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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洋人看戏及其他

柳华 2023-07-26 13:42:35

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也不失为一桩有意昧的事。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的开档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天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这都是中国。纷坛,刺眼,神秘,滑稽。多数的年轻人爱中国面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独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国人之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的距离祟拜着神圣的祖国。那么,索性看个仔细吧!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观光一番吧。有了惊讶与眩异,才有明了,才有靠得任的爱。

为什么我三句离不了京戏呢 因为我对于京戏是个感到浓厚兴趣的外行。对于人生,谁都是个一知半解的外行吧 我单拣了京戏来说,就为了这适当的态度。

登台票过戏的内行仕女们,听见说你喜欢京戏,总是微微一笑道:“这京戏东西,复杂得很呀。就连几件行头,那些个讲究,就够你研究一辈子。”可不是,演员穿错了衣服,我也不懂,唱定了腔,我也不懂。我只知道坐在第一排看武打,欣赏那青罗战袍,飘开来,露出红里子,五色裤管里露出玫瑰紫里于,踢蹬得满台灰尘飞扬;还有那惨烈紧张的一长串的拍板声——用以代表更深夜静,或是吃力的思索,或是猛省后的一身冷汗,没有比这更好的音响效果了。

外行的意见是可珍贵的,要不然,为什么美国的新闻记者访问名人的时候总拣些不相干的题目来讨论呢 譬如说,见了谋杀案的亥主角,问她对于世界大局是否乐观;见了拳击冠军,问他是否赞成莎士比亚的脚本改编时装剧。当然是为了噱头,读者们哈哈笑了,想着:“我比他懂的多。名人原来也有不如人的地方!”一半却也是因为门外汉的议论比较新鲜戆拙,不无可取之点。

然而为了避重就轻,还是先谈谈话剧里的平剧吧。《秋海棠》一剧风靡了全上海,不能不归功于故事里京戏气氛的浓。紧跟着《秋海棠》空前的成功,同时有五六出话剧以平剧的穿插为号召。中国的写实派新戏剧自从它的产生到如今,始终是站在乎剧的对面的,可是第一出深人民间的话剧之所以得人心,却是借重了平剧——这现象委实使人吃惊。

为什么京戏在中国是这样地很深蒂固与普及,虽然它的艺术价值并不是毫无问题的

《秋海棠》里最动人的一句话是京戏的唱词,而京戏又是引用的鼓儿词:“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烂熟的口头掸,可是经落魄的秋海棠这么一回昧,凭空添上了无限的苍凉感慨。中国人向来喜欢引经据典。美丽的,精警的断句,两千年前的老笑话,混在日常谈吐里自由使用着。这些看不见的纤维,组成了我们活生生的过去。传统的本身增强了力量,因为它不停地被引用到的人,新的事物与局面上。但凡有一句适当的成语可用。中国人是不肯直截地说话的。而仔细想起来,几乎每一种可能的情形都有一句合适的成语来相配。

替人家写篇序就是“佛头着粪”,写篇跋就是“狗尾续貂”。我国近年来流传的隽语,百分之九十就是成语的巧妙的运用,无怪乎中国学生攻读外国文的时候,人手一篇“俗谚集”,以为只要把那些断句合文法地连缀起来,便是好文章了。

只有在中国,历史仍于日常生活中维持活跃的演出(历史在这里是笼统地代表着公众的回忆)。假使我们从这个观点去检讨我们的口头掸,京戏和今日社会的关系也就带着口头掸的性质。

最流行的几十出京戏,每一出都供给了我们一个没有时间性质的,标准的形势——丈人嫌贫爱富,子弟不上进,家族之爱与性爱的冲突——《得意缘》、《龙风呈样》、《四郎探母》都可以归入最后的例子,有力地证实了“女生外向”那句话。

《红鬃烈马》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薛乎贵致力于他的事业十八年,泰然地将他的夫人搁在寒窑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鱼。有这么一天,他突然不放心起来,星夜赶回家去。她的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已经被贫穷与一个社会叛徒的寂寞给作践完了,然而他以为团圆的快乐足够抵偿了以前的一切。他不给她设身处地想一想——他封了她做皇后,在代战公主的领土里做皇后!在一个年轻的,当权的妻的手里讨生活!难怪她封了皇后之后十八天就死了——她没这福分。可是薛平贵虽对女人不甚体谅,依旧被写成一个好人。京戏的可爱就在这种浑朴含蓄处。

《玉堂春》代表中国流行着的无数的关于有德性的妓女的故事。良善的妓女是多数人的理想夫人。既然她仗着她的容貌来谋生,可见她一定是美的,美之外又加上了道德。现代的中国人放弃了许多积习相沿的理想,这却是一个例外。不久以前有一张影片《香闺风云》,为了节省广告篇幅,报上除了片名之外,只有一行触目的介绍:“贞烈向导亥。”

《乌盆计》叙说一个被谋杀了的鬼魂被幽禁在一只用作便桶的乌盆里。西方人绝对不能了解,怎么这种污秽可笑的,提也不能提的事竟与崇高的悲剧成分掺杂在一起——除非编戏的与看戏的全都属于一个不懂幽默的民族。那是因为中国人对于生理作用向抱爽直态度,没有什么不健康的忌讳,所以乌盆里的灵魂所受的苦难,中国人对之只有恐怖,没有僧嫌与嘲讪。

“姐儿爱俏”每每过于“爱钞”,于是花钱的大爷在《乌龙院》里饱尝了单恋的痛苦。剧作者以同情的笔触勾画了宋江——盖世英雄,但是一样地被女人鄙夷着,纯粹因为他爱她而她不爱他。最可悲的便是他没话找话说的那一段:

生:“手拿何物 ”

旦:“你的帽子。”

生:“嚎,分明是一只鞋,怎么是帽儿呢 ”

旦:“知道你还问!”

