攻明，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举朝震骇。这时明朝发动了一次反攻，进行了前面介绍的萨尔浒会战。
萨尔浒会战大败，杨镐全军覆没，朝廷派熊廷弼去守辽东。
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都已经失陷。经过几十年神宗的“勤于国事”，其时军队纪律荡然，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免出战。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竟然全部逃跑。
面对这样的局面，皇帝还是拖欠军饷。
边界上的警报不断传来，群臣请求皇帝临朝，会商战守方略。皇帝总是派太监出来传谕：“皇上有病。”无论如何也不肯召开国防会议。神宗的战略，我是迷惑不解的。
神宗死后，儿子光宗只做了一个月皇帝，误服药物而死。光宗的儿子朱由校接位，称熹宗，年号天启。
熹宗最大的特长就是做木匠活，并且真是一手好手艺。到了醉心于木匠活的地步。如果他是个木匠，倒也还称职，可是他偏偏是皇帝。
熹宗又是另外一个匪夷所思的皇帝。他对明朝最大的“贡献”就是重用了魏忠贤来治理国家。魏忠贤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太监。想必任何一个王朝有了魏忠贤，就只能有亡国的下场。
于是魏忠贤撤掉颇有军事才能的熊廷弼，重用一大批八股文专家为统帅，导致了每每全军覆没，已经意料之中了。
明朝的这几个皇帝根本不在乎江山，一心一意的做自己的事情，倒也还逍遥快活。与满清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相比，明朝的皇帝完全没有战略可言。很奇怪明朝居然还能生存这么久，这样一个腐烂的王朝，真不如早点结束好啦。
身为皇帝这样的不负责任、愚昧、愚蠢。究竟是谁的过错呢？明朝后期的太监掌权危害，其患并不在太监，而在君王的放纵太监。就战略来看，仅以双方统治者比较，明朝不亡，已 经是没有天理了。

3.明朝的军事实力

以下是明代正规军的装备介绍。
每一营(5000人)其用霹雳炮3600杆, 合用药9000斤，重八钱铅子90万个；步枪、大连珠炮200杆, 合用药675 斤；盏口将军160位（盏口将军是明代对野战重型炮的称呼），另外有1000人为骑兵。
可见明朝军事实力很强，有重炮，有很多使用火药的攻击武器。可以看到，明军装备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比起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弓箭刀枪的清军，差距极大。
人数方面，明朝军队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朱元璋刚建国的时候，全国军队达180万人，后来永乐到正统时期甚至超过200万，正统以后保持在120万的水平。
而满清入关前最多也就十万八旗子弟。
明朝在装备和军力有巨大的优势，为什么会作战失败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军事制度，明朝制度是“将不专兵，兵不私将”。明朝的兵和将不是在一起，而是分开独立的，需要打战的时候才集结一起。这样能够防止大将拥兵自重造反，但是作战起来，则是效率低下，管理混乱和训练不足。
兵源问题。明军部队主要的来源是 “垛集军”。“垛集军”就是把大批人民划为军籍，世代相传。明朝皇帝一般把自己的对头变成垛集军的来源。
军户的生活相当悲惨。强制的军事屯田，世代不得脱籍，军饷微薄，战时做炮灰，平时做苦力，逃亡则采取连坐，强制亲戚家人代替。这样的兵源先天缺乏强大战斗力和高昂的士气。而且这种“为战而战”的“职业”士兵很容易军心涣散，厌战心理很强。
在明朝后期，采用了募兵制的征集部队方式。一般结果是民众将军饷一抢而空，然后四处逃命。
养兵问题。明朝实行军事屯田制度，的确是自力更生，不花国家的钱。但是在战争时期是行不通的，如果皇帝以可以屯田为借口克扣军饷，很容易导致兵变，军人生活已经困苦不堪，还要克扣正常开销，只会使得军队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并且毫无斗志。
战争时期军饷是极其严重的问题。神宗天性贪财，熹宗宠用的魏忠贤贪财，那些权位极高的太监也贪财，要发达的人只能以钱来谋升官，升官后自然要千百倍的剥削回来。军队的管理这也是这样，军官大肆贪污，虚报兵数。于是军费开销越来越大，户部这儿越来越没钱，只有加重老百姓的赋税。就这样矛盾越来越激烈，军事问题却没有解决。
政治上的战略直接影响着战争的战略。
