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定志汤

金银定志汤

处方 : 当归（酒浸）1钱，人参1钱，益智仁1钱，甘草7分，石菖蒲7分，茯神7分，五味子15粒，琥珀（另研）5分，羚羊角（镑）5分。

功能主治 : 定志。主心风失志，妄行妄语。

用法用量 : 上以琥珀、羚羊角另放，用水2盏，金、银各1两，同煎至8分，去滓，入珀、角2末，调匀服。

摘录 : 《医统》卷四十九

什么叫金银错

的本色没有区别，粗心的人，有时会对铭文视而不见。但是，从春秋时期错金银工艺兴起后，人们在铜器上用黄金错成铭文，这样，铭文就熠熠生辉，人们一见到青铜器，金光闪动的铭文，就抢先进入你的眼睛，尤其是，青铜器经过地下千年埋藏，其表面已变成深颜色的“绿漆古”或“黑漆古”，而金错铭文，则数千年光辉丝毫不减，这样，它们就好象夏夜深蓝色天空闪烁的星星，非常美观！
目前我们能见到最早的错金银青铜器，就是一件错金铭文的栾书罐，是春秋中期的，器高四八．四公分，素面，颈至肩下，有金错铭文五行共四十字。铭文大意是：在正月季春，栾书作此器，用以祭祀祖先，希望长寿，子孙永宝用。栾书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臣，卒于公元前五七三年。目前，我们尚未见到过比此更早的错金青铜器。
自公元前六世纪金错铭文开了个头，从此之后，竞相仿效，风行了近一千年，其高峰期是春秋后期至汉代。
金银错本身是一种装饰工艺，为了追求装饰美，铭文从此发生了变化，铭文的位置，从器内移于器表，并刻意进行经营。金错铭文一般使用各种美术字，其中用得最多的，是吴越鸟虫书。
鸟虫书又名虫书、鸟篆、鸟籀，是篆书中的花体，往往用虫鸟组成笔画，似书似画，饶有情趣。金错鸟虫书铭文，在春秋至战国早期，多用于兵器上，秦汉则见于壶等容器上，如上海博物藏金银错鸟篆纹铜壶和河北省满城西汉墓出土的金错鸟篆纹铜壶。
有些青铜器金错铭文，虽然不是鸟虫书，但也有图案化、艺术化的倾向。如一九五七年安徽寿县出土的战国金错鄂君启节，上有金错铭文三一二字，字体似草叶篆，线条劲细飘逸，横竖笔划交叉处，常常以圆点装饰，好似点点明星，散落于字里行间，非常美观。
2、几何纹图案：
金银错青铜器多用几何纹装饰，其中尤其以几何云纹最多见。
金银错几何云纹，与以往青铜器的几何云纹不同，其主要特点是，它既有几何图案所固有的严谨规则构成的骨法，而又在规则中求变化。如多使用细而匀称的云纹涡线，而旋转的细涡线之间，是用较宽的面来联结，这种纹饰富有节奏感和律动美，显得格外清新和活泼。几何图案的创新，是战国秦汉金银错工艺一个突出的艺术成就。
此外，几何图案，还有菱纹、三角纹、雷纹、勾连纹等，但都不是主要纹饰。
3、动物纹、狩猎纹以及各种动物造型的青铜器上的眼、眉、鼻、嘴、爪、毛、羽的描画等。
四、器类及其代表作品
1、兵器：
春秋后期至战国秦汉，青铜兵器上，广泛地使用了金银错工艺。
春秋至战国早期金银错兵器的主要特点，是金错铭文。铭文字体以鸟篆文最多见。
戈上的金错铭文，一般在戈面的胡和援，在胡部的，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的宋公戈，传为一九三六年安徽寿县出土，戈长二二．三公分，胡长九．七公分。胡部有金光闪闪的鸟篆铭文：“宋公 之（造）戈”。宋景公名，公元前五一六年即位。该戈的内部，还有金错变形兽纹一组。又如上海博物馆藏春秋后期蔡公子加戈 ，胡部有金错鸟篆文六字，内部还有金错双钩线。还有的戈铭在援至胡部，如山西省博物馆藏的王子戈，戈的援至胡金错鸟篆文王子于之用戈。王子于可能是春秋时期的吴王僚。
剑上的金错铭文，一般在剑面上，个别错剑脊上。如安徽省博物馆藏蔡侯产剑，一九五九年安徽淮南出土，剑面金错鸟篆铭文蔡侯产作畏剑。湖北江陵望山麓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在近格处剑面，金错鸟篆?quot;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字。
矛上也有金错铭文。如一九八三年湖北马山楚墓出土一件吴王夫差矛，矛的基部有金错铭文二行八字，记器为吴王夫差自作。