逸出乎剧范围之外的有近于杂耍性质的《纺棉花》,流行的《新纺棉花》只是全剧中抽出的一幕。原来的故事叙的是因奸致杀的罪案,从这阴掺的题材里我们抽出来这轰动一时的喜剧。中国人的幽默是无情的。

《新纺棉花》之叫座固然是为了时装登台,同时也因为主角任意唱两支南腔北调的时候,观众偶然也可以插嘴进来点戏,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愉快的,非正式的空气近于学校里的游艺余兴。京戏的规矩重,难得这么放纵一下,便招得举国若狂。中国人喜欢法律,也喜欢犯法。所谓犯法,倒不一定是杀人越货,而是小小的越轨举动,妙在无目的。路旁竖着“靠右走”的木牌,偏要走到左边去。《纺棉花》的犯规就是一本这种精神,它并不是对于平剧的基本制度的反抗,只是把人所共仰的金科玉律佻挞地轻轻推揉一下——这一类的反对其实即是承认。

中国人每每哄骗自己说他们是邪恶的——从这种假设中他们得到莫大的快乐。路上的行人追赶电车,车上很拥挤,他看情形它是不肯停了,便恶狠狠地叫道:“不准停!叫你别停,你敢停么 ”——它果然没停。他笑了。

据说全世界惟有中国人骂起人来是有条有理,合逻辑的。英国人不信地狱之存在也还咒人“下地狱”,又如他们最毒的一个字是“血琳琳的”,骂人“血淋琳的驴子”,除了说人傻,也没有多大意义。不过取其音调激楚,聊以出气罢了。中国人却说:“你敢骂我 你不认识你爸爸 ”暗示他与对方的母亲有过交情,这便给予他精神上的满足。

《纺棉花》成功了,因为它是迎合这种吃豆腐嗜好的第一出戏。张三盘问他的妻,谁是她的恋人。她向观众指了一指,他便向台下作揖谢道:“我出门的时候,内人多蒙照顾。”于是观众深深感动了。

我们分析平剧的内容,也许会诧异,中国并不是尚武的国家,何以武戏占绝对多数 单只根据《三国志演义》的那一串,为数就可观了。最迅疾的变化是在战场上,因此在战争中我们最容易看得出一个人的个性与处事的态度。楚霸王与马谡的失败都是浅显的教训,台下的看客,不拘是做官,做生意,做媳妇,都是这么一回事罢了。

不知道人家看了《空城计分是否也像我似的只想掉眼泪。为老军们绝对信仰着的诸葛亮是古今中外罕见的一个完人。在这里,他已经将胡子忙白了。抛下卧龙冈的自在生涯出来干大事,为了“先帝爷”一点知己之思的回忆,便舍命忘身地替阿斗争天下,他也背地里觉得不值得么 锣鼓喧天中,略有点凄寂的况昧。

历代传下来的老戏给我们许多感情的公式。把我们实际生活里复杂的情绪排人公式里,许多细节不能不被剔去,然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感情简单化之后,比较更为坚强,确定,添上了几千年的经验的分量。个人与环境感到和谐,是最愉快的一件事,而所谓环境,一大部分倒是群众的习惯。

京戏里的世界既不是目前的中国,也不是古中国在它的过程中的任何一阶段。它的美,它的狭小整洁的道德系统,都是离现实很远的,然而它决不是罗曼蒂克的逃避——从菜一观点引渡到另一观点上,往往被误认为逃避。切身的现实,因为距离太近的缘故,必得与另一个较明澈的现实联系起来方才看得清楚。

京戏里的人物,不论有什么心事,总是痛痛快快说出来,身边没有心腹,便说给观众听,语言是不够的,于是再加上动作,服装,脸谱的色彩与图案。连哭泣都有它的显著的节拍——一串由大而小的声音的珠子,圆整,光洁。因为这多方面的夸张的表白,看惯了京戏觉得什么都不够热闹。台上或许只有一两个演员,但也能造成一种拥挤的印象。

拥挤是中国戏剧与中国生活里的要素之一。中国人是在一大群人之间呱呱堕地的,也在一大群人之间死去——有如十七八世纪的法国君王。(《绝代艳后》玛丽安东尼便在一间广厅中生孩子,床旁只围着一架屏风,屏风外挤满了等候好消息的大臣与贵族。)中国人在哪里也躲不了旁观者。上层阶级的女人,若是旧式的,住虽住在深闺里,早上一起身便没有关房门的权利。冬天,锦制的门帘挡住了风,但是门还是大开的,欢迎着国家大小的调查。青天自日关着门,那是非常不名誉的事。即使在夜晚,门闷上了,只消将窗纸一舐,屋里的情形也就一目了然。