明朝重文清武，军队的统帅基本都是文人出身，比如袁崇焕，也是进士出身。文人出真正的帅才很不容易，明朝的运气很好，明末抗清有三个名将，功勋卓著：熊廷弼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做八股文考中进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现了三个军事专家。可是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杀死了另外两个。其他的文人统帅基本上就是全军覆没。
明朝的战略基本上是防守型。所以袁崇焕能够以几千士兵防守住满清十万大军，但在是野战的时候，明朝优势兵力却难以击败清兵。明朝的长城是很有名的，长城就是典型的防守型战略思维产物。
明朝后期根本缺乏积极进取的皇帝，战略谈不上积极进取是很正常的，加上体制和实力的约束，后期已经无法开展进攻战了。
所谓明朝的超级装备，在某些条件下就变成了不利因素。火炮是从外国传来的，制造这些装备需要大笔的开销，为了避免损耗和外流，一般这些装备都保存起来。可是到了战争的时候，士兵不会使用这些火炮，经常发生击中自己人的事情，更可笑的事，府库管理由太监把持，要使用火炮抗敌，还要向太监们行贿才行。
于是军事技术上的进步完全被政治腐败抵消了。
可见政治上的腐败完全能够抵消军事实力、军事装备的优势。这个时候军事上的优势甚至变成了危害自身的劣势。从战略上看，这些战争没打之前已经胜负已分。
如果不改变明朝腐败的制度，或者说不改变专制的制度，纵然是积累了战术层面上的胜利，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明朝的腐朽注定了他的没落。
明朝的溃败不是靠某个英雄能够挽救的。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英雄注定了悲剧的命运。
4.袁崇焕
在官渡之战的时候，曹操并没有必胜袁绍的把握。军力相差太多，自己粮草不够，袁绍也不是昏庸之极的人，手下有大批谋士和猛将。曹操要战，是不得已。如果战前有求和的机会，曹操是不会放过的，积蓄自己的实力，削弱敌人的实力，从而达到不战而胜，或者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才是真正的战略。可是战与不战，本是曹操能够控制和选择的，其实曹操退无可退，退兵则必败。既然大环境不是曹操可以决定的，那曹操抱怨也无济于事，只有利用自
己的优势和袁绍的劣势，把握最佳的时机出击，如此而已。结果虽然曹操的胜利，但并不是战前可以肯定的。即使有取胜的机会，也仍是需要双方统帅对队战机的利用、转换、把握能力。曹操还是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战后烧掉了自己军中与袁绍联系将领的名单，固然是收买人心的手法，但也是证明曹操清楚地看到那时的形势。
同样，袁崇焕无力改变当是明朝政治的腐败，而且抗清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的。但是袁崇焕不可能什么也不做，他还是有可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训练士兵，将满清控制在北方，甚至如果皇帝信任，假以时日，消灭满清也不无可能。看皇帝的战略，需要看到政治的高度，需要看的是吏治、政策、管理、用人。就一个将帅而言，要看的就是他在自己能力和权力范围内的作为。尤其是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的作为。很像下象棋，你比对手少了一匹马，埋怨和
不冷静不会对你后面的棋有任何帮助，只有确认这个情况，下出着这种劣势情况最好的对着，利用对手的弱点和软手，争取胜利或者求和。才是正确的战略。
所谓战略，就是判断决策的过程，虽然能够对结果有直接和较大的影响，但最终结果并不是单方面战略能够决定的。凭借结果来对一个人定性是不可取的。
袁崇焕初到辽东的时候，局面很艰巨。明朝军事上已经是几番惨败，颇有军事才能的熊廷弼也被无端逮捕，士气低落。背后是昏愦胡涂的皇帝、屈杀忠良的权奸、嫉功妒能的言官；手下是一批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将官不全，兵器残缺，领不到粮，领不到饷。
当时明军一切守御设施，都集中在山海关。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清兵若是来攻，立刻就冲到关门之前。
袁崇焕提出了将防线向北移的战略，不久他到达了宁远，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袁崇焕到后，当即筑城，次年完工，城高墙厚，成为关外的重镇。这座城墙把满清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
袁崇焕指挥明军打赢了两次宁远大捷，都是血战险胜。但是这两次的胜利都是属于防守性质的，什么时候开战、什么时候撤走，都取决于满清，清兵有了这样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可以掌握战机，不利的时候就撤退，所以并没有给清兵造成实力上的致命一击，而且明军野战能力极弱，防守已经是十分勉强，更不用说追击。这两次大捷，其实都是清兵的战略撤退，而不是溃败。