战国秦汉流行佩剑和佩刀，如《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汉代官吏的佩刀制度：“佩刀，乘舆黄金通身貂错……诸侯王黄金错”。这种用黄金错的佩刀，当时叫“金错刀”。如东汉张衡的《四愁诗》中，有“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之句。谢承《后汉书》也记载有：“诒赐应奉金错把刀”。但考古发现秦汉的金错刀、剑，多为铁兵器，只是戈、矛等则用金银错铜尊、铜敦。此外，战国、秦、汉的铜弩机、承弓器等，也有金错铭文和几何云纹的。如长沙马王堆二号汉墓和河北满城汉墓均出过此种器物。
2、车马器：
战国秦汉皇室、王室和各高级官吏的车子的铜构件，常常金银错几何纹饰。《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汉代太皇太后、皇太后的车子，“云纹画辀、黄金涂五末” 。五末是指车子辕的头端、衡的两端以及轴两端的辔。《说文解字》：“错，金涂也”，“黄金涂五末”就是五末均金错纹饰。《后汉书》的记载，得到了考古发掘的证实，战国秦汉墓中，出土了数以百计的金错五末：辔、辕首、衡末端铜冒。
在考古发现数以百计的金银错铜车马器中，我要特别介绍一件车伞铤，该铤是一九六五年河北定县三盘山汉墓出土的，长二六．四公分，直径三．五公分。铤面金银错狩猎纹。纹饰内容极其丰富，场面生动、紧张、激烈，声势浩大，它既描绘了大自然之美，又反映汉代人们的狩猎活动，它是我国青铜金银错工艺宝库中的一颗灿烂明珠！
3、日常生活用器及其它：
春秋时期，金银错的日常生活用器罕见。但到了战国秦汉时期，则广泛流行，许多贵族用的高级日用青铜器，都披上了金银错的美丽外衣，目前考古发现的有：鼎、尊、壶、杯、豆、舟、盆、盘、盂、耳杯、匕、罍、勺、灯、熏炉、镜、带钩、骰子、案、符、节、纽钟、虎子、镇、尺、杖首、器座、屏风插座，以及各种陈设艺术品等，总之，战国秦汉时期的金银错青铜器，已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目前考古发现了大量战国秦汉金银错青铜器，其中有许许多多的精品：战国时期的，有一九六五年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的错金云纹豆，一九七七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的有翼神兽、龙凤方案、虎噬鹿器座。一九六六年陕西咸阳出土的云纹鼎，一九七九年河南洛阳小屯村出土的卷云纹四瓣团花纹鼎，一九六五年江苏涟水三里墩出土的云纹牺尊，陕西汉中出土的云纹羊形盂，一九六六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云纹壶，一九七二年广东肇庆出土的流云纹罍，一九五五年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的云纹舟，一九七三年河南洛阳中州路出土的云纹承弓器，湖南长沙市出土的云纹带钩，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几何勾连纹壶和狩猎纹铜镜，一九五四年四川昭化出土的犀牛带钩，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云纹豆形灯和虎子，一九七七年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出土的龙兽杖首，一九五八年安徽寿县出土的卧牛和鄂君启节，一九七三年陕西西安门出土的杜虎符；秦代的有山东临城出土的阳陵虎符，一九七七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园出土的乐府钟；汉代的有一九六八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蟠龙纹壶、鸟篆纹壶、乳丁纹壶、朱雀衔环杯、博北炉、梅花纹豹镇、铜骰；上海博物馆藏的鸟篆纹壶，一九六四年陕西西安出土的勾连纹铜钫，一九六五年河北定县出土的车伞铤，一九八○年江苏邗江出土的牛灯，一九五○年四川出土的四神带钩，一九七○年江苏徐州出土的云龙纹尊，一九六三年陕西兴平出土的云纹犀尊，一九八三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虎节、带托铜镜、伞柄箍等。由于战国秦汉金银错青铜器精品太多，像数天上的星星一样，数都数不过来，我们只能选出上述小部分代表作品介绍给读者朋友。

金银珠玉库中存?是什么意思?

