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中叶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转变及影响》开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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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下午，由我院外聘博士孙舒凡教授主讲的主题为《十八世纪中叶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转变及影响》的专题讲座在崇德楼阶一教室开讲，本场讲座周玉树院长到场，由系主任张文生主持，汉文的同学们共同参加，整场讲座内容丰富引经据典，同学们都深感受益匪浅。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纷呈的讲座吧！

孙舒凡教授在讲座的开始，引出了今天的讲座主题:潮起潮落的蕴意与启示——十八世纪中叶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转变及影响。他为我们指出，西方所认为的中国形象，以1750年前后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750年以前为美化中国的阶段，1750年以后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进入了丑化中国的阶段；1750年前后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和分界线。

首先，孙舒凡教授为我们阐述了转变前的中国形象，称在元朝建立后一直到1750年的500年间，西方出现的文本中通常是对中国的高度赞扬。《马可波罗游记》盛赞了中国的繁荣，元朝时在西方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曼德维尔游记》描写了大汗的繁荣富硕与传奇故事。总之，元朝时的中国被西方人视为权利与财富的天堂。

而在16世纪，即在中国明朝时期，中国又被西方称为大中华帝国。有关中国的东方旅行见闻录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欧洲社会，门多萨对中国做了多方面描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重点描写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并且赞美了元朝时的皇朝宫廷体制和司法与监察体制以及中国的教育制度。他对中国形象的描述表明西方人对中国的关注已从器物层面转移到了制度层面，其对中国的描述虽然不完全符合中国事实，但也为欧洲混乱的社会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楷模。

接下来，孙舒凡教授又举例为我们说明，在1687年，西方又称中国为“孔夫子的中国”。柏应理等四位传教士编译的《孔夫子·中国哲学家》在巴黎出版，从此欧洲人的关注点开始转移到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层面。欧洲启蒙思想家在这个时期对中国的评价都很高，如伏尔泰认为孔夫子的律法即孔子的思想，认为帝国的治理是前所未有的。

在17-18世纪，即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中国明末清初时期，中国典籍大量西传，西方社会开始出现一种崇拜中国的思潮——“中国热”。转变后的形象，从17世纪开始的“中国潮”，是西方美化中国的顶点。然而在十八世纪中叶即1750年前后，西方对中国的丑化开始并逐渐加强，一直延伸到二十一世纪。

随后，孙舒凡教授为我们分析了转变后的中国形象，首先是停滞的帝国，教授为我们举例论述了这一形象。伏尔泰有言“中国历史虽然悠久，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可能是历史的停顿”；在狄德罗笔下，中国从一个文明古国变成了一个垂暮之国；德国哲学家赫尔德也从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仔细分析了中国文明的全面停滞，形容当时的中国为一具“木乃伊”；访华回国的马戛尔尼也认为中国文明已经腐朽僵化陷入停滞，“中国不仅已容不下半点创新，还在不断遗忘祖先的智慧”。

接着，孙舒凡教授又为我们阐释西方人将中国的停滞不前归结为多种原因，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人的保守。启蒙主义思想家杜阁通过对比古希腊与中国阐释了他的想法；还有一些西方学者描述道，在中国帝国社会体制中，没有任何鼓励个性与创造的因素，这就必然造成社会的停滞。

其次，转变后的中国形象为专制的帝国。启蒙运动后期，自由成为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核心，所以他们开始否定专制。孟德斯鸠把世界上的政体分为三类: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而把中国归结为专制政体，认为中国是一个恐怖的专制的国家；尼古拉·布朗杰在《东方专制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中国在漫长历史中自始至终都是专制的；而赫尔德对自己观点的表述最为明确，在《人类历史哲学概述》中指出，中国的皇帝是东方暴君。

另外，野蛮的帝国也是转变后的一大形象。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西方对中国形象更为丑化，从愚昧、古怪、迟钝、冷漠、荒唐、暴力一直到“黄祸”，甚至称中国为“小偷和骗子的民族”，这都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体现。