其间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其中主张：一、用辽人守辽土；二、屯田，以辽土养军队；三、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他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
而且袁崇焕还提出和皇太极议和。（这时努尔哈赤已死，满清由皇太极掌权）当时议和是对双方面有利的事情。
满清方面，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皇太极的权位还不巩固。在经济上，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市场。满洲当时是奴隶制，掳掠汉人农耕，生产力低。但军队大加扩充，这时已达十五万人，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偏偏又遇上严重的天灾，辽东发生饥荒。向关内侵略，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
在这时候，皇太极定下了正确的战略：侵略朝鲜。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明清交战时，朝鲜出兵助明，又供给明军粮食，成为满清后方的一个牵制。皇太极进攻朝鲜，可以解决经济上、战略上的双重困难，同时凭借军事胜利树立威望，巩固权位。（不久满清进攻朝鲜胜利，朝鲜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
明朝方面，明方需要的是练兵、筑城、屯田。明朝需要精锐的野战军，需要建设防御极强的城，更主要的是，朝廷向来拖欠军饷，不得已还要屯田来保障补给的供应。
明方的议和是攻势的，最后目标是消灭满清，收复全部辽东失地。清方的议和主要是守势，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双方和平共处，进行贸易。
满清所提的要求是经济性的，皇太极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对于缔结和平具有极大诚意。可是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国，于对方来信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而且对于议和一概不予理会。并且有大臣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
谈和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袁崇焕还是利用了满清入侵朝鲜的时机大大巩固了宁远的防御。不久袁崇焕在魏忠贤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直到崇祯杀死魏忠贤后，才重回宁远担当大任。袁崇焕坚持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主的战略。他第二次督师宁远 ，主要战略就是解决两个问题。
其一，军饷问题。
当时为了军饷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军变。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达四个月之久。袁崇焕杀了几个为首的军官，暂时平息了局势。可是军饷迟迟不到，兵士又哗变。朝廷一次又一次的欠饷，袁崇焕提出了发“内帑”，“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崇祯为此很不高兴 ，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最后才很不得已的拿出钱来。（看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府库清单所 列，府库存银三千七百万两，金数千万两，而户部仅银四十万两、捐银二十万两。可见国库之虚，而皇帝的私家库房还是很充足，崇祯很舍不得拿自己的钱出来）
其二，议和问题。
袁崇焕罢官时候，皇太极开始自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与皇太极开始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反应。袁崇焕提出先决条件，要皇太极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皇太极一直千方百计的求和，不但自己写信给明朝边界官员，又托朝鲜居间斡旋，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劝告。每一个战役的目标，都是“以战求和”。他清楚的认识到，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满族的经济力量很是薄弱，不会纺织，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
