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河风气药酒

临河风气药酒

处方 : 当归身1两5钱，白芍药1两，薏苡仁1两，生地1两，香附8钱，杜仲8钱，虎骨（酥炙）6钱，秦艽6钱，真川芎7钱，川续断5钱，羌活5钱，五加皮5钱。

制法 : 上用头生酒30斤，封固煮3炷香，放土地上退火气一七。

功能主治 : 痛风。

用法用量 : 每晚温饮1杯。

摘录 : 《疡医大全》卷二十八

四大种类药酒是在哪个朝代后出现的？

　　药酒是中药里很好的一种养生保健方式，它既让人过了酒瘾又达到了养生保健的作用。不过其实药酒也是有分不同种类的哦。其中最出名的有四大种类，那么这些药酒又是从哪个朝代开始出现的呢？

　　唐宋时期，药酒补酒的酿造较为盛行。这一期间的一些医药巨着如《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都收录了大量的药酒和补酒的配方和制法。如《备急千金要方》卷七设“酒醴”专节，卷十二设“风虚杂补酒，煎”专节。《千金翼方》卷十六设“诸酒”专节。《外台秘要》卷三十一设“古今诸家酒方”专节。

　　宋代《太平圣惠方》所设的药酒专节多达六处。除了这些专节外，还有大量的散方见于其它章节中。唐宋时期，由于饮酒风气浓厚，社会上酗酒者也渐多，解酒，戒酒似乎也很有必要，故在这些医学着作中，解酒，戒酒方也应运而生。有人统计过，在上述四部书中这方面的药方多达一百多例。

　　唐宋时期的药酒配方中，用药味数较多的复方药酒所占的比重明显提高，这是当时的显着特点。复方的增多表明药酒制备整体水平的提高。唐宋时期，药酒的制法有酿造法，冷浸法，热浸法。以前两者为主。《圣济总录》中有多例药酒采用隔水加热的“煮出法”。

　　唐宋时期的药酒，常用一些温热燥烈的药物，象乌头，附子，肉桂，干姜等。这样的药物如果滥用，往往会伤及阴血。金元时期我国医学界学术争鸣十分活跃，滥用温燥药的风气受到许多着名医家的批评。

　　这对明清时期的医学有深刻的影响。故明清的很多药酒配方采用平和的药物以及补甸养阴药物组成，这样就可以适用于不同病情和机体状况，使药酒可以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发挥作用。

　　元明清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进步，医药学有了新的发展。药酒在整理前人经验，创制新配方，发展配制法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使药酒的制备，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药酒是哪个朝代出现的

　　药酒是哪个朝代出现的呢？下面随我一起看看相关内容吧~

　　 一、药酒是哪个朝代出现的

　　配制酒（integratedalcoholicbeverages），是以发酵酒、蒸馏酒或食用酒精为酒基，加入可食用的花、果、动植物或中草药，或以食品添加剂为呈色、呈香及呈味物质，采用浸泡、煮沸、复蒸等不同工艺加工而成的改变了其原酒基风格的酒。配制酒分为植物类配制酒、动物类配制酒、动植物配制酒及其它配制酒。

　　中国的药酒和滋补酒的主要特点是在酿酒过程中或在酒中加入了中草药，因此两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但前者主要以治疗疾病为主，有特定的医疗作用；后者以滋补养生健体为主，有保健强身作用。

　　从药酒的使用方法上分，可将药酒分为内服、外用，既可内服又可外用的三大类。

　　滋补酒用药，讲究配伍，根据其功能，可分为补气、补血、滋阴、补阳和气血双补等类型。

　　《博物志》曾记载道 昔有三人冒雾晨行，一人饮酒，一人饱食，一人空腹。空腹者死，饱食者病，饮酒者健。此酒势辟恶，胜于他物之故也。" 从这则记载可以看到酒对于健康的作用，但更能说明酒与药之密切关系的内在因素还可从以下几点得到发掘。

　　食药合一 药往往味苦而难于被人们接受，但酒却是普遍受欢迎的食物，酒与药的结合，弥补了药的苦味的缺陷，也改善了酒的风味。相得益彰。经常服药，人们从心理上难以接受，但将药物配入酒中制成药酒，经常饮用，既强身健体，又享乐其中，却是人生一太快事。