孙舒凡教授接着为我们分析了西方对中国形象认识出现大转变的原因，认为应该从中西两方面进行解释。从中国情况来看，1750年前后中国已处于封建主义没落时期，经济上仍旧为小农经济，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且清王朝对外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时的清王朝为西方中国形象的转变提供了一个形象的注脚。从西方来看，改变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因素，有认识的进步，但远远不限于此，根本原因还是现实关系的转变。1750年以后，西方在政治、贸易、军事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势。而在西方的飞速发展下，中国社会显得异常缓慢，中华帝国衰落，中西贸易摩擦不断，势必会造成其对中国印象的转变。而在文化方面，西方确立了自由理性进步民主的现代观念，因此在西方人眼里他们自己是强大而优越的，东方则是低劣的、奴役的、垂死的。

总之，西方的中国形象正是在西方的殖民扩张和文化转型中完成了大转折，因此也出现了新的话语类型，这也成为了西方政治强权的体现。

最后，孙舒凡教授为我们阐述了中国对西方转变的反应及启示，在西方的积极进取与中国清王朝的僵化麻木的交互作用下，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启示我们，必须走上开放之路，闭关自守是死路一条，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实际就是人类社会相互交往的历史。另外还启示我们，区域或民族中心主义是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阻碍，事实证明，只有平等的交流才能消除彼此的误解，促进民族间的相互融合，才能导致文化和社会的共同进步。另外，我们必须积极吸收西方有益的东西，要有拿来的眼光与拿来的勇气，学会甄别他国之物为我国所用。鲁迅先生曾经指出“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孙中山先生曾说“发扬祖国固有之文化”，我们要做大胆而冷静的历史继承者。

孙舒凡教授的本次讲座最终在掌声中圆满结束了，大家都深感收获满满，对西方的中国形象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并引发了我们的进一步思考。我们很感谢可以从这次讲座中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充盈自己的精神世界。

END

主编：吴倩 薄雯雪

文字：薄雯雪

排版：郭丽华

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

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当然是弊大于利

观世界历史，王朝更替，英雄迭起，都如昙花一现，消失隐没在茫茫的历史红尘之中，印度、埃及、巴比伦尚还有古代残存的遗迹，更多的甚至连语言和文字都荡然无存。而华夏民族，在古圣先贤的呵护下，经过几千年的无数次动荡，千百种洗礼，而今依然昂首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翻开中国的历史，我们的祖先给我留下灿烂的文化，然自推广实行白话文后，便把这些宝贵的财富高置在书架上，看懂的人不多，在加上受现代西方实验主义影响，把这些财富当做学术研究，冷冰冰的手术台，冷冰冰的手术刀，冷冰冰的摆在人们面前，不把他的全方位优点缺点摆出来，就觉得没学问，致使影响到人们不再用自己的身心去实验，让我们倍感陌生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我们丧失了去到达真理之路的方向。
“案上一滴墨，人间千滴血。”
面对祖先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任何不负责任的论断，行为,带给人们的是曲折痛苦的人生道路。
今天，由著名央视主持人陈大惠老师组织，三十几位传统文化老师现身说法，在全国举办了几十场盛况空前，反响热烈的传统文化论坛，论坛的成功举办是必然的，他深深证明了：真理永远存在。
“百年奇特几张纸，千古英雄一窑尘，唯有邴然周孔教，至今仁义治生民。”
这首几百年前宋代谢涛的诗，穿越了时空，震荡在今天我们的心田里，此时此刻，先人的心同我们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
圣人说：心随物转。
法国罗伯特·欧文说:人是环境的产物。
当一个生命呱呱坠地，慢慢成长时，他周围的生存环境便深深的影响着他，随着时间的推移，便牢牢赋予他与之环境相符的坚固的认知思想，他的心理，意识，语言，行为便成为了这个环境的产物。
很不幸，我们现代大多数人的思想深深受到现代西方价值观的影响，成为了现代西方价值观的产物。那么现代西方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带着这诸多的疑问，我们翻开历史，三字经上讲：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那么我们翻开中国的历史，看看能否给我们一点启示。
现代西方价值观，崇尚更高。更快，更强。带着这个观点，我们找到和其发展过程大致相仿的大秦帝国，中央电视台曾经有一个纪录片《复活的军团》，历史学家在里面，揭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同时也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做到更高，更快，更强的。
经历史学家们从诸多的青铜兵器中考证发现，同种兵器的制作误差控制在零点几毫米，而每件武器都严格的标有制作时间，地点，工人名字，监工者名字，以及总管名字，也就是说：在两千多年前工艺及原材料原始落后的条件下，秦朝为其军队提供的武器，质量上能和现代企业流水线上下来的相媲美，误差极小，因此可以判定当时的军工生产，从生产加工，后勤保障，质量监督，奖惩等方面有着和现代企业相当的严密的管理制度，我们现代企业推崇的细节决定成败的理论，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就已经做到了。
曾经辉煌的罗马帝国，军队人数控制在二十万，因为国家供养不起，而秦国的军队数量达到了一百万，在后勤供给上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历史学家在出土的文献中告诉我们，秦国在农业生产管理制度上以畜牧业为例，农户所饲养的牛，如果在一年中死亡超过三头，就要受到惩罚，十头牛中如果有六头不能生育，就要受到惩罚，使用牛耕地的农民，如果让牛瘦了，也要受到惩罚，如此严密的监控制度，从现代企业中也能看到影子。