再看一段史实记载。
《天聪实录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 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 。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
可见皇太极有相当的自知之明，用辞十分谦卑。而崇祯毫不理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他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他打任何交道。既不了解形势，又妄自尊大 ，并且还激怒了皇太极。
崇祯二年，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避开袁崇焕防守的东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可见满清之入侵，不是一个山海关可以守住的）
清军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袁崇焕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比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恶斗八小时，清兵终于不支败退，退了十余里。
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在军事上并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贪图侥幸。他对部属说：“按照兵法，侥幸得胜，比打败仗还要不好。”
袁崇焕其时因为急于救援，来的兵力较少，他想等到集结大规模兵力，再对清兵进行彻底的反击，于是他调度部分兵力深入敌后骚扰清兵，没有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本来这个战略是很正确的，皇太极这次孤军深入，已经犯了兵法大忌，按照袁崇焕的想法，完全有可能将满清部队一次性的击溃。要知道，满清根本无法承受一次这样的毁灭性打击。所以袁崇焕在等待最好的战机，等待勤王大部队的集结。
就在这个时候，清兵溃败之后，心中不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北京城的居民顾着自己身家性命，说袁崇焕不肯出战，别有用心。许多人说清兵是他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
崇祯看到袁崇焕迟迟不肯决战清兵，又听到北京城了谣言四起，忧虑重重。加上皇太极恰到好处的一个“离间计”。崇祯终于把袁崇焕下狱了。
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崇祯催促满桂（袁崇焕手下大将）冒险求战，满桂不得以出兵，全军覆没。
祖大寿（袁崇焕手下大将）本来率军营救京城，看到袁崇焕下狱，掉头冲出山海关北去，结果又被袁崇焕修书回兵，意图打胜战立功救出袁崇焕。和清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切断清兵后路，逼迫清兵退回辽东。（袁崇焕死后，旧部祖大寿、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宁远、大凌河要塞，清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
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很多。袁崇焕下狱，导致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从此溃兵加入流寇，使得只会抢粮、不会打仗的饥民有了军事上的领导， “流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长为明朝的威胁。
后来，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在押送处死中途中，就被民众“咬穿肚腹，直达内脏”。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
袁崇焕既忠且能，可惜生不逢时，最后还落得一个凌迟。经历过袁崇焕的凌迟，以为无论谁投降满清都是可以理解的，想想以袁崇焕如此忠心耿耿，尚且是这样下场，何况其他人。