婚姻与死亡更是公众的事了。闹房的甚至有藏在床底下的。病人“回光返照”的时候,黑压压聚了一屋子人听取临终的遗言,中国的悲剧是热闹,喧嚣,排场大的,自有它的理由;京戏里的哀愁有着明朗,火炽的色彩。

就因为缺少私生活,中国人的个性里有一点粗俗。“事无不可对人言”,说不得的便是为非作歹。中国人老是诧异,外国人喜欢守那么些不必要的秘密。

不守秘密的结果,最幽微亲切的感觉也得向那群不可少的旁观者自卫地解释一下。这养成了找寻借口的习惯。自己对自己也爱用借口来搪塞,因此中国人是不大明了他自己的为人的。群居生活影响到中国人的心理。中国人之间很少有真正怪僻的。脱略的高人嗜竹嗜酒,爱发酒疯,或是有洁癣,或是不洗澡,讲究们虱而谈,然而这都是循规蹈矩的怪僻,不乏前例的。他们从人堆里跳出来,又加入了另一个人堆。

到哪儿都脱不了规矩。规矩的繁重在舞台上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京戏里规律化的优美的动作,洋人称之为舞蹈,其实那就是一切礼仪的真髓。礼仪不一定有命意与作用,往往只是为行礼而行礼罢了。请安磕头现在早经废除。据说磕头磕得好看,很要一番研究。我虽不会磕,但逢时遇节很愿意磕两个头。一般的长辈总是嚷着:“鞠躬!鞠躬!”只有一次,我到祖姨家去,竟一路顺风地接连磕了几个头,谁也没拦我。晚近像他们这样惯于磕头的人家,业已少见。磕头见礼这一类的小小的,不碍事的束缚,大约从前的人并不觉得它的可爱,现在将要失传了,方才觉得可哀。但看学生们鱼贯上台领取毕业文凭,便知道中国人大都不会鞠躬。

顾兰君在《侬本痴情》里和丈夫闹决裂了,要离婚,临行时伸出手来和他握别。他疑心她不贞,理也不理她。她凄然自去。这一幕,若在西方,固然是人情人理,动人心弦,但在中国,就不然了。西方的握手的习惯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因之握手成了自然的表现,近于下意识作用。中国人在应酬场中也学会了握手,但在生离死别的一刹那,动了真感情的时候,决想不到用握手作永诀的表示。在这种情形之下,握手固属不当,也不能拜辞,也不能万福或鞠躬。现代的中国是无礼可言的,除了在戏台上。京戏的象征派表现技术极为彻底,具有初民的风格,奇怪的就是,平戏在中国开始风行的时候,华夏的文明早巳过了它的成熟期。粗鄙的民间产物怎么能够得到清朝末叶儒雅风流的统治阶级的器重呢 纽约人听信美术批评家的热烈的推荐,接受了原始性的图画与农村自制的陶器。中国人舍昆曲而就京戏,却是违反了一般评剧家的言论。文明人听文明的昆曲,恰配身份,然而新兴的京戏里有一种孩子气的力量,合了我们内在的需要。中国人的原始性没有被根除,想必是我们的文化过于随随便便之故。就在这一点上,我们不难找到中国人的永久的青春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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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后半生的心态如何?

