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子地黄丸

九子地黄丸

处方 : 熟地黄2两，山萸肉5钱，山药5钱，茯苓5钱，泽泻5钱，丹皮5钱，五味子5钱，枸杞子5钱，沙苑子5钱，决明子5钱，青葙子5钱，茺蔚子5钱，菟丝子5钱，覆盆子5钱，车前子5钱。

制法 : 上为细末；醋制龟版1两，另研细；灵磁石1两，火煅醋淬3次，另研细；沉香粉1钱，不见火，诸药和匀，炼蜜为丸。

功能主治 : 滋补肝肾，明目除疾。主内眼病及白内障。

用法用量 : 早、晚各服3钱，淡盐汤送下。

注意 : 忌辛辣、酒、大蒜；不过用目力。

摘录 : 《蒲辅周医疗经验》

蒲辅周的人物事迹

蒲辅周是一临床大家。在他70多年的医疗生涯中，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志，始终精研医理，博览兼收，治学严谨，精益求精。
从青年时期起，蒲辅周就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不论春夏秋冬，几十年不变。调到北京时，他已年近古稀，享有盛名，但他坚持阅读的习惯不变。除了从书本学习外，他还向有经验的医生学习。他平时所用的痛风验方、百损丸和治肺结核吐血经验方等，皆得自其他老中医口授；治疗和控制内眼病及白内障等眼病的“九子地黄丸”，也是从四川一位眼科医生那里学来的。
为验证书本知识，蒲辅周还勇于实践。如早年对“十八反”产生疑问，曾用半斤蜂蜜加葱白4两，将葱白捣如泥和蜜拌匀，放置半天后，每小时给狗喂三分之一，狗吃后无异常反应，自己又亲口服用，仍安然无恙，证实了蜂蜜与葱白并不“反”。他也曾将海藻、甘草同服，经多次实验，证明海藻可与甘草同用，用于临床，发现其软坚消结之力更强。他还尝过甘遂配甘草，服后虽反应剧烈，但发现祛痰逐浊效果极好。
蒲辅周认为，学无止境，学习必须持之以恒。中医的理论深奥而广博，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活到老、学到老的恒心，是不易掌握的。他对于每一部中医文献，无论篇幅大小，都坚持逐章逐节、逐字逐句地细读，而且反复地读。蒲辅周说，每读一遍，皆有新的启发，只有细细琢磨，才能举一反三。病有万端，药有万变，只有刻苦学习，才能把病看好。
蒲辅周一向对自己严格要求，从不文过饰非。他早年在家乡行医，且已享有盛誉，但由于一次偶然的医疗失误，他便毅然停诊3年，闭门读书，反思自己的不足。期间，还以一个月的时间将借来的一部日人编著的《皇汉医学》一书抄毕读完，并感慨地说：“外国人尚于中医有如此精深研究，中国人岂甘自卑”！其严于自律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他为自己行为定下了3条准则：其一，好读书，必求甚解。见重点，作好笔记，加深记忆；有疑义，则反复查证，务求明辨。其二，谨授课，必有准备。讲原文则主题明确，论之有据；作分析则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其三，慎临证，必不粗疏。问病情，则详察体认，明其所因；辨证治则胆大心细，伏其所主。他这种从严要求的治学精神，使他在临证时能分辨细微，审证诊脉之准确较他人更胜一筹。如在一次为一重型乙型脑炎患者会诊的讨论中，出席的医生都认为该患者高热灼手，胸腹痞满，已3日不大便，脉沉数，苔黄腻，可以用泻下的方法治疗。而蒲辅周却认为，虽胸腹痞满，但痞满而不坚，脉象不是沉实而两尺呈现滑象，苔厚腻而非老黄，所以不需用下法，大便会自行排出。正当医生们认真剖析，意见渐趋一致时，护士来报告，说患者已下溏粪。他认证之准确，令同仁叹服。
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学生。他在北京工作时，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为他配备了几名学生。学生中有出于医学世家的中医，也有西医学习中医的学生，还有中医院校毕业生。对学生他都精心培养，倍加爱护。在学术上，则因材施教，按照学生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他要求学生多读书，多看病。凡规定学生看的书，还要求学生提出问题。他说：“学问，必须是学而问”。临证则让学生先辨证立法、处方用药，他再修改补定。 蒲辅周是富有经验的临床医学家，又是懂得唯物辩证法的中医理论家。他认为，中医学有独特的理论，《内经》、《伤寒论》等典籍，是中医理论体系以辩证法为内核的结晶，必须认真继承和发展。他对《内经》和《伤寒论》有精深的研究，在继承《内经》、《伤寒论》的理论基础上，对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了精辟的阐发，体现了他师古而不泥古的风范。