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吴三桂父亲吴襄曾为宁远总兵，都是袁崇焕的部属。明清之际，汉人的统兵大将十之七八是关辽一系的部队。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左良玉、曹文诏、曹变蛟、黄得功、刘泽清等都是。这些人有的投降满清，有的为明朝战死，都是极有将才之人，麾下都是悍卒健士。这些都是袁崇焕战略下培养出来的精兵强将 5.凌迟
相对于那个悲剧的时代，凌迟只是盛筵上一个不起眼的水果拼盘而已。那只是一个小小的结束，并不是这幕悲剧的高潮。那个悲剧时代太多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凌迟看起来也不算很不可理解。
既然说袁崇焕在战略上根本没有过错，为什么又会导致凌迟这个最终结果呢？难道是命运的不公平吗？命运甚至没有给过袁崇焕机会，都是袁崇焕自己在争取。相比之下，命运给了吴三桂机会，吴三桂也及时把握住了，命运也给了史可法机会，史可法却毫不犹豫的放弃了。
袁崇焕能够避开凌迟的命运吗？
袁崇焕绝非不知进退的人。在魏忠贤权倾天下的时候，袁崇焕一样在辽东给魏忠贤建生祠，魏忠贤派太监监兵，袁崇焕也应付得很好。袁崇焕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他中进士的主考官、保荐他的御史等都是东林党的巨头。可是在袁崇焕的战略中，他首先必须要有督师这个官位，才能够开展自己的练兵、守城战略计划，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当时，魏忠贤大肆消灭东林党人，对袁崇焕还算客气，不能不说与袁崇焕的妥协战略有关。到了今天，有些人习惯性的指责历史上说过违心话的人物，认为他们应该宁死不屈，直言不讳，其实是太过了。有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令人敬佩，有人忍辱偷生，也是为了解决问题，付出的代价、承受的压力更大。
要袁崇焕像史可法一样战死，像东林党人一样骂魏忠贤而死，很容易做到。袁崇焕并不畏死，可是这样的死除了给中国历史上增添一个道德高标，给自己留下一个“有气节”的名声，还能够怎么样呢？能够解决当时一丝一毫的问题吗？对国家有一点建设性的作用吗？当时明朝能够没有袁崇焕这样的人才吗？
然而，纵然是崇祯信任和重用袁崇焕，给予他完全的权利和军饷，袁崇焕如愿以偿地在彻底消灭满清，那又怎么样呢？
他马上要面对的是李自成的百万大顺军。他还能够成功吗？
袁崇焕就像是一个消防队员，他积极的扑火，可是外面、里面都起火了，而且火势愈来愈大，最终他也会力不从心，他很有可能也能够平息李自成的大顺军，但是明朝腐败的制度才是那个到处放火的，他能够平息以后显然越来越多的“反贼”吗？他又能够忍心对没饭吃，不得不造反的农民下杀手吗？或者说，他能够觉悟而反对明朝吗？
袁崇焕的结果是那个年代注定的悲剧，凌迟只是悲剧结局的一种而已。

明朝灭亡的原因

明朝灭亡的内因其实在明朝初建就形成了，历史上还没有哪个王朝像明朝那样建立之初就已经奠定了其灭亡的基础。就好比是按上了一个定时炸弹，时间一到，必炸的粉身碎骨。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促其灭亡的内因吧。
首先，皇权空前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发挥了很坏的影响。明朝皇帝不明白政治平衡的必要性，简单地以为只要大权绝对在自己的手中，江山就会永固。殊不知不受牵制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这一点上，不能不承认明朝是远逊与汉唐的。
政治上，皇权的绝对化，导致了法律形同虚设，大臣失去应有的气节。法律形同虚设，必然会使决策朝令夕改。官员与平民皆无所适从，全凭人主的主观想像与个人好恶。这就是为什么明朝反贪最严，却越反越贪；禁吏最厉，却越禁越猖。而且，每当皇位发生传接的时候，都会发生政亡人息的悲剧。太祖严防宦官，到了他儿子成祖的时候，却开始大量起用宦官。明代宦官专权，实源于成祖朝。明代也是对大臣最为苛刻的时代，在这一点上，远远比不上宋代。由于对朝臣的严重不信任感，太祖朝就建立了针对朝臣的特务制度，对朝臣实行最严密的监视。如此的怀疑，实非盛世之象。而明朝皇帝又生性残忍好杀，对自己不满的大臣就进行疯狂的屠杀。一代又一代的屠杀，杀尽了臣节，杀灭了大臣对皇室的感情与信任，只剩下对皇权的畏惧。那么，越到后来，越少治世之能才，越多混世之庸仆。而且个个对权力孜孜不倦，难免引起朋党之争。当皇帝勤政的时候，还可以维持基本的局面；而当皇帝殆政的时候，诺大的皇权就出现了真空现象。权力的空白总是要人去填补的，要么是权臣，要么是巨阉。但往往权力的天平总向宦竖倒去，因为他们是皇帝最亲近的人。