这些信息，只是透露了冰山一角，真正能给秦国带来强大的最重要的原因还不是如此，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秦朝在军中设立层层奖励制度，一个对手的人头，可以加官一爵。赏田一亩，奴仆数人，两个敌人人头，可以将在狱中的亲人释放，依次递增到十几个等级。这也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现代企业流行的奖励机制。由此，文献中记载着的秦兵，一听说有仗打，都跃跃欲试，兴奋异常，在战场上，凶猛无比，有的腰里挂一个人头，有的挂两个人头，即便如此，仍然拼命的疯狂地追赶着对手。而为了争抢人头而自相残杀的事情屡屡发生。秦王朝公然让百姓追逐功利，在当时只有秦国做的出来。
史记记载，有的秦兵在战场上，居然扔掉笨重的铠甲，赤膊上阵，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而对手的头颅在他们眼中，是未来的财富和自由。因此给秦帝国在后来的吞并战争中，带来的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现代西方价值观，深深受到凯恩斯的消费拉动生产的理论影响，而消费的最高形式是战争，商鞅变法后秦国最根本的国策就是：耕-战。他们两者在这个地方，相似度99%.达到了高度的一致：鼓动所有人的欲望。
秦国确实做到了更快，更高，更强。而其对人残酷的机器式的统治，管理，鼓励所有人贪婪的功利思想，也随之带给秦国的是更快的覆灭，在这场功利角逐中，没有胜利者，带给大多数人的是悲惨的命运，和无尽的痛苦。
唐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更替。
现代西方社会分配的引导方式及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和奖励机制，虽然没有了秦朝的血腥味，而其核心，依靠法律手段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和崇尚竞争，推崇功利的思想两者没有任何区别。
“古人读书只为明理,今人读书只为名利.”