这个典故出自汉代晁错的《论贵粟疏》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

那珠玉金银，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但是众人以之为贵，（是）因为君主使用它的缘故。这些东西作为物品，轻小容易收藏，（可以）放在手掌里，可以走遍全国也没有挨饿受冻的忧患。这使臣子轻易地背离自己的国君，而百姓轻易地离开自己的乡土，盗贼受到鼓励，逃亡的人得到容易携带的轻便资产。粮食桑麻之类的农产品生长在地里，成长起来在于天时，积聚起来在于力气，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几石的重物，一般人不能担负起来，（因而）不被坏人看重，（但）一天得不到它，饥寒就产生了，因此英明的君主把五谷看得很贵重而把金玉看得很轻贱。

附（1）
〔西汉〕【晁错小传】
晁错（前200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县）人，西汉文帝、景帝时期的政治家。初从张恢学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文帝时任太常掌故，曾奉命从故秦博士伏生受《尚书》。后为太子家令，得太子（即景帝）信任，号“智囊”。景帝即位，任为御史大夫。他坚持“重本抑末”（即重农抑商）政策，主张纳粟受爵，建议募民充实边塞，积极备御匈奴贵族的攻掠，并进言削藩以巩固中央集权，得到景帝采纳。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因此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畏于七国连兵，遂将其处死。晁错的著作较为完整的现存有八篇，散见于《汉书》的《爰盎晁错传》、《荆燕吴传》和《食货志》。他的文章称为“疏直激切，尽所欲言”，其中《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附（2）《论贵粟疏》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1），织而衣之也（2），为开其资财之道也（3）。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4），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5），加以无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6），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7），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8），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9），中人弗胜（10），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11）。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12），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13）。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14）；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15），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16），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17）。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18），履丝曳缟（19）。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20），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21），得以拜爵（22），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23）。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24），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25），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26），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27），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28），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1]

【注 释】
　　（1）食（sì寺）之：给他们吃。“食”作动词用。 （2）衣（yì益）之：给他们穿。“衣”作动词用。 （3）道：途径。 （4）捐瘠（jí吉）：被遗弃和瘦弱的人。捐，抛弃；瘠，瘦。 （5）不避：不让，不次于。 （6）地著（zhuó着）：定居一地。《汉书·食货志》：“理民之道，地著为本。”颜师古注：“地著，谓安土也。” （7）廪（lǐn凛）：米仓。 （8）牧：养，引申为统治、管理。 （9）石：重量单位。汉制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10）弗胜：不能胜任，指拿不动。 （11）长（zhǎng掌）：养育。 （12）政：同“征”。虐：王念孙以为当作“赋”。 （13）改：王念孙以为本作“得”。 （14）倍称（chèn衬）之息：加倍的利息。称，相等，相当。 （15）贾（gǔ古）：商人。 （16）奇（jī基）赢：利润。奇，指余物；赢：指余利。 （17）阡陌（qiānmò千莫）之得：指田地的收获。阡陌，田间小路，此代田地。 （18）乘坚策肥：乘坚车，策肥马。策，用鞭子赶马。 （19）履丝曳（yè业）缟（gǎo搞）：脚穿丝鞋，身披绸衣。曳，拖着。缟，一种精致洁白的丝织品。 （20）乖迕（wǔ午）：相违背。 （21）县官：汉代对官府的通称。 （22）拜爵：封爵位。 （23）渫（xiè谢）：散出。 （24）损：减。 （25）车骑马：指战马。 （26）大用：最需要的东西。 （27）五大夫：汉代的一种爵位，在侯以下二十级中属第九级。凡纳粟四千石，即可封赐。 （28）擅：专有。