经济上，皇权的绝对化，必然导致政治权力对经济的干预，而这种干预又是带着消费目的的。这在封建时代是不可避免的，但因为明代皇权空前加强，基本不受其他政治势力的牵制，所以表现的就更加突出，危害性也更大。明代设立了皇庄，与民争利。而早要西汉，贾谊早就看出了这种弊端，写出《论贵贮疏》上呈，终被文帝采纳；桓宽在《盐铁论》中更是激进，要求皇帝基本不要干预民间经济的运作。汉初，在经济领域，基本上是奉行黄老哲学，皇室大力鼓励农业生产，基本不干预经济——萧规曹随，才有了日后大汉的繁荣昌盛。而明代皇帝非但要与民争利，更过分的是贪恋金银，设内帑而弃户部；最典型的就是万历帝。三大役已经花光了户部的钱，而万历却不拿分文充实国库，一旦在发生内乱外争，这钱往什么地方拿？还不是到老百姓那里掠夺！如次竭泽而渔，民焉有不反？在加上各诸侯，上下官宦的残酷刻剥，朱明王朝在农民起义军的喊杀中灭亡是迟早的事情。
文化上，皇权的决对化，使士风更加的萎丧。唐代的科举有进士，有明经，有特科。特别是特科，成就了不少千古名相，如贤良方正，如能言直谏，使天下才俊尽入毂中矣！宋代除了在考试制度上悉尊唐制外，考试形式上还有策论，古文等。而明代科举，只设进士科，而且考试形式限死在八股上。其目的就是使天下士子无法自由发挥，不能妄议朝政。选拔出来的士大夫，只能成为皇帝本人的奴隶，沦为皇权的执行者，而不是社稷的建设者。用这样目的选拔出来的人才，有几个能有真才实学？用利益把学术结合起来，匡骗了天下的读书人，使其不能把精力用在真正的研究上，一个个沦为与国无益的腐儒。所以，终明一代，出现了金凤在野而乌雀在堂的可叹现象。这些所谓的“才俊”再到官场上去洗涤一番，就更加的臭不可闻了！
军事上，因为皇权绝对化，叫皇帝把军权视为命根子。这就出现两种现象，一是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二是对战争的绝对指挥权。而战争永远是强者的武器，弱者去统领它，只能是败坏国家的武装机器。明代皇帝善于招降纳叛，把原来的土匪草寇都收进自己的帐下，这就是“以兵息寇”法。如果是强者去统御，那不会出什么乱子，如果叫弱者去统御，又逢乱世，这些人就会沦为兵寇，其危害性是毁灭性的。太祖，成祖都是在战争中打过来的人，知道怎么与这些人打交道；而后世之君深居内宫，不晓战事，又怎么去制服这些虎狼之师呢？所以到思宗朝，兵寇与民贼大炽，相交为患，烧灭了大明三百年的基业。同理，一个不懂战争的皇帝去指挥战争，只能导致亡国大祸。土木堡之变就是最好的例证。明代皇帝在这方面太缺乏必要的自知之明，不懂用人以利已的道理。
其次，宦官专权与厂特制度的结合，并祸乱民间。前面讲说，皇权空断是宦官专权的前提，而明朝皇帝也大多不争气，经年累月的不问政事是寻常之事，这如果放到其他任何朝代，大概都算是很荒唐的事情；而在明代却变成了常理！这些宦竖站据司礼监这一风水宝地，可以待皇帝批答奏文，下行诏谕，实际是上把最高的决策权与行政权都拦为已有。而明代外戚与朝臣的势力又特别的弱，失去权力的应有平衡，大权自然被权阉所带理。再加上宦官掌握了东西两厂，握有司法与缉查大权，天下人自然敢怒而不敢言。权力有衍生的趋势，权阉手握最高权力，自然会向经济，军事，文化上索取更多的权力。但由于太监干政是违背常理的，在道义上得不到任何支持，所以纷争必然会在统治内部蔓延起来，最后烧到了民间。王振时代，斗争还停留在相关人物上；到了汪直时期，就把打击面扩大到了整个官僚系统，甚至连平民百姓也不能免祸。刘谨被称为立皇帝，魏宗贤被称为九千岁，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明朝也在内部纷争中渐渐走向衰弱，走向崩溃！
最后，政治上的黑暗带来了风气上的败坏。由于明朝权力在各个领域的绝对化，导致了似欲的膨胀。大环境如此，却还要强调什么理学正统，这必然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客观地说，另一面也萌发了思想启蒙运动，王阳明的心学创立了出来。大禹治水，尚用疏的办法，而明朝统治者却在人性上用堵的办法，造成了人性的虚伪与分裂。民风焉有不坏之理？明儒强调正人纲，去私欲；暗底里却一个比一个肮脏堕落。表面上的道貌岸然，始终不能掩饰内心的龌龊渺弱。皇帝淫，官宦淫，百姓也淫。一家一本春宫图，虽然夸张，实为写照。明代尚贞，却泛滥了淫风，不得不给人一种虎头蛇尾的感觉。宋代曾有人总结国弱的原因之一是士大夫无耻，而明代的士大夫，可与宋代相比否？北宋灭亡，士人奋发图强，留有百年基业；而南明各小朝廷从上到下却醉生梦死，非但恢复无望，连偏安也不可得，被清军各各剿灭，悲哉！马士英之流，就是最好的典型；如此“中兴之臣”，焉有中兴之国？国之将亡，还损兵肥私，国之灭，皆常理！
汉以国强而恒亡，唐以兵盛而主熄；而明，恰恰是以权独而遭祸！可怜了思宗，伤心地看着这破朽的马车摔下悬岩，自已也以身殉国，吊死煤山。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复使后人而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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