在当今人类这个庞大的军团里，每个人的眼中，通向财富和自由的不是血淋淋的人头，但比人头来的更可怕，是整个我们人类自己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界。
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后人还加了“失礼而后法，失法而后兵”。
我们的现代社会，道德缺失问题已经显露出来，而极力的依靠法律法规为依靠解决办法也一步步成为现实。但是人们依然向往法治社会，向往着平等，向往着自由。但历史和现实一次次的告诉我们，在个人中心下，自由是其他生命对自己的绝对服从，平等是少数强势人的特权，而人们那份对事物美好的向往，实际上却是以满足个人私欲为中心。

圣贤讲: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那么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西方社会心理学家、人格理论家，马斯洛有一个著名人类需求层次理论，他把人的需求分成：
（1）生理上的需要。
（2）安全上的需要。
（3）感情上的需要。
（4）尊重的需要。
（5）自我实现的需要。
　这五种需要象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也就是说，在满足生理需要后，人类就要考虑安全的需要，在安全需要得到保证后，人类就需要得到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情感需要，在三者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便有得到他人尊重的需要，在获得他人尊重后，人的最后一个目标，就有充分的实现自我需要。
这个学说，使我们不禁想起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的一篇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里面讲了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富人合家欢乐，举杯共庆的平安夜冻死在街头的故事。故事描写这个小女孩划火柴的情景，第一根她憧憬有一只取暖的炉子，第二根她憧憬了一盘香喷喷的烤鹅，第三根火柴她憧憬见到了她唯一疼爱她的奶奶。小女孩死了，嘴角却带着微笑，通过擦燃火柴的美好幻想与她饥寒交迫的现实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在凄凉故事的后面，我们看到这个小女孩三个美好的憧憬，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前三个层次吻合了。
前三种需求，在当今社会的人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体会到这个理论观点的普遍性，规律性.我们再往高一层去看：尊重的需要，能够做到时常获得他人尊敬的人是哪种人？其中一个答案是：皇帝。
我们依然翻看历史，看看能够在生理，生存，感情，尊重都得到需要的最高领袖们，他们在前四种需要得到基本满足后下一个需要是什么？
历史告诉我们，除了少数几个圣明君主外，大多数皇帝在获得充分尊重后：
商贾皇帝：汉灵帝刘宏与南朝宋少帝刘义府，均在皇宫中设“列肆”――模仿街市商店，两位皇帝均穿上商贾衣服，亲自沽卖。南朝齐废帝萧宝卷，更是此中能手，他不仅在皇宫后苑设立交易市场，自己与妃嫔宫女共同仿中市场商店做生意作乐，还特地设立一套“市场管理机构”，以宠妃潘氏任总管，皇帝自己充任潘氏属下的管理人员。对违反“市场纪律”的，包括皇帝在内，均加以鞭挞.
木匠皇帝：明熹宗朱由校是个有名的昏君，他的癖好是做木匠，盖房子，亲自操作斧头凿锯，一点不含糊。他的寝宫里常常堆满了各种木料。他打造家具时往往日以继夜。当他干得起劲时，根本不愿花时间去会见百官臣僚，更不愿处理军政大事.
乞丐皇帝：南北朝时北齐后主高纬有个更荒唐的“怪癖”――喜欢当乞丐。他在后宫华林苑，设立了贫穷村舍，他自己亲自穿上破衣烂衬当乞丐，沿街乞讨，这倒不是他想体验贫苦人民的生活，而是想出新鲜法子来玩，寻求刺激.
戏迷皇帝：第一个戏迷皇帝当推秦二胡亥。他登位后沉湎于歌舞声色。
齐废帝东昏侯萧宝卷是赫赫有名的昏君，捕老鼠、睡懒觉、驱百姓、出游玩乐……各种怪行为都有，但他最有名的怪癖要算开店铺.
唐肃宗李亨热衷于象棋，却不学士象，不学卒车，偏偏学马行斜。
球迷皇帝：最典型的要数唐僖宗与宋徽宗了。唐僖宗极爱打马球，球艺也不错。他洋洋得意地自我吹嘘说：“我要是应考球进士，一定能考得头名状元。”
以上这些皇帝只不过是中国历代皇帝中的部分而已。但足可以为代表了。
在追求更高需求的同时，我们在来看看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皇帝虽然自命天子，被称万岁，但长寿者不多，短命者不少，五十岁以下的占一半以上，秦始皇以前的不算在内。 超过八十岁的皇帝只有七位 ，30岁到39岁的有62位，10岁到19岁的有28位。
中国历代皇帝的平均寿命只有39岁。达到了前四种需要的皇帝为什么活这么短？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四个方面：
一是不劳而获，又因过食肥甘之物，致使血流不畅，气行受阻，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且难以治愈。
二是忧国忧民。长期奔波，劳心过度，终致积劳成疾，过早地夭折生命，但所占比例不大。
三是多数沉溺于女色。召天下美女册立皇后，选宫妃，纵淫无度，精、气、神消耗过剩，终至元气衰竭而短命早丧。
四是苦心钻营，争权夺利。为了权力，即便是父王、母后、胞兄、胞弟，也是处心积虑，当仁不让，甚至采取暗杀、投毒、夭折于非命，正常状态下，也会导致神志失守，气血凝郁，而遭命殒。

