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黑得最惨的中国人，开创了中国一个盛世，去世时，朝鲜举国哀悼

在中国历史上，被黑得最惨的皇帝，不是隋炀帝，也不是秦始皇，而是万历皇帝，万历皇帝所处的时代，其实是一个盛世，这个盛世始于“万历中兴”，这是一个被我们遗忘的盛世，而绝非《明史》中所说的那样，“明之亡，实亡于神宗。”韩国历史文献《光海君日记》记载道：“初万历皇帝哀闻至，本国上下，举哀行服，满日而除。”光海君李珲是李氏朝鲜第十五任国王，宣祖李昖之次子。朝鲜人听闻万历皇帝去世的消息，举国哀悼。第一：利玛窦与万历皇帝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他带着自鸣钟、《坤舆万国全图》、大西洋琴等物品，来到北京，觐见万历皇帝，获得万历的信任，并长期居住在北京。万历皇帝对利玛窦带来的自鸣钟，非常感兴趣。根据《利玛窦中国札记》的记载，万历皇帝向利玛窦询问了欧洲的许多事情：欧洲皇宫的样式、欧洲帝王的穿戴、欧洲的土地肥沃程度、欧洲的民俗等等。万历皇帝对欧洲国家的事物充满了兴趣，与后世的乾隆、道光相比，有天壤之别。乾隆皇帝对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带来的枪支、望远镜、地球仪、钟表和英国最先进的炮舰模型，嗤之以鼻，说：“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时，道光皇帝居然不知道英国在什么地方，而早在明朝，利玛窦就已经带来《坤舆万国全图》了，并且万历皇帝还向利玛窦详细询问了欧洲的风土人情、宫廷生活。彩色版的《坤舆万国全图》利玛窦来到北京之后，被明朝礼部的官员囚禁在会同馆，固守儒家传统礼教的官员，纷纷表示要将利玛窦驱逐出京，免得“潜住两京与内监交往，以致别生枝节。”万历皇帝认为没有必要将利玛窦关起来，最后，在万历皇帝的支持下，利玛窦获准定居北京，后来，万历皇帝还批准西方传教士参与历法改革。此时，欧洲国家的天文学、数学知识，已经非常先进了，万历皇帝让传教士参与历法改革，开启了利用西方科技的先河。康熙皇帝重用汤若望，万历皇帝则重用利玛窦，但是，万历皇帝重用利玛窦的事情却被我们遗忘了。在利玛窦的笔下，万历年间的明朝仍然是繁荣、富强的，而不是《明史》中所说的那样，“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利玛窦在日记中说：“帝国四周的防卫非常好，既有由自然也有由科学所提供的防御。”这里的“自然”指的是利用地形优势，“科学”指的是火器。中国当时不仅陆军装备优良，海军装备也优良，可以说是非常重视海防，利玛窦说：“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宋元以来，中国的算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科学知识已经落后于欧洲了，利玛窦来到中国，开启西学东渐，中国的传统的算学、天文学知识与欧洲的数学、天文学知识发生了交流而再度复兴，并有可能受到西方传教士的启发而发展为近代科学，但是，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却发生了一次大转折，令人感到惋惜。第二：康熙真的爱科学吗 我们以往都认为康熙皇帝热爱科学，他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为什么呢 因为他亲自学习西方的数学、几何学、天文学知识，可以说是一位科学家皇帝，康熙学习科学知识的过程本身也是西方科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康熙学习科学的动机和目的是有问题的，皇帝和国王，其实不需要学太多的科学知识，他只要传播好科学知识就行了，一个好的皇帝，有没有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于他有没有制定正确的科学政策，促进科学的普及与传播。1662年，英国成立了皇家学会，1666年，法国成立了巴黎科学院，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都没有亲自学习科学，而是制定政策，传播科学。1662年7月15日，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签署了特许状成立“伦敦王家学会”，牛顿当时就是皇家学会的成员之一，但是，查理二世本人并不亲自学习数学、几何、天文学等科学知识，他只是赞助科学家、艺术家研究科学和从事艺术活动，相反，查理二世是以“欢乐王”而闻名。