　　酒为百药之长 《汉书?食货志》中说 " 酒，百药之长" 。这可以理解为在众多的药中，酒是效果最好的药，另一方面，酒还可以提高其它药物的效果。酒与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远古时代，酒就是一种药，古人说“酒以治疾”。" 医" 的古文字是" ____" ，本身就是一种酿造酒。古人酿酒目的之一是作药用的。可见在古代酒在医疗中的重要作用。远古的药酒大多是酿造成的，药物与酒醪混合发酵，在发酵过程中，药物成分不断溶出，才可以充分利用。

　　 二、远古时期的药酒及滋补酒

　　殷商的酒类，除了" 酒" ，" 醴" 之外，还有" 鬯" 。鬯是以黑黍为酿酒原料，加入郁金香草（也是一种中药）酿成的。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药酒。鬯常用于祭祀和占卜。鬯还具有驱恶防腐的作用。《周礼》中还记载 " 王崩，大肆，以鬯" 。也就是说帝王驾崩之后，用鬯酒洗浴其尸身，可较长时间地保持不腐。

　　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的一部医方专书，后来被称为《五十二病方》，被认为是公元前3世纪末，秦汉之际的抄本，其中用到酒的药方不下于35个，其中至少有5方可认为是酒剂配方，用以治疗蛇伤，疽，疥瘙等疾病。其中有内服药酒，也有供外用的。

　　《养生方》是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帛书之一，其中共有六种药酒的酿造方法，但可惜这些药方文字大都残断，只有" 醪利中" 较为完整，此方共包括了十道工序。

　　但值得强调的是远古时代的药酒大多数是药物是加入到酿酒原料中一块发酵的。而不是象后世常用的.浸渍法。其主要原因可能是远古时代的酒保藏不易，浸渍法容易导致酒的酸败。药物成份尚未溶解充分，酒就变质了。采用药物与酿酒原料同时发酵，由于发酵时间较长，药物成分可充分溶出。

　　我国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的《素问?汤液醪醴论》专篇曾指出 " 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以为备耳" 。这就说古人之所以酿造醪酒，是专为药而备用的。《黄帝内经》中有" 左角发酒" ，治尸厥，" 醪酒" 治经络不通，病生不仁。" 鸡矢酒" 治臌胀。

　　 三、汉代至唐代之前的药酒及滋补酒

　　采用酒煎煮法和酒浸渍法起码始于汉代。约在汉代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有如下一段论述 " 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 。用酒浸渍，一方面可使药材中的一些药用成分的溶解度提高，另一方面，酒行药势，疗效也可提高。汉代名医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一书中，就有多例浸渍法和煎煮法的实例。如" 鳖甲煎丸方" ，以鳖甲等二十多味药为末，取煅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酒尽一半，着鳖甲于中，煮令泛烂如胶漆，绞取汁，内诸药，煎为丸。还有一例" 红蓝花酒方" ，也是用酒煎煮药物后供饮用。《金匮要略》中还记载了一些有关饮酒忌宜事项，如" 龟肉不可合酒果子食之，" " 饮白酒，食生韭，令人病增" ，" 夏月大醉，汗流，不得冷水洗着身及使扇，即成病" 。" 醉后勿饱食，发寒冷" 。这些实用知识对于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起了重要的作用。

　　南朝齐梁时期的著名本草学家陶弘景，总结了前人采用冷浸法制备药酒的经验，在《本草集经注》中提出了一套冷浸法制药酒的常规 " 凡渍药酒，皆须细切，生绢袋盛之，乃入酒密封，随寒暑日数，视其浓烈，便可___出，不必待至酒尽也。滓可暴燥微捣，更渍饮之，亦可散服" 。这段话注意到了药材的粉碎度，浸渍时间及浸渍时的气温对于浸出速度，浸出效果的影响。并提出了多次浸渍，以充分浸出药材中的有效成分，从而弥补了冷浸法本身的缺陷，如药用成分浸出不彻底，药渣本身吸收酒液而造成的浪费。从这段话可看出在那时药酒的冷浸法已达到了较高的技术水平。