由此看来，马斯洛理论中的，追求实现自我需要的第五个层次上，只不过是将个人欲望爱好发展到极致而已，这种极致又往往建立在其他人们的痛苦之上。

其实早在几百年前，就人类需要问题上，中国古人就有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更为精准清晰的解释，并且直接告诉了我们答案。
胡澹庵编辑的《解人颐》一书中收录了一首《不知足》诗：
　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
　衣食两般皆具足，又想娇容美貌妻。
　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
　买得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
　槽头拴了骡和马，叹无官职被人欺。
　县丞主薄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
　作了皇帝求仙术，更想登天跨鹤飞
　若要世人心里足，除是南柯一梦西。
古人的这个答案，内容层次更详细，直达核心,而且题目与文辞的精美让人往往忽视了其本身的内涵价值。自秦始皇以来，几乎所有皇帝无不在求长生不老，因此而服所谓长生药中毒死亡者，历历可数。而胡澹庵收录的这首诗，最终是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在追求一己需要的道路上，在自我的欲望上，是永无止境的。
　以上历史答案是按照马斯洛理论中依次递增的概念例举的，但确实有些为难他，马斯洛在每个层次都建立了标准，比如安全上的需求要求几个条件：人身安全，健康保障，资源所有性，财产所有性，道德保障，工作职位保障，家庭安全。可以看出，每个层次需要各种条件作支撑，外部条件的成熟是层次递增的必要原因，需要整个群体相配合，也就是说他强调的道德保障，不但是自己，还需要整个群体到达一个道德水平来配合。他的理论中也强调了人的因素，强调先天基因和后天教育的重要，历代皇帝的统计中,也证明了圣明君主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而大多数是将圣贤教育来愚弄百姓,自己却不身体力行,其结果当然是败家早亡。但理论中何时教育，如何教育，教育的内容是什么?方向是什么?马斯洛并没说明。看来他也是透过事物的表象与现实结合来做研究方向的.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共同规律。他指出了人的需要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这一趋势基本上符合需要发展规律。他的理论建立在对外界事物的探索认知，就像西医初期是建立在对动物的解剖，发展过来再运用到人的身上一样，所以，若抛开他设立的几个机械式的条件，将其框架理论运用到动物身上，应该也不会出其左右。
这也许就是东西方文化差异所在！
圣人说：当你知道迷惑时，并不可怜，当你不知道迷惑时，才是最可怜的。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所探索的，孜孜以求的无非是一个共同的真理。所寻找的无非是对我们生命的了解和生存世界的了解，所追求的无非是那幸福的永恒。

那么，就让我们打开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宝库，借助东方圣贤的智慧，重新诠释马斯洛的理论，来达到他所理想的人类“实现自我”的最高需要的理想。