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喜欢张爱玲的人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就能给读书的人莫大的快感。阅读的快乐只有在她那里才可以得到,至少对我是这样。读别的书你或许能知道道理,了解知识,得到震撼,但是只有读张爱玲的文章你才是快乐的。即便是有点悲剧意味的《十八春》依然如此!
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的如此精致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读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观照真是绝妙!张爱玲的才情在于她发现了,写下来告诉你,让你自己感觉到!她告诉你,但是她不炫耀!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其实用传奇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了。张爱玲有显赫的家世,但是到她这一代已经是最后的绝响了,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快乐的父母离婚,父亲一度又扬言要杀死她,而她逃出父亲的家去母亲那里,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赶上了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香港又沦陷,只得回到上海来。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大的不幸。本来在文坛成名是件好事,可是这在解放后居然成了罪状,最后只得远走它乡!
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现代女作家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著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有保持超脱的,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张爱玲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节称赏,《十八春》则能让读者大众如醉如痴,这样身跨两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时无二;她受的是西洋学堂的教育,但她却钟情于中国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少而又少。
现代著名作家,四十年代在上海孤岛成名,其小说拥有女性的细腻与古典的美感,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令人惊异,而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在当时亦是极为罕见。五十年代初她辗转经香港至美国,在此期间曾经创作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因其中涉及对大陆当时社会状态的描写而被视为是反动作品。其后作品寥寥,唯有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尚可一观。
张爱玲也曾为香港电懋电影公司编写《南北一家亲》等六个剧本,之后也曾从事翻译与考证工作。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有深交,她的作品即是透过宋淇介绍给夏志清先生,肯定张爱玲不世出的才情,而享誉国际。张爱玲遗产的继承人是宋淇夫妇,其中大部分交由皇冠出版社收藏。
一九九五年中秋夜,曾经瞩目中国文学界的才女张爱玲卒于洛杉矶一公寓内,享年七十五岁。
她的逝世使她的名字在文坛上再一次复苏。这位沉没了多年的作家一夜间又浮上水面来,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美。那刻的美是永恒的,因为张爱玲孤独的一生走完了,留下的一片苍凉与无尽叹息化成玻璃灵柩,守护着她过去的灿烂。隔着空间和时间的玻璃墙望回去,越光辉的成就也越凄凉。
张爱玲系出名门,祖父张佩伦乃满清大官李鸿章之女婿。祖母李菊耦则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不过她的童年是黑暗的,生母流浪欧洲,剩下她和弟弟在父亲和后娘的监管中成长(详见《私语》)。或许这是导致张后来的作品充满悲观跟势利的主要原因。她笔下的女性是实实在在的:自私、城府,经得起时间考验。就是这些近人情的角色的永恒性加重了她文字里苍凉的味道,反复地提醒着我们所有现今的文明终会消逝,只有人性的弱点得以长存于人间。至于她本人亦是斤斤计较的小女人:摸得到,捉得住的物质远较抽象的理想重要。
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试。后来战乱逼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了。关于她的一切文件纪录尽数被烧毁。对于这件事,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大有一种奈若何的惋惜。
此后张爱玲返回上海,因为经济关系,她以唯一的生存工具——写作,来渡过难关。《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却成为她的成名作,替张爱玲向上海文坛宣布了一颗夺目的新星的来临。张爱玲的这两篇文章是发表在由周瘦鹃先生主持的《紫罗兰》杂志上的。继之而来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金锁记》等等更奠下她在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地位。就在她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她却恋爱了。偏偏令她神魂颠倒的是为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
张爱玲为这段恋情拼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兰成已婚,不管他汉奸的身份。战后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如昔,全力捕捉汉奸。胡兰成潜逃温州,因而结识新欢范秀美。当张爱玲得悉胡兰成藏身之处,千里迢迢觅到他的时候,他对她的爱早已烧完了。张爱玲没能力改变什么,她告诉胡兰成她自将萎谢了。然而,凋谢的不只是张爱玲的心,她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亦随之而逝。往后的日子纵然漫长,她始终没再写出像《金锁记》般凄美的文章。在1945年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中,张爱玲榜上有名,这多多少少拜胡兰成所赐。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于1944年,分手在1947年,只有短短三年,却是张爱玲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后张爱玲在美国又有过一次婚姻,她与第二任丈夫赖雅相识于1956年,对方是个左派作家,两个人同年结婚。直到1967年赖雅逝世。

爱玲名字的来历

爱玲十岁的时候,母亲主张把她送进学校,父亲一再大闹着不依,最后母亲像拐卖人口一样硬把她送去了,因为已经有相当基础,所以进黄氏小学四年级插班就读,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因为“张瑛”这两个字嗡嗡地不响亮,她想给重取一个名字,一时踌躇着不知填什么名字好,支着头想了一会,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这个词描述她当时的心情:ailing,意为烦恼。张爱玲这个普通的名字只是母亲烦恼心情的随意表达,后来却响彻了整个文坛。母亲一直打算替她改而没有改,再后来,爱玲不愿意改,也没必要改了。(团结出版社《张爱玲传》)
张爱玲的译名现在比较多的是Eileen,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上用的就是这个名字。夏志清先生是张爱玲的一个发现者。在这部用英文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用多于鲁迅的笔墨介绍了张爱玲。

张爱玲的年表

一九二○年九月三十日出生上海麦根路(今太兴路),取名张瑛。原籍河北丰润。她是清末洋务派名臣李鸿章的外孙女。
一九二二迁居天津
一九二四开始私塾教育,在读诗背经的同时,就开始小说创作。如果说第一篇小说写一个家庭悲剧,可以看出家庭环境对她的影响,那么第二篇小说写一个女郎失恋自杀的故事,则充分显示了她的文学创造力。
一九二五母亲黄逸梵出洋留学
一九二七年,7岁的张爱玲随家回到上海,不久,母亲回国,她又跟着母亲学画画、钢琴和英文。张爱玲对色彩、音符和文字都极为敏感,她曾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一九二八由天津搬回上海读《红楼梦》《三国演义》
一九三○改名张爱玲,父母离婚
一九三一年秋就读上海圣玛利亚女校
一九三二圣玛利亚女校校刊,刊载短篇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
一九三三圣玛利亚女校校刊,刊载第一篇散文《迟暮》
一九三七「国光」刊载小说《牛》《霸王别姬》及《读书报告叁则》《若馨评》
「凤澡」刊载《论卡通画之前途》
中学毕业
1938年,在困境中终于长成大姑娘的张爱玲再一次接受了命运的考验。她虽然考取了英国的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事激烈无法前往。
一九三九考进香港大学
一九四一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2 年香港沦陷,未毕业即回上海,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也替德国人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中国的生活与服装”一类的文章。 辍学开始投入文学创作「二十世纪」杂志刊载《婆媳之间》《秋歌》《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我的天才梦》获「西风」杂志徵文第十叁名
一九四三「紫罗兰」杂志连载中篇小说《沉香肩—第一炉香》《第二炉香》「杂志」月刊刊载《茉莉香片》《到底是上海人》《倾城之恋》《金锁记》
「万象」月刊刊载《心经》《琉璃瓦》
「天地」月刊刊载《散戏》《封锁》《公寓生活记趣》
「古今」月刊刊载《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
结识周瘦鹃、柯灵、苏青、胡兰成等三人在当时的上海,张爱玲不仅是个有名的才女,更是著名的时尚中人。她穿的衣服都由自己亲手设计,这些服装在当时无论是样式还是颜色都显得很大胆,这也成为了当时上海报纸和圈内人士津津乐道的话题。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却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人情练达,但生活中却始终与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这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她后半生的凄凉结局。