　　热浸法制药酒的最早记载大概是北魏《齐民要术》中的一例" 胡椒酒" ，该法把干姜，胡椒末及安石榴汁置入酒中后，" 火暖取温" 。尽管这还不是制药酒，当做为一种方法在民间流传，故也可能用于药酒的配制。热浸法确实成为后来的药酒配制的主要方法。

　　酒不仅用于内服药，还用来作为麻醉剂，传说华佗用的" 麻沸散" ，就是用酒冲服。华佗发现醉汉治伤时，没有痛苦感，由此得到启发，从而研制出" 麻沸散" 。

　　 四、唐宋时期的药酒及滋补酒

　　唐宋时期，药酒补酒的酿造较为盛行。这一期间的一些医药巨著如《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都收录了大量的药酒和补酒的配方和制法。如《备急千金要方》卷七设" 酒醴" 专节，卷十二设" 风虚杂补酒，煎" 专节。《千金翼方》卷十六设" 诸酒" 专节。《外台秘要》卷三十一设" 古今诸家酒方" 专节。宋代《太平圣惠方》所设的药酒专节多达六处。除了这些专节外，还有大量的散方见于其它章节中。唐宋时期，由于饮酒风气浓厚，社会上酗酒者也渐多，解酒，戒酒似乎也很有必要，故在这些医学著作中，解酒，戒酒方也应运而生。有人统计过，在上述四部书中这方面的药方多达一百多例。

　　唐宋时期的药酒配方中，用药味数较多的复方药酒所占的比重明显提高，这是当时的显著特点。复方的增多表明药酒制备整体水平的提高。

　　唐宋时期，药酒的制法有酿造法，冷浸法，热浸法。以前两者为主。《圣济总录》中有多例药酒采用隔水加热的" 煮出法" 。

　　 五、元明清时期的药酒和滋补酒

　　元明清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进步，医药学有了新的发展。

　　药酒在整理前人经验，创制新配方，发展配制法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使药酒的制备，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这一时期，我国已积累了大量医学文献，前人的宝贵经验受到了元明清时期医家的普遍重视，因而，在元明清时期，出版了不少著作，为整理前人的经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饮膳正要》是我国的第一部营养学专著。共三卷。天历三年（1330年）刊。忽思慧为蒙古族营养学家，任宫廷饮膳太医时，将累朝亲侍进用奇珍异馔，汤膏煎造，及诸家本草，名医方术，并日所必用谷肉果菜，取其性味补益者，集成一书。书中关于饮酒避忌的内容，是很有道理的。具有重要的价值。书中的一些补酒，虽没有详细记载，但都是颇为有效的，在《本草纲目》中则有详细记载。