子曰：民衣食富足之后继之以教育。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圣人告诉我们，在达到马斯洛理论的第二个层次后，就需要完善我们的道德培养。因为“苟不教，性乃迁”。
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恶尽言功 善满称德”
由此，开始建立伟大的人格，从这一刻起，开始区别于其他动物，走上人的道路。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继而给与坚毅的品格。
“人皆可以为尧舜”
予以伟大志向。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予以远大的理想。
“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使其明白正确道理。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继而完成人道。
“尊人即自尊”。
马斯洛理论第四层尊重需要，圣人是这样教导我们，要得到他人尊重，需要首先对其他人无私的关爱和奉献。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在达到人类最终目标“实现自我”之前，需要先了解自我，这个看似简单但极为智慧的问题，几乎难倒我们现代所有人.马斯洛好像忽略了这个问题,对自我不了解,谈何实现自我?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
离开纷乱的外部世界,离开妄动内心活动,显然对于习惯对外部事物坚固求想，拼命执着的现代人思想相反，圣人教我们所征服的是自己内心对外物的执着，而所解除的是自身贪婪的本源,所认证的是人之初,至善的本来。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常见自己过，与道即相当”
这些话在清洗自己错误的习惯和个性、思维方面，建立伟大人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一路到底，如果不是我的过错，我怎么会有痛苦？如果不是我的过错，我的思想怎么会成为外界的产物？如果不是我的过错，我怎会不知我从哪里来，到那里去？太多太多问题，问题在于我。

“人圆道即成”
彻底了解了自我，其实就已经实现了自我。
《大学》里面的一句话，也给出“实现自我”的另外一条道路，但也殊途同归：
“物格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千经万典，孝悌为先”
是起点。
“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也是终点。
《孝经》里面的这句话是显而易见的教义，但在环境赋予我们有限的思维里，想象不到他的全部，或是对自己错误的认知方向障碍了我们的心灵，非要说出这一宝典秘密教义的话，那就是：将孝悌仁爱之心，无私的延伸至其他每一个生命，扩展到大千万物，充满至整个时空，那时，你将“实现自我”。

“离一切相,即一切法”

传统文化下的“实现自我”，是彻底舍弃自我的有限,进入无限,彻底放下自我的有限，从而拥有无限。这是人类最终的需要，是世间最伟大的智慧，是人生最大的福报----彼岸。
　
记得小时候的一首歌“草鞋是船，爸爸是帆，奶奶的叮咛装满舱。。。。。。。”传统文化是祖先的叮咛，是遗命，是无私的关爱与呵护，认识唯此，更无他意。后切记“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

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成佛法——英国社会学家汤恩比博士

1988年全球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的联合宣言作为结语：廿一世纪人类要想生存，必须汲取两千年前孔子的智慧。