1666年，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支持下，巴黎科学院成立，财政大臣科尔培还向路易十四，介绍了科学院的成员，但是，路易十四本人是不学科学的。查理三世、路易十四与康熙皇帝都是同一个时代的帝王，康熙皇帝对于法国巴黎科学院的情况是了解的，路易十四派遣了一支科学团前往中国，1688年，科学团到达中国，受到康熙皇帝的接见。科学团成员里有白晋和张诚，白晋向康熙皇帝介绍了巴黎科学院的情况。康熙皇帝知道法国有科学院，那他为什么不成立皇家学会呢 因为康熙学习科学的动机和目的是有问题的。康熙皇帝画像张诚一行到达北京之后，康熙皇帝曾告诫他们不要到他们所在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科学的东西，并且告诉他们，这些工作在他们自己家里做就可以了。康熙皇帝告诫张诚的话，张诚后来写在了日记里。康熙学习科学，并不是为了传播科学和培养科学人才，而是自己学，将科学知识秘藏于皇宫之内。与此同时，康熙掌握了科学知识之后，还经常炫耀，用以体现皇权的至高无上。康熙皇帝下江南时，曾经与李光地等人登上了南京的天文台，他在李光地面前炫耀自己的天文学知识来羞辱李光地。康熙皇帝在登天文台之前，已经向传教士洪若翰、毕嘉等人，详细询问了南极星、老人星（船底座α星）的情况，问他们南极星、老人星在江宁（今南京市）能否观测到，在广东出地平几度 洪若翰、毕嘉等人将南极星、老人星的详细情况，告诉了康熙皇帝。康熙皇帝登上天文台之后，首先问李光地道：“那（哪）是老人星 ”李光地回答：“据书本上说，老人星见，天下太平。”康熙皇帝则说：“甚么相干，都是胡说，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见，到这里自然看得见……老人星那（哪）一日不在天上，如何说见得太平 ”李光地后来失宠，被降级使用，所以，科学知识在康熙皇帝这里变成了他羞辱大臣的“工具”，是用来门前炫耀的。《论语·泰伯篇》里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中国古代，熟读儒家经典的皇帝们，肯定都知道孔子的这句话，因此，他们或多或少地都会窒息民智，康熙皇帝将西方的科学知识置于皇宫之内，秘而不宣，是否有意窒息民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正如梁启超批评的那样，“就算他不是有心窒息民智，也不能不算作他失策。”清代康熙年间，编写的《数理精蕴》由于康熙皇帝亲自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所以，当时介绍勾股定理、三角函数、对数的数学著作《数理精蕴》，被冠以“康熙御制”的名号。《数理精蕴》因康熙御制，而得到广为流传，掀起了乾嘉时期的数学研究的高潮，但是，这本书的内容都是“初等数学”，并未涉及到微积分和解析几何，《数理精蕴》中的几何学，也没有全面介绍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省去了几何学最重要的内容，那就是逻辑推导。自然科学需要与数学结合，牛顿介绍万有引力定律的书籍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但是，失去了符号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的数学知识，就难以与自然科学结合了，而当时欧洲的代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之所以没有被介绍到中国，是因为康熙皇帝本人没有看懂傅圣泽写的代数学著作《阿尔热巴拉新法》。代数、微积分和解析几何等数学知识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才传播到中国，19世纪的50年代至60年代，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几何原本》后9卷，完成了徐光启未完成的工作，他又与伟烈亚力合作翻译并编著了《代数学》，使得中国的数学家在研究数学时有了符号代数的概念，今天的代数、函数、微分等概念，都是李善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翻译的。李善兰编写的著作明朝末年的西学东渐与清初的西学东渐是完全不同的，明朝末年，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是处于开放状态的，因为明朝皇帝根本就没有参与到西学著作的翻译与学习中，明朝时期的西方科学并不是深藏宫禁，明朝皇帝是让西方传教士与当时的士大夫互相交流，而不是让他们与自己交流，明朝皇帝的做法非常有利于科学知识在士大夫中间的传播，并有利于科学知识的普及，而在清朝，情况是恰恰相反的，在清朝，西方传教士更多的是与皇帝交流，而不是与士大夫交流，相比之下，我们会发现，明朝皇帝不喜欢管“闲事”的态度，反而有利于科学的传播。