我家狗的了瘟疫，谁能救救我家的狗啊

　　21世纪，人类可能面临的战争形态是不对称战争。利用某些种类的新、危病毒进行生物战争，可能成为这种战争中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战争手段可以在隐秘的条件下采用，并可以在短时期内，给对手造成经济、政治和生命的严重破坏。对此，善良的中国人已有必要引起高度警惕。�
　　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此事件关系西汉后期，以至两汉魏晋数百年历史，影响至为深远。但迄今从未被史家所论及，兹综括史料，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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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编制《汉武帝年表》时曾注意到，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说：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秦人(按此即西语china即“秦人”之称的起源)，(希腊人科斯麻士《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希腊称中国为秦尼策国(Tlinitza)，又称秦尼斯坦(Tzmista)。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叙利亚文称中国为秦尼斯坦(Tzinsthan)。数名皆同一语源，由海道传播至西方者。(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53—54页)此即英文chinese秦尼斯之语源。)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术的马匹。所谓法术，当时称为“诅”或“蛊”。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关后，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之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
　　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上述资料参看何新《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第428页。)这种生化战的后果，《史记》、《汉书》未作详述。但《通鉴》记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汉书》本传记：�
　　“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则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这位年轻将领一向体魄壮健，剽勇过人。远征归来后，突患暴病而夭折。现在看来，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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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后期，国中已数起大疫。由于当时人认为，来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诅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对胡巫的警惕。天汉二年秋，下诏“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专使钦差“直旨绣衣使者”纠察胡巫。这也是引发后来“巫蛊之祸”的来源。�
　　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晚年一次严重的宫廷变乱，其直接目标是搜寻和打击致人病蛊的胡巫。但由于扩大化，株连甚多，引发了激烈的宫廷政争，这场变乱最终导致武帝心爱的儿子、储君卫太子刘据之死难。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认为这也是由于匈奴搞生物战所间接引发的一次重大政治事变。(此事请参看本书《论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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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奴(胡巫)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这种“伤寒”有两个病征，一是因发高热而苦寒，《黄帝内经》热病篇：“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一 是患者体有斑瘀(所以称为“伤”)，死亡率很高。(所谓“瘟疫”，即瘟病，瘟也是发热的意思。)�
　　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复发作，频频不已，绵延不断。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变化。东汉末名医张仲景总结治疗疫病经验写成名著《伤寒论》，就是从中医学上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西汉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绿林起义引爆的社会动乱，原因除当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外，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关系。总体来说，当社会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响社会安定。但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至东汉后期，疫情再度频繁发作。�
　　特别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国中屡发“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对军事的影响已见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称：当前“天象异，地吐妖，人疾疫，”可能会引发社会变乱。这一预言不到二十年就应验了。桓帝死后，灵帝时代大疫又于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爆发流行。�
　　其中尤以灵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最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趁民间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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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黄巾起义，中经三国分裂，直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统一中国为止，战乱分裂绵延持续八十余年。而在这期间，瘟疫仍然反复发作不已。�
　　东汉末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悲沉地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经年以
　　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意谓“我的家族人多，二百余口人，自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
　　战乱与疾疫，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统计全国人口五千六百五十万。仅八十年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统计，全国人口仅有一千六百余万，锐减去四分之三)。毛泽东曾注意到汉末三国时期中国人口的锐减情况，云“原子弹不如刘关张的大刀长矛厉害”。其实，导致这一时代中国人口锐减的更重要原因并不仅是战争，而是饥荒和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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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当时人称为“伤寒”的这种流行瘟疫究竟是什么疫病，这一点过去史家无所论及。但从有关史料看，这种疫病发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病的主要特征是高热致喘，气绝而死。一些患者体有血斑瘀块。(故称为“伤/疡”。)�
　　根据史料所记述的疫情特点：(1)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2)起病急猛，高热，(3)患者体有出血瘀点，(4)具强烈传染性；似可以推断当时流行的这种“伤寒”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一是鼠疫，二是流行性出血热。笔者窃以为当时东北中国流行的主要是后者，但此病基本未过长江。盖大江阻隔了老鼠也。�
　　流行性出血热(EHF)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组由动物性虫媒病毒(特别是鼠类)引起的传染病。以高热、出血(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40%—50%)。(“出血热由汉他(滩)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称为汉滩病毒肺综合症，英文缩写为HPS。”)�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仓鼠)。但临床上已查出30种以上动物可自然携带本病毒，除啮齿动物外，一些家畜也携带EHFV，包括马、家猫、家兔、狗、猪等，证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却很少发病，而只是通过接触将瘟疫传给人类。�
　　我们可以设想，匈奴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诅”、“蛊”)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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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疾的流行引起东汉末民间道教与王室贵族中佛教的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信仰的。�
　　道教本起于战国后期东齐海滨方术士的民间信仰。(陈寅恪观点。)西汉时期与黄老哲学及导引吐纳养生方术相结合，仅流行于贵族中。汉武帝尊儒而贬黜黄老，黄老之术降入民间。在东汉后期，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张陵、左慈、张鲁等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传布“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使其逐步发展为道教。与黄巾的“太平道”一样，其在民间的流传与当时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浮屠(佛教)于战国末已传入中土，但其立教并开始流行于上层精英中，或始于元狩二年三月。霍去病远北匈奴，可匈奴祭天所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有人认为是金佛象。带到长安后，武帝诏于甘泉宫中为立祠(敦煌莫高第323窟有此事绘画)。后汉明帝时期。东汉后期，精英贵族中(当时称为耆旧俊彦)已流行崇信佛教。当时人认为，“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也是一种养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致楚王英诏书：�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洁斋即洁静服素守斋，是一种养生保健之道。在东汉末桓灵时代的疾疫流行时期，汉桓帝亦于宫中设立黄老浮屠之祠。“自永平以来，臣民已多有习浮屠术者，至桓帝，方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渐盛。”�
　　我们应注意到，早期佛教的传入，不仅包涵着经、教、学、法的传入，也包涵着古印度医学和医术的传入(汤用彤曾论之)。桓帝时在洛阳传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学大师，也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所以信徒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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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割据时的建安正始时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仅平民，当时的名士贵族，多夭折短寿。例如所谓建安七子、正始七贤(即竹林七贤)，以及一时名士王弼、何晏诸辈，多数死于壮年(四十岁左右)。善养生的阮籍，也仅活了五十余岁。贵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当时人多数死于瘟疫。所以魏文帝曹丕《答吴质书》中曾悲叹说：�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裴松之也说：“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
　　战乱兵灾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时代成为一个色彩阴暗悲怆的时代。�
　　难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诗作常以“七哀”为题，作悲苦之音，充满萧杀之气。如阮籍的“
　　七哀”：�
　　“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身尽气力索，精魂糜所能。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
　　王粲“七哀”亦哀叹曰：�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长安，悟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
　　由此引致中国哲学及文化主题，由两汉时代本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讨论，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的问题讨论，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晋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四民踏百草，又有年百草之戈。丈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艾蒿和菖蒲有明显的医药作用。艾，俗称艾蒿，家艾，散发出一种清黍的气味，是一味中药。南朝陶宏景《名医别录》载：“艾，主灸百病”叶入药，性温味苦，有和营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能。艾叶油有明显的平喘、镇咳、祛痰及消炎作用，叶加工如绒，称“艾绒”，为灸法治病的燃料。另外“大艾”复制成艾片，中医学上用于芳香开窍药；也可用作杀菌、防腐、兴奋剂。�
　　菖蒲，生于水边，又名“剑水草”、“白菖”俗称蒲草。《本草纲目》说，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有香气，是提取芳香油的原料。它也是一味中药，具有开窍、行气止痛、祛风湿的功能，也可作芳香健胃剂。用菖蒲浸制的药酒，传说饮后可避瘟气，延年益寿。《荆梦岁时记》：“端午以菖蒲一雨九节者，泛酒以避瘟气。”宋代欧阳修在《端午贴子词》中写道：“共存菖蒲酒，君王寿万春。”在民间常将菖蒲叶与艾叶结成束，或烧以花序，以熏蚊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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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谈”一词，源之于曹丕诗：
　　“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
　　清谈谈玄之风始于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如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与疾病的救治有关。)�
　　“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号放纵之论盈于朝野。(晋书·言传)�
　　魏晋时期哲学中流行崇尚虚无与放达的存在主义，文学中充满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建安正始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此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也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时孔门儒家正统(如孔融)反曹，仍崇尚名教以尊汉室。而曹丕乃倡导清谈，尚通脱非名教以破之。魏代汉后，玄言清谈由曹丕等之提倡而成为学术主流。晋室废魏，司马氏复以推崇名教为标榜。当时崇尚名教者拥汉、拥晋。反名教者则拥曹氏。阮籍说：“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晋书，阮传)古今论魏晋清谈者多，但对上述社会背景及意识形态特点，则鲜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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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汉末的动乱，连年的战争及瘟疫残害了无数人的生命，生存问题遂成为尖锐的问题，贵族、士人为躲避疾疫，延长生命，多亲自入山采集药石。如名士“(嵇)康尝采药游山 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晋书·嵇康传)又如著名贵族、书法家王羲之“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
　　由此可知，山水之美，也是名士们在采药与浪游之中发现的。当时士人所练导引吐纳，服药采炼之法，名为求仙，实仍是求现世的祛病健身之术。�
　　针对“伤寒”的流行，当时士人流行服用一种能致人发热的“寒食散”。 寒食散又名“五石散”。主要原料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黄。(余嘉锡对此有详考。)用这些原料炼出来的药物，服用之后，据说能散寒气，补不足，祛病延年。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寒食散发候篇》云：“近世尚书何晏，耽好声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 �
　　所谓“历岁之困”，应即指多年流行的瘟疫。换句话说，五石散在当时之流行，是由于被认为有治病之功效的。�
　　何晏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自何晏用后，在士人中逐渐流行。“寒食散之方虽起于汉代，而用之者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导也。”书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荐，服后说：“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全晋文)服药后生幻觉，称“散心”，生幻力，狂走发散，称“散步”。这些语言创自当时之服散者，一直流传到今天。
　　〔关于寒石散祛治伤寒的药效，史料中有所记载：“直阁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许剂，嗣伯为诊之曰：‘卿伏热，应须以水发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夹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从头浇之，尽二十斛。伯玉口噤气绝，家人啼哭请止。嗣伯遣人执杖防阁，敢有谏者挝之。又尽水百斛，伯玉始能动，而见背上彭彭有气。俄而起坐曰：‘热不可忍，乞冷饮。’嗣伯以水与之，一饮一升，病都差。自尔恒发热，冬月犹单挥衫，体更肥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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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指出长服五石散者，因药性的作用，会影响人的性格，使人变得暴躁、狂傲。服药使人的容颜会有所改观，服药还使人的行为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鲁迅有一篇名作曾论及药酒及魏晋文化风气之关系，他注意到当时贵族士人多服药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晋风度。鲁迅说：�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了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服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除此之外，为避疫疾传染，当时许多士人远避人世，寻找干净土，于是又有回返寻找大自然的风尚，遂导致山水诗及山水文学的兴起。�
　　服寒石散需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士人亦多纵酒。《世说新语》记：“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须奇才。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大佛云：‘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世说新语·任诞》)�
　　饮酒后嗜睡，可以拒客绝交游，成为当时名士的处身之道，即所谓“闭关”。例如“阮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顾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石林诗话》说：�
　　“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酒，可以粗远世故。盖陈平、曹参以来用此策。《汉书》记陈平于刘吕未判之际，日饮醇酒戏妇人，是岂真好饮邪？曹参虽与此异，然方欲解秦之烦苛，付之清净，以酒杜人，是亦一术。不然，如蒯通辈无事而献说者，且将日走其门矣。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此意惟颜延年知之。故《五君咏》云：‘刘伶善闭关，怀清灭闻见，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如是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也。 (《苕溪渔隐丛话》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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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世昌说，魏晋名士习尚服药、饮酒、清谈、放荡、狂狷、任性、好山水、好音乐、好享乐和自暴自弃的颓废。近时文坛论及魏晋风度，犹有人推崇魏晋时士人之服药、饮酒、 山水遨游，认为魏晋士人崇尚“自由”。却殊不意识到这实际是根源于一种大不自由的背景——当时社会动荡，民生艰难，又时有人力不可控制的瘟疫流行，夺人性命。因此，对于士人来说，魏晋时期乃是充满忧患的痛苦悲哀的时代。所谓通脱、放达的存在主义，不过是精神上寻求解脱的一种自慰的表达方式而已。�
　　匈奴本身虽是汉代这场生物战的最初发动者，但其本族后来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史载自武帝征和年代后，匈奴部亦屡遭大疫，导致人口锐减。在汉军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在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2—3世纪流行到罗马。公元6世纪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传布到几乎整个欧洲。其间反复发作，对中古欧亚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世纪晚期著名的文学作品《十日谈》，就与当时在意大利流行的“黑死病(鼠疫)及出血热有关。但此已超出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
　　〔加文·汉布里(Gavin Hambly)《中亚史纲要》：�
　　公元165年，在帕提亚战役中发生了一次很著名的事件，当阿维狄俄斯·卡希厄斯率领的罗马军队进入泰西封时，他们遭受了一种毁灭性的流行病的袭击，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同一时期在南阿拉伯地区，也发生了一场大灾难，这场灾难只可能是一场可怕的流行病。而这种流行病开始于贵霜帝国，又沿着贸易通道流传到了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

　　本文节选自《汉武帝新传》一书，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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