张爱玲:对生活不失去热情与好奇,对他人不随意评头论足

说起张爱玲,我想不说众所周知,最基本的也是知其是位作家的。偶尔会看到一些文章对她给予负面的评价,让我觉得有些怅惘。

都说不随意评判不相熟之人是一种教养。换言之,再说的直白一点,当代的我们,并未与张爱玲相识,也未与她相处过,就随意地去评判她,个人认为这并非君子所为,也并不是一个有素养的人所为。

我们认识张爱玲,是从文字开始的,对她的作品存在争议,有些微词,这无可厚非。可随意对人进行负面评价,这就是自身素养的缺失了。

而且,逝者已逝,与其过多地对个人进行评价,还不如多看看她的作品。毕竟她的作品,才是我们想要学习和研究的对象。

张爱玲的文字一直都是独树一帜的,在她那个年代是如此,现在依旧如此。她在小说中意象的运用和散文中诙谐、客观的语言都显得别具一格。特别是她的散文,在自然中流露出的才气,以及带着英国小品的幽默感,让人读之兴味盎然。

因此,在我看来,过多地窥探她的隐私,有时并不如她的作品来的有趣。况且,在生活中我们都懂,不在背后随意议论他人。那么我们不随意评论名人的私事,不但是对他们的尊重,更是自身教养的体现。

有时候想想,觉得这个现象有些趣味: 自古以来,我们对名人私生活的关注度来看,明显对女性的关注度更高一些。

不论以前的“四大美女”,也不论“秦淮八艳”,就拿近现代的几位知名作家来说,明显的,我们更关心女作家的私生活。就拿张爱玲来说,她的出身、婚姻和性格问题一直都被人津津乐道。更多的是不客观评价,让我觉得挺不舒服的。

背后随意给予他人一些不客观、负面的评价,本身就是一件不道德的行为。

谈论名人和作品有时候是我们与别人沟通中,成为打开话题的关键。可是,这并不是用于附庸风雅的。在对一位作家和作品没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就不要随意给一位作家安上不好的标签。

就像之前看到有人评论鲁迅先生缺少文人的风骨,因为其曾被迫屈服于日本人的淫威下,就质疑他的风骨。个人认为这样带有个人色彩的议论,并没有多体现自身的涵养。

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经历过那样朝不保夕的战乱年代。没有亲身经历,自然就没有感同身受的说法了。所以,我们不能以国胜民强的和平年代的标准去衡量当时的文人。

再说回张爱玲,因为其与胡兰成的一段婚姻,就时常被后人诟病,说她不爱国。我一直觉得这样的说法有失偏颇。

张爱玲是一个个人主义比较重的人。她相较于同时期的中国人来说,更在意自己的感受。对社会、政治都没有太强烈的情怀。不太强烈和完全没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只是不太关心政治变动,后者则大部分是反叛者了。

这从她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她对政治有关注,对时局和国人也有自己的看法。就以她的散文《更衣记》为例,里面对中国服饰的细致描绘,若非细致观察的人,是写不出这样兼具画面感和深度的文章来的。同样的,会从衣服的变迁中仔细观察一个民族,没点情感也是做不到的。

因此,从客观角度来说,完全不能随意就给她扣上“不爱国”的帽子。这样的评价欠缺了些许理性。

让张爱玲成名的是其小说,可让其初露锋芒的却是她的散文。 而且张爱玲的散文更凸显其文才。小说偏向于“矫揉造作”,作者会刻意为其营造氛围,造就声势;而散文更倾向于天然的流露,因此也就更容易看出作者真正的文才功底。

张爱玲的《流言》是我未了解张爱玲全部身世之前,所读过的一部散文集,让我读之觉得甚是有趣的一本散文集。 里面独特的视觉和对周遭事物的新奇之心,让我一度认为张爱玲是个乐观且热爱生活的人。因为她的文字是有点活泼的。

不过通过深入的探寻后,让我明白了她算不得乐观,可对生活的热情却是有的。她会对刚刚结束战争的香港的场景进行细致地描绘,还会对自己回忆中的“片糕”进行描绘。我一直都觉得用“描绘”二字更适合来阐述张爱玲的文章。

她的作品,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对事物的描述都特别让人有画面感 ,还是以《更衣记》为例,我随意列举其中一句对“高的与鼻尖平行的硬领”的元宝领描述:

这句话简短,活泼,颇有些揶揄的味道。这就是张爱玲的文字,有画面的重现,还有对社会的见解。

看张爱玲的散文,我们看到的一个对生活充满好奇的人,活泼生动。如果说“文如其人”,那我认为张爱玲潜意识里,还有保有着少女的灵动的。

毕竟,我们对日常的所见所闻是漠然的,因为天天都能见到;对中国这个大环境也不见的有很大的热情,就像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未必会多细致地去研究中国文化的变迁。