在明朝，民间诞生了很多的科学巨著，比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几何原本》、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等，但是，我们在康乾盛世时期的清朝，却发现不了一本民间的科学巨著，这说明清初的科学研究活动主要集中在宫廷，被皇家独揽，正如梁启超所说：“就算他（康熙皇帝）不是有心窒息民智，也不能不算作他失策。”清朝统治者把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仪器，当作欧洲人进贡的皇家礼器而加以收藏，并没有将这些仪器用作科学研究，康乾时期，清朝宫廷深藏的科学仪器，多达千件，大量的望远镜被搁置在一边，直到清朝灭亡的那一刻，这些科学仪器都没有产生过实际的作用，更没有推动清王朝走向富强，如今，它们都成了文物了。早在明朝的时候，徐光启就认为制造科学仪器，对于天文观察非常的重要。第三：被遗忘的明朝盛世《明史》是清朝官修的史书，主要的编撰人是张廷玉，直到乾隆年间才正式刊行，编纂《明史》的时间，前后长达100多年，清朝皇帝为什么要不断修改《明史》呢 因为“清室之先，起于明之建州卫。”明朝和清朝，在中国古代是比较特殊的，因为这两个朝代曾经共存了一段时间，而且这段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这一年，是明朝的万历四十四年，1644年，明朝灭亡，但是，南明也存在了较长一段时间，所以，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与万历、天启、崇祯几乎是同时的。清朝修《明史》之时，为了论证自身取代明朝的合理性与正统性，往往对明朝后期的皇帝进行贬低，“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论断，其实是为了显示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反明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如果明朝这个时候，还处于盛世，老百姓安居乐业，那么，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就失去了正当性和合理性了。“清室之先，起于明之建州卫。”努尔哈赤本是明朝的官员，他起兵反明，在中国古代，还存在对皇帝不忠的问题，所以，清朝一方面贬低万历皇帝的功绩，另一方面，也极力隐讳“清室之先，起于明之建州卫”的事实。万历皇帝举行朝会时的情景《明史》在刊印之前，康熙、雍正、乾隆都看过，清朝皇帝有时甚至会亲自修改《明史》，对进呈上来的书稿，提出不同意见。万历十七年（1588年），万历皇帝开始怠慢朝政，史称“万历怠政”，在此之前，万历朝的局面是非常好的，史称“万历中兴”，如《明实录》记载道：“皇上临御十年，纲纪修明，中外奉法，仓库充盈，四夷宾服，足称治安。”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万历怠政所产生的消极作用被后世的史书夸大了。大臣受到万历皇帝册封时的情景万历皇帝不上朝，与他的健康状况有关，万历皇帝身体比较肥胖，我们从流传下来的画像中也能看得出来，他经常头昏目眩，腰痛脚软，而之所以如此，与长期沉迷于酒色有关，这也是历代皇帝的通病，万历皇帝的祖父嘉靖帝、父亲隆庆帝，都喜好房中术。皇帝喜好房中术，一些方士就投其所好，进献媚药，纵情声色又长期服用这些有害的药物，身体必然是每况愈下，明穆宗隆庆帝去世时年仅35岁，在位时间仅有6年，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虽然在位时间比较长，但是，身体也不怎么好，总的来说，嘉靖皇帝的健康状况比万历皇帝要稍微好一些，而隆庆皇帝的身体状况，则比万历皇帝还要差。万历皇帝，早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就生了一场大病，此时的他才23岁，身体极度虚弱，头昏眼黑，头晕不止，只得“静摄服药”，孟冬（农历十月）祭祀太庙的活动，万历皇帝不能亲自参加，而让勋贵代劳，他说：“非朕敢偷逸，恐弗成礼。”到了万历十五年（1587年）的三月初六日，明神宗才“圣体初安”。