如对“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和“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经义，摆脱了一般学者从伏气论的观点所作的解释（即冬日受了寒邪，邪气伏藏于体内，到春天发为温病），而是从冬不藏精比类悟出，冬失因藏和冬病伤寒之人，其正气必虚，春天邪气所凑，自然容易感染而得温病，不可能由冬天感受的寒邪，整个冬天伏藏于体内而到春天才发病。　又如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看法，他认为五脏六腑皆有阴阳，何者为阳有余？何者为阴不足？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一有偏胜，则必为病，岂可能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人不为病的？所以人体之阳，不是火有余而是水不足，这就是王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本意。但自朱丹溪提出此说后影响医界数百年，直至明代张介宾提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才将朱丹溪的影响纠正过来。反映了蒲辅周继承前贤学术，博学广思，师古而不泥古的精神。对《医林改错》及作者，蒲辅周的评价是：“王清任先生苦心于医药，积有心得，值得学习和尊敬。但仅观察数十具不完整的尸体，而确定古人是非，殊属自矜太过，其图证之现代解剖亦有未合……”。他对王清任的评价反映了他的一家之言，但也是他学习前人经验并不盲从的一例。
对中医治疗大法的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蒲辅周认为，八法的具体应用应掌握分寸，若当用而不用是为失治，不当用而用是为误治，但也有当用而用之不得其法，结果病情未得改善。蒲辅周从《伤寒论》桂枝汤下载“温覆令一时许，遍身，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悟出，八法之应用，应达到汗而勿伤，下而勿损，和而勿泛，吐而勿缓，温而勿燥，寒而勿凝，消而勿伐，补而勿滞的境界。比如补法，他认为，补法用于虚证，能补不足，促使患者康复。但虚有因虚而病，有因病而虚；有渐虚，有顿虚，还有先天、后天之别；又有阴阳、气血、津液之分；五脏又各有虚证，所以要有多种补剂，针对使用。漫补达不到效果，补药堆积也难达到效果，甚至导致胸腹胀满，衄血便燥等不良反应，总结出了“气以通为补，血以和为补”的指导原则。 蒲辅周一生临证近70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于内科疾病，他认为，内科是临床医学的基础。他治内科，在遵崇仲景学说同时，并采撷历代各家学派之长，如刘河间之寒凉，张子和之攻下，李东垣之温阳，朱丹溪之滋阴，融众长于一炉，以补仲景之未备，开后学之法门。因此他能集思广益，出奇制胜。他平素所治内科病例，大多是应邀会诊，故多疑难杂症，要取得显效殊属不易。但由于他医理精通，经验丰富和善于辨证论治，每能得心应手。
蒲辅周治疗外感热病，尤见独到。临床所见外感热病，属中医伤寒、温病范畴。自明清温病学说形成，即有了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之论争。对于两者的关系，蒲辅周认为，伤寒学说开温病学说之先河，温病学说补伤寒学说之未备，应当互为充实。伤寒与温病是始异（伤寒是寒邪侵犯太阳经，温病是温邪首先犯卫），中同（寒邪入里化热，证属阳明，治以白虎、承气，温病顺传气分，治亦以白虎、承气），终异（伤寒传入三阴，治宜温补，温病入营血，灼伤津液，治宜清润）。伤寒治以发汗解表，温病治宜透达取汗，两者均需顾及津液。这些心得和认识，使他在温病学术上多所建树，特别在指导治流行性乙型脑炎方面更多贡献。
蒲辅周不仅精通内科，妇儿科亦为所长。他认为妇儿科与内科，只有见证的异同，而无本质的区别。由于妇、儿的生理、病理特性，妇女有经、带、胎、产，儿童有麻、痘、惊、疳，其余疾病基本与内科相同，因此，他在精于辨证的基础上，在妇儿科诊治上也有独到之处。
对于妇科，他以调理气血为主，以舒肝和脾为枢机，运用寒则温之，热则清之，虚则补之，瘀则消之的大法，临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对于儿科病，蒲辅周特别强调小儿的生理特点。认为小儿属稚阴稚阳，非纯阳之体，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必须认真运用四诊的诊察手段，平脉息，察指纹，望面色，审苗窍，听声音，观动作，综合分析以得出正确诊断，并注意稚阴稚阳之体不任攻伐。儿童无七情内伤症，但腠理不密，易感风寒咳嗽及急性烈性传染病，肠胃脆弱，易得伤食伤冷之症。蒲辅周诊治的儿科疾病均为危重急症，其救治之成功更体现了他在四诊方面娴熟的技术，其判断之准确，用药之精当，足堪儿科医效法。