可张爱玲的多篇文章比如《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和前文提到的《更衣记》还有一篇说中国宗教文化的,因其之前都是英文版本,是写给洋人看的,所以张爱玲可以说是站在“第三人”的角度去叙述。文章整体更为客观,可里面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也甚为独特和深入。

这样的细致,如果不是一个对生活充满好奇心的人,是很难写的出来的。

张爱玲的《更衣记》中还有提到一个词汇——“有闲阶级”,这个词用的十分具有嘲弄的口吻。书中的原话是这样的:

说这句话之前张爱玲对中国衣饰上“无意义”的装饰提出了质疑,在说到“连鞋底上也布满着繁缛的图案”时,虽是反问句,可其中嘲讽的意味不言而喻。不得不说张爱玲文字的独到之处,她对事件背后的内涵是具有嘲弄和讽刺意味的,可是又不似鲁迅先生那样让人读之立马就有着沉重感。

张爱玲的文字带有着天然的过渡作用,她的炼字炼句,带有着“张氏诙谐”的韵味,让人从轻松中逐渐过渡到沉重之感。

“有闲阶级”就算到现在也依然存在。就说前段时间,观众对《三十而已》中“林有有”进行网络攻击,甚至都攻击到扮演者张月本人了,吓得人家姑娘把评论功能都给关了。这难道不是“有闲阶级”才干得出的事吗?

常年在网络中,随意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还有那些盲目跟风者,不就是精神世界匮乏的“有闲阶级”吗?

这跟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有着同一个性质,那就是——闲。这种闲更多的是指精神上的闲。不闲的人,不会成为看客。同样的,不闲的人,也没空钻研那些仅仅只是无意义的繁缛图案。

愿我们都能不断提升自身的修养,不随意议论他人,因为这种行为与“坐在村头的那群妇人”没啥分别;对生活保持好奇,因为这是热情的涌泉;不做精神世界的“闲者”,因为这除了让你堕落,并不能给你带来什么益事。

张爱玲作者简介

张爱玲,中国现代作家,原籍河北省唐山市,原名张煐。1920年9月30日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一幢没落贵族府邸。

作品主要有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

1944年张爱玲结识胡兰成与之交往。1973年张爱玲简介,张爱玲定居洛杉矶,1995年9月8日,适逢中秋节,张爱玲的房东发现她逝世于加州韦斯特伍德市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因动脉硬化心血管病而去世,终年75岁,被发现的时候她已经过世一个星期。9月30日,生前好友为她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后,骨灰被撒入太平洋。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张爱玲系出名门,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父亲张志沂(字廷众)、母黄素琼(字逸梵)。

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出生于上海麦根路(今泰兴路),原籍河北丰润,原名张煐。1921年12月11日,唯一的弟弟张子静出生。1922年张爱玲随父亲迁居浙江温州。父任职金浦路铁路局英文秘书。1924年,张爱玲开始私塾教育张爱玲简介,母亲与姑姑张茂渊奔赴欧洲游学,张爱玲由姨奶奶看管。1928年,父亲辞去职务,由天津搬回上海,母亲和姑姑也由英国返回上海。张爱玲开始学习绘画,英文和钢琴,并开始读《三国演义》、《西游记》、《七侠五义》等古典名著。1930年入黄氏小学插班读六年级。张瑛改名为张爱玲(改自其英文名:Eileen),同年父母协议离婚,母亲与姑姑搬出宝隆花园洋房,在法租界租房住,张爱玲仍然随父亲生活。

1931年,张爱玲入读上海圣玛利亚女校,随白俄罗斯练习钢琴。1932年,母亲去往法国,张爱玲首次发表短篇小说《不幸的她》于圣玛利亚校刊。1933年,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发表第一篇散文《迟暮》,并开始与父亲学写旧诗。1934年父亲再婚,后母为孙宝琦之女孙用蕃,并迁回麦根路别墅。张爱玲写《理想中的理想村》、《摩登红楼梦》、《后母的心》等文章,但是皆未发表。1936年,母亲携美国男友返回上海,张爱玲在《凤藻》上发表散文《秋雨》。1937年,张爱玲在圣玛利亚校刊《国光》半月刊发表小说《牛》、《霸王别姬》及评张若谨小说《若馨评》。在《凤藻》发表《论卡通画之前途》。后与后母因一点小事发生口角,被父亲责打,并拘禁半年。1938年年初,张爱玲趁夜逃到母亲家(详见张爱玲自传散文《私语》)。同年张爱玲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入学考试,得第一名。

1939年,张爱玲与母亲,姑姑迁居静安寺路赫德路口爱丁堡公寓(今常德公寓)5楼51室。因战乱持伦敦大学成绩单入读香港大学文科,认识终生挚友炎樱。[2] 1940年,张爱玲的散文《我的天才梦》参加《西风》三周年纪念征文,获第十三名荣誉奖,并获学校两项奖学金。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沦陷,港大也因此停课,母亲的男友死在新加坡战火。