现代汉语译文
在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挨饿受冻，这并非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匹给他们穿，而是由于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所以尽管唐尧、夏禹之时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之时有过七年的旱灾，但国内没有被遗弃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这是因为贮藏积蓄的东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之时，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不如汤、禹之时，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长谷物的土地还没全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尚未完全开发，游手好闲之徒还没全都回乡务农。
百姓生活贫困了，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务农，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轻视家园，像鸟兽一样四处奔散。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受冻的人对衣服，不要求轻暖；挨饿的人对于食物，不要求香甜可口；饥寒到了身上，就顾不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那么，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大量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荒，因此也就能够拥有人民。
百姓呢，在于君主用什么办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东南西北。珠玉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然而人们还是看重它，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珠玉金银这些物品，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无饥寒的威胁。这就会使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随便地离开家乡，盗贼受到了鼓励，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在一定的季节里成长，收获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成事。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拿不动它，也不为奸邪的人所贪图；可是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农夫中的五口之家，家里可以参加劳作的不少于二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超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超过百石。他们春天耕地，夏天耘田，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还得砍木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服劳役；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署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际往来，吊唁死者，看望病人，抚养孤老，养育幼儿，一切费用都要从农业收入中开支。农民如此辛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敛，随时摊派，早晨发命令，晚上就要交纳。交赋税的时候，有粮食的人，半价贱卖后完税；没有粮食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债纳税；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房屋、卖妻子儿女来还债的事情。而那些商人们，大的囤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小的开设店铺，贩卖货物，用特殊手段获取利益。他们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所卖物品的价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养蚕织布，穿的必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没有农夫的劳苦，却占有非常丰厚的利润。依仗自己富厚的钱财，与王侯接交，势力超过官吏，凭借资产相互倾轧；他们遨游各地，车乘络绎不绝，乘着坚固的车，赶着壮实的马，脚穿丝鞋，身披绸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土地，农民流亡在外的原因。当今虽然法律轻视商人，而商人实际上已经富贵了；法律尊重农民，而农民事实上却已贫贱了。所以一般俗人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轻贱的；一般官吏所鄙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好恶颠倒，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国家富裕，法令实施，那是不可能的。
当今的迫切任务，没有比使人民务农更为重要的了。而要想使百姓从事农业，关键在于抬高粮价；抬高粮价的办法，在于让百姓拿粮食来求赏或免罚。现在应该号召天下百姓交粮给政府，纳粮的可以封爵，或赎罪；这样，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农民就可以得到钱财，粮食就不会囤积而得到流通。那些能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富有产业的人。从富有的人那里得到货物来供政府用，那么贫苦百姓所担负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叫做拿富有的去补不足的，法令一颁布百姓就能够得益。依顺百姓心愿，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需要的东西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鼓励从事农业生产。按现行法令，民间能输送一匹战马的，就可以免去三个人的兵役。战马是国家战备所用，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农氏曾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墙，有百步之宽贮满沸水的护城河，上百万全副武装的兵士，然而没有粮食，那是守不住的。”这样看来，粮食是君王最需要的资财，是国家最根本的政务。现在让百姓交粮买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一匹战马的功用相比差得太远了。赐封爵位，是皇上专有的权力，只要一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给别人；粮食，是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土地中而不会缺乏。能够封爵与赎罪，是人们十分向往的。假如叫天下百姓都献纳粮食，用于边塞，以此换取爵位或赎罪，那么不用三年，边地粮食必定会多起来。
陛下降恩，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去边塞，以授给爵位，这是对百姓的很大恩德。我私下担忧边塞驻军的粮食不够吃，所以让天下的屯粮崐大批流入边塞。如果边塞积粮足够使用五年，就可以让百姓向内地各郡县输送粮食了；如果郡县积粮足够使用一年以上，可以随时下诏书，不收农民的土地税。这样，陛下的恩德雨露普降于天下万民，百姓就会更积极地投身农业生产，天下就会十分富庶安乐了。[2]

附（3）《论贵粟疏》创作背景
西汉建国初期，汉高祖刘邦由于采取了罢兵归家、抑制商人、轻徭薄赋等一系列措施，使秦朝末年因连年战争而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逐渐得以恢复。文帝即位后继续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重视农桑，促进了农业的繁荣和商业的发展。但由此也产生了因商业发展而导致谷贱伤农，大地主、大商人对农民兼并侵夺加剧，大批农民流离失所，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社会现象。针对这一问题，晁错上了这篇奏疏，全面论述了“贵粟”（重视粮食）的重要性，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这对当时发展生产和巩固国防，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本文观点精辟，分析透彻，逻辑谨严，文笔犀利，具有汪洋恣肆的气势和流畅浑厚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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