《中国与美国》第四版，作者：费正清 1000字或以上书评，一个小时以内！谢谢！

费正清堪称以西方的视角观察中国问题的最具权威的学者，《美国与中国》是美国中国学的经典著作。全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中国早期的历史；第二部分为近代中国革命史的描述，从西方入侵直至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第三部分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的中美关系。本书被美国权威杂志《外交》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书之一，曾在西方学界和政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费正清以博学而洒脱的风格，风趣、清新的笔调娓娓道来，使一本严肃的史学专著成为难得的极具可读性的历史文化佳作。对于历史学家，它是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分析；对于学生，它是关于中国的权威指南；对于外交家和企业家，它成功探索了中美两国间难以捉摸而又颇具影响的情感呼应。本书自1948年第一版问世以来内容不断增补，这个译本是根据1983年的第四版翻译的。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世界上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中国研读、旅行、教学。1955-1973年费正清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哈佛的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历史讲座教席。直至他逝世前（1991年），他领导着美国的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皆出于其门下。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前夕，两国高层领导人案头摆放的就是他的《美国与中国》。
费正清的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观察中国》（China Watch）及《中国：传统与变迁》（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等。主编了《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等。
费正清教授是一位正直的美国学者，曾在中国的燕京大学任过教，做过美国驻中国的外交官，后来著书立说，成了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泰斗。据说现在美国的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都是他的学生。近日拜读费教授名著《美国与中国》，对中美两国的国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为书中一些精彩的描述和论断所叹服。现仅摘录一些文段以备忘：
“在衣阿华或依利诺斯州的田野上，与四周相隔半英里一个美国农家所住的地方，连同他的仓廪和畜棚，在中国却成为几百个人居住的、点缀着一些树木的村社，他同邻村相隔大约半英里。美国人民在历史上也以务农为本，可是体会不到人口稠密之苦，而这对一个中国农民的一切行动却产生微妙的影响。”
“中国七分之六的人口不得不密集在三分之一的土地上。据初略估计，中国确实有人居住的地区大约只有美国相应地区的一半，而供养的人口达美国的四倍。美国约有五十七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有人耕种，并且可耕地的面积还可以大加扩充；中国也许有四十五万平方英里的耕地（平均每人拥有产粮食的土地不足半英亩）
“现代中国所承袭的这块土地，几乎十分之九的耕地用于生产粮食……对比之下，美国所利用的耕地只有百分之三四十用于产粮，而几乎有一半用于放牧。”
“人口密集使精细耕作成为必要并给它提供条件。”“今天的人民共和国努力实现机械化的工作碰到了怎样给农业人口找到就业机会的严重问题。”
“西方与东方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不同认识这一点，是两种文明的显著差异之一。人，在西方世界居于中心地位。自然界其他东西所起的作用是作为色彩不鲜明的背景材料，或是他们的敌手。从前生活在地中海区域欧洲大陆的西方人决不离开水源太远，他们只要有主动精神，总可以渔业来弥补农业的不足。航海通商自古以来就一直起了直接的作用。为了便宜航海通商而进行的勘探和发明，是西方人与自然作斗争的典型手段，而决不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然而，说来奇怪，一个中国人和他的同胞一直这样密集的生活在一块土地上，使他也成为最具社会观念的人，使他时时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周围的社会关系，因为他在整个一生中很少生活在其他的听闻所不及的圈子以外。”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人们总的生活环境、文化历史以及人口密度等因素，形成了东方人与西方人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的差异。现在，中国正在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这些差异正在缩小。为我们所叹服的是，四十多年前费正清教授竟然一言中的，四十多年后中国所进行的农村改革以及城市化的国策，很大程度就是为了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已经懂得“怎样给农业人口找到其他就业机会”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必须攻坚的重大课题。费教授真是我们改革的先知。
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自1929年以来，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均成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焦点。其学术贡献重要在于：

首先，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其次，费正清还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做出了不懈努力。在费正清的著述中，有关中美关系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占很大比重。他的论述影响了整整几代美国学人和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费正清主张美国政府尽早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转向“遏制而不孤立”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些主张凝聚着他多年来对中美关系的深入思考，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费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策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作为中美关系的专家、倡导者和阐释者，费正清致力于影响历史进程，而不是仅仅理解和解释历史。他遵循其导师查尔斯·韦氏勋爵的主张，即历史学家应利用其知识和研究改变现实。他坚持认为，为了美国的未来和世界的发展，美国人必须重新认识中国，重新审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费正清之所以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恰恰是因为他的思想和政策观点与决策者的务实、功利观点相悖。

还有，费正清是一位史学家，致力于19世纪中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探索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变故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整个过程。他还是一位资深望重的历史教员，桃李满天下。在哈佛大学教育了数以千计的本科学生，在他门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学者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任教的达一百多人。

再有，费正清极力推广东亚研究，其中包括现代中国史研究。经过他的毕生努力，东亚研究获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大量的财政资助。除了加强学术意识和筹集资金，费正清还帮助建立了一系列的研究项目，如在哈佛大学推广东亚研究扩大该学科和领域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哈佛大学几乎可称之为他的学术研究基地。1979年他曾把哈佛描述为他的终生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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