步入文坛

1942年夏,张爱玲与炎樱返回上海,与姑姑居住在爱丁顿公寓6楼65室,开始了写作生涯,在《泰晤士报》上写影评和剧评。在英文《二十世纪》月刊发表《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中国人的宗教》、《洋人看戏及其他》等散文和其他五六篇影评。1943年,张爱玲认识了当时月刊《紫罗兰》的主编,作家周瘦鹃。五月,张爱玲在该刊物上发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该篇文章使张爱玲在上海文坛一炮打响,崭露头角。六月,张爱玲发表续作《沉香屑·第二炉香》。7月,张爱玲认识了评论家柯灵。此后张爱玲在《杂志》、《万象》、《古今》等刊物发表《茉莉香片》、《到底是上海人》、《心经》、《倾城之恋》等一系列小说,散文。

同年,汪精卫 *** 宣传部部政务次长胡兰成,因得罪了汪精卫而入狱,而苏青听说胡兰成入狱后,携张爱玲到周佛海处为胡兰成求情。年底在日本人干预下胡兰成出狱。除夕那天胡兰成看到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中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后大为赞赏,胡兰成写信给苏青询问张爱玲情况,张爱玲也从苏青那里知道胡兰成的情况。后胡兰成亲自拜访张爱玲,两人长谈5个小时,一见倾心。此时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并且胡兰成已经结婚。[3]

1944年1月,张爱玲在《万象》刊出长篇小说《连环套》,共登六期,7月自动腰斩。2月,在《天地》刊出散文《烬余录》。后发表《花凋》、《谈女人》、《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一系列小说,散文。5月,傅雷以讯雨为笔名发表评论性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对张爱玲的《金锁记》大加赞扬,而对其他小说采取批评态度特别是《连环套》。8月,胡兰成与其第二任妻子离婚,后在炎樱的媒证下与张爱玲结婚。9月,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由《杂志》出版,四天后即再版。张爱玲也因此在上海文坛大放异彩,《杂志》编辑部多次举行《传奇》的座谈会,张爱玲也出席了一些作家间的社交活动。11月,张爱玲在胡兰成创办的朋刊《苦竹》第一期发表散文《谈音乐》,后继续发表小说散文。同时胡兰成到了武汉,住在江汉医院,认识了一名姓周的护士,很快与周护士开始了同居生活。12月,大中剧团在卡尔登戏院(今长江戏院)上演舞台剧《倾城之恋》,张爱玲在《苦竹》上发表《自己的文章》以回应傅雷的批评。[2]

1945年1月,话剧《倾城之恋》继续上演,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由中国科学公司出版,畅销一时。后张爱玲继续在月刊《杂志》上发表《留情》、《我看苏青》等小说散文。3月,胡兰成回到上海,与张爱玲厮守了一个多月,并且主动告诉了张爱玲他和周护士的事情。5月,胡兰成回到了汉阳,并以胡览乘为笔名在《天地》上发表《张爱玲与左派》一文,对张爱玲大加赞美。8月15日,日本正式投降,胡兰成也开始了逃亡生活。

1946年2月,张爱玲从上海到温州寻找胡兰成,但此时胡兰成的身边又有了另外一个女人,范秀梅。张爱玲到来也使得胡兰成大吃一惊,张爱玲也只在温州停留了二十几天便回去了,此后八九个月,二人偶或还通音信。[4] 当年张爱玲也被上海的一家小报攻讦为文化汉奸。张爱玲应桑弧邀请编写电影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11月,《传奇》增订本由山河图书公司出版。

1947年4月,张爱玲在《大家》月刊创刊号,发表小说《华丽缘》。5月、6月,《大家》发表小说《多少恨》(根据《不了情》剧本改写).1947年6月,张爱玲对自己和胡兰成的感情心灰意冷,终于写了一封绝交信与他,信中写道:“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唯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4] 后张爱玲与姑姑迁居梅龙镇巷内重华新村2楼11号居住。