万历皇帝参加经筵，读儒家经典，与大臣们讲经论史宫闱之事，外界知之甚少，对于万历皇帝屡次以疾病为由倦怠朝政的做法，当时的大臣都普遍认为这是万历皇帝懒惰的借口，但是，后来，他们也发现万历皇帝确实是身体不好，万历二十一年，身体刚刚有所好转的明神宗参加了慈圣皇太后的万寿圣节，他在皇极门，接受群臣的贺礼，大臣们难得见一次皇上，心情都非常愉快，随后，内阁首辅王锡爵被单独召见，万历皇帝要与他讨论朝政，君臣谈话结束之后，王锡爵甚至依依不舍，他说：“今日见皇上，不知再见何时 ”万历皇帝随后表示，他也希望经常与王锡爵见面，“只是朕体不时动火”，心有余而力不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三路兵马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京师震动，内阁大学士方从哲，希望万历皇帝在文华殿与群臣共商辽东战事，但万历皇帝以疾病缠身为由，不愿前往文华殿，之后的很多事情，万历皇帝都以疾病为由推辞，方从哲也觉得外界传言可能属实，万历皇帝称病是假，偷懒是真，与此同时，万历皇帝自己对传言也有所耳闻，他对方从哲发了一顿牢骚，说：“且疾病痛楚，是人所乐受否 真疾非假。”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王皇后病逝，方从哲借这个难得的机会，与太监沟通，得以在弘德殿见到皇上，这是方从哲当内阁大学士八年以来，第二次见到皇上，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都很难目睹天颜，何况普通的官吏。方从哲与万历皇帝见面之时，万历向旁边的司礼监太监示意，表示自己的病情可以如实告诉阁臣了，万历皇帝又抬起手臂，让方从哲看，方从哲一路跪行到皇帝的御榻之旁，发现神宗果然非常的消瘦，于是就安慰他，要好好保养身体。万历皇帝在接见方从哲时，他有时候都听不清方从哲讲的话，经常让旁边的太监复述，此时的方从哲才明白，皇帝是真的病了，而且病入膏肓了，让一个疾病缠身的人，看奏折，处理政事，确实是有点勉为其难，但是，他也没有办法。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弥留之际，召集内阁大学士方从哲、英国公张惟贤、兵部尚书黄嘉善、吏部尚书周嘉谟等八人来到弘德殿，万历皇帝见到他们之后，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面部，表示病情已经恶化到如此地步了，命不久矣，但是，仍然忧虑辽东的战事，随后，方从哲向万历皇帝上奏了用人、发帑等事，万历皇帝均一一答应，将手连握数次之后才断气。万历皇帝弥留之际，仍然忧虑辽东战事，对于方从哲提出的用人、发发帑等事均作了答复，一个在弥留之际，仍然忧虑国事的皇帝，我们看不出这个皇帝有多昏庸、有多懒惰。但是，万历皇帝弥留之际的细节，在《明史》里被省去了。这些细节在朝鲜史料《燕行录全集》中得以保留，原文为：“（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放御医，皇帝御弘德殿，引接阁老方从哲、英国公张惟贤、兵部尚书黄嘉善、吏部尚书周嘉谟等八人，将手指面，教各臣看一看病至如此，又虑忧东事。方从哲等奏用人发帑等事。皇上将手连握数次，不久断气，是日酉时崩逝。”万历皇帝与大臣们讲经论史，经筵日讲万历皇帝因身体健康原因而怠政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肯定是有的，因为在中国古代，政事的最终决策权在皇帝，皇帝如果长期怠政，容易造成朝廷的中枢机构无法有效运转，但是，万历皇帝仍然通过内阁，掌控着朝政，万历一朝，并未产生宦官之乱，也未出现外戚专权，且没有产生奸臣、权臣，万历一朝的局面，总体来说，仍然是好的。明朝在万历年间的社会经济仍然是繁荣的，明代的人口在万历年间达到峰值，当时有2亿人口，这是自汉唐以来，中国人口数量的峰值。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解除海禁，承认民间海外贸易的合法性，史称“隆庆开关”，但是，明穆宗在位的时间比较短，明代的海外贸易在万历年间繁荣发展，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就是在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因此，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讲，明代在万历年间，是一个盛世，而这个盛世被人们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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