【人生就像一场舞会——浅谈才女张爱玲】 民国才女张爱玲

摘 要:四十年代的上海,曾经有一位红极一时的女才子。虽然如流星般一闪即逝,但那一瞬间的绚烂,却给现代文坛留下了永久的辉煌。她在当时、现在、甚至将来都不减魅力的代表作《传奇》、《流言》,被人们称作奇迹般的杰作,欣赏者们把它们与《红楼梦》、英国作家毛姆的作品等相提并论;而反对者却因她的一段私情而不以为然,但仍承认她的才情,她的天分;当她独自在美国隐士般谢世后,人们称其为:一个“王朝”的结束……
关键词:张爱玲;天分;传奇
作者简介:史天真(1980-),女,山东青岛人。助教,学士,主要从事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6-0-01
四十年代的上海,曾经有一位红极一时的女才子。虽然如流星般一闪即逝,但那一瞬间的绚烂,却给现代文坛留下了永久的辉煌。她在当时、现在、甚至将来都不减魅力的代表作《传奇》、《流言》,被人们称作奇迹般的杰作,欣赏者们把它们与《红楼梦》、英国作家毛姆的作品等相提并论;而反对者却因她的一段私情而不以为然,但仍承认她的才情,她的天分;当她独自在美国隐士般谢世后,人们称其为:一个“王朝”的结束……
人生就像一场舞会
“人生就像一场舞会,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却未必能陪你走到散场……”[1]
其实不止是人生,许多东西都是这样。如学习,恋爱,工作,娱乐,最初指引你进入的导师随着时间和你能力的提高,渐渐地让出了自己的位置,而由更好的教练带领你走向更辉煌灿烂的未来。
“自古人生一场戏”, 初读张爱玲,莫名地就想起这句话。
以前我看过一篇《看张》,在那里形容张爱玲是“冷冷的成熟”。最近重读一遍她的散文,字里行间我感到张爱玲原来是很温暖的,透过“冷冷的成熟”,那是一种“泽及万世而不为仁”的温暖。比方张爱玲的《到底是上海人》里有这样的话:“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
张爱玲常常被说成不脱俗,不脱市民气,然而她只是在原宥这俗、原宥这市民气而已;她理解人性的弱点,但绝不能说她就等于它们。她把根扎在最低处,从这里长高,高到俯视人类的悲哀,却并不高高在上,她与一切同在。张爱玲宽容人性的弱点,说到底她还是悲天悯人,还是爱人性的,这都是基于她的这种深藏着的爱。
怜 悯 世 界
对待儿女情长,乃至生老病死,她只是怜悯;她感动于别人顾不上、达不到或不懂得的地方。
但是如果仅仅如此,张爱玲也还不是张爱玲。她与一切同在,却并不同于一切。张爱玲能体谅天下人的情感,这种体谅就是她的情感;而她的情感不限于体谅。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常常看见她也有所感动,甚至落泪,但是读的时候很容易就视而不见,因为她的感动与我们的不大一样。大家容易感动之处,比如儿女情长,乃至生老病死,她对此只是怜悯;她感动则在别人顾不上、达不到或不懂得 的地方。比如:
“坐在自行车后面的,十有八九是风姿楚楚的年轻女人,再不然就是儿童,可是前天我看见一个绿衣的邮差骑着车,载着一个小老太太,多半是他的母亲吧?此情此景,感人至深。”[2]
“不知道人家看了《空城计》是否也像我似的只想掉眼泪。为老军们绝对信仰着的诸葛亮是古今中外罕见的一个完人。在这里,他已经将胡子忙白了。抛下卧龙冈的自在生涯出来干大事,为了‘先帝爷’一点知己之恩的回报,便舍命忘身地替阿斗争天下,他也背地里觉得不值得吗?锣鼓喧天中,略有点凄寂的况味。”[3]
张爱玲有着自己的一个独特的情感世界,这个世界并不离开我们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但是有所超越,朝向那广大而深邃的所在。胡兰成曾引用她的话:“我是个自私的人。我在小处是不自私的,但在大处是非常的自私。”她说的“自私”其实也就是情感投入。她不在“小处”感动而在“大处”感动,大处都是从小处发现出来。张爱玲是被历史、岁月、人类世世代代最根本的希望和无法逃避的命运所感动,这种感动无限沧桑。那句“即使是家中珍藏的宝物,每过一阵也得拿出来,让别人赏玩品评,然后自己才会重新发现它的价值。”[1]正是体现爱玲的“大处”所在。
天 才 梦
张爱玲的中文水准迄今仍是个谜:19岁写出《我的天才梦》,22岁考大学因国文不及格未录取。
张爱玲的文学才能很早就表现出来。现在保存下来的她中学时代的几篇散文和短篇小说习作,可以略见她后来成就的端倪。而十九岁时写的《我的天才梦》中深刻的自省意识,说明她已经完全成熟了。其中的名句是:“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几乎可以概括她的一生。
张爱玲身边有两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她的姑姑,一个是她的锡兰朋友炎樱。她分别为她们写过语录。姑姑的特立独行,炎樱的天真烂漫,与张爱玲自己的性格有种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关系。
张爱玲的作品与时代的关系,较之她的前辈、同辈和后辈笔下要疏远得多;然而张爱玲的创作生涯的荣枯兴衰,受到她所处时代的影响最大。“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首先就破坏了张爱玲。短短两年的繁华过去,张爱玲的创作困顿下来,虽然她仍有少量佳作问世,但是总的来说,中国文学史上再也没有一个属于张爱玲的时代了。
张爱玲一九二一年生于上海,一九九五年死于美国洛杉矶。主要著作有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和长篇小说《半生缘》等。张爱玲的文字中,以小说为主,而且以小说的成就最高。比如《金锁记》、《倾城之恋》、《十八春》、《连环套》、《秧歌》、《小艾》等都是被世人认可的。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有《张爱玲全集》十六卷。
结 语
也许,在有些人的眼里张爱玲的一生是个悲剧,在我看来她是真实的、特别的,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张爱玲是一个对爱情很执著的人,一段刻骨铭心的错爱使她被伤得千疮百孔。然而,她又是幸福的,至少她有那么多爱她、喜欢她和同她一起爱恨的人,她的一句话:“一个有爱情的家庭里面的孩子,无论生活如何的不安定,仍旧是富于自信心与同情——积极,进取,勇敢。”诠释了她一生的向往和追求,让我们这辈子和下辈子的人铭记在心。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经典爱情语录;
[2] 张爱玲《道路以目》 《天地》第4期,1944年1月,收入《流言》;
[3] 张爱玲《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上海《古今》半月刊第33期,1943年《更衣记》,《古今》第34期,1943年12月,收入《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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