杨奕补肾补肝法

眼睛干涩发黄一般是维生素Ａ缺乏的症状，与肝也有一定的关系，建议你去医院检测一下肝功，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以食疗，补充VA。 维生素Ａ缺乏的症状：夜盲症，干眼病，视力衰退，儿童生长发育缓慢，骨骼、牙齿发育不正常，皮肤干燥，腹泻、肾和膀胱结石加重以及生殖失调等。
食物来源： 胡萝卜、黄绿蔬菜、蛋类、黄色水果、菠菜、豌豆苗、红心甜薯、青椒、鱼肝油、动物肝脏、牛奶、奶制品、奶油。

维生素Ａ的主要生理功能
　　1．维生素A是合成视紫质的原料，该物质是一种感光物质，存在于视网膜内。缺乏维生素A就不能合成足够的视紫质，将导致夜盲症。
　　2.有助于保护皮肤、鼻、咽喉、呼吸器官的内膜，消化系统及泌尿生殖道上皮组织的健康，并免受传染。
　　3．与维生素Ｄ及钙等营养素共同维持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
　　4．预防甲状腺肿大。
　　5．胆固醇合成皮质醇和糖原所必需成份。

中国名人是来自梓潼县那些地方的？

文齐
文齐，汉成帝、光武时人，字子奇，梓潼县人，东汉镇远将军。
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年-5年），文齐出任京师（长安）城门校尉（统帅守城部队的高级统兵官）。王莽执政时，益州郡（云南滇池）人民不堪重负，发动起义，王莽派遣将军廉丹率军前往镇压，被起义人民杀败。王莽又派文齐前去征讨。文齐率军至益州后，征而不讨，围而不歼，说服起义民众归顺朝廷，王莽即任命文齐为益州太守。
在任期内，文齐组织边民垦荒造地，修筑灌渠，开垦农田两千多顷。同时练兵养马，修筑路障边塞，保证边境平安，老百姓衣食无缺，生活安乐，对其十分拥戴。后公孙述占据蜀地称帝，遣使臣劝说文齐臣服，文齐坚决抵制，拒不归从。公孙述以拘捕他的妻子相威胁，并许诺封他为公侯，他仍坚辞不应。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在河北鄗（今河北高邑）南即位后，文齐专门派出使者，绕道前往河北向光武帝致意，深得光武帝的嘉许。公孙述被杀后，光武帝任命他为镇远将军，并封为成义侯。

李　业
李业，字巨游，汉代梓潼县人。李业年少时便有远大志向，拜博士许晃为师，专攻《鲁诗》。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益州刺史举荐李业，李业被任命为郎官（备顾问、差遣之职）。王莽取代汉室自立为帝后，李业托病辞官还家，闭门谢客，以示不愿同流合污。广汉郡太守刘咸慕其名声，强行召其为官。李业以病相辞，激怒刘咸，将其下狱，欲诛杀他，幸得说客劝解，刘咸才释放了李业。王莽也念其贤名，召任李业酒官，李业仍以病相辞，隐居故里。
公孙述占据益州（治地成都）称帝后，仰慕李业贤名，欲征聘为博士，李业还是托病不从。公孙述十分恼怒，派尹融持毒药逼李业从命。公孙述对尹融交待说，如李业答应，则授公侯的职；如不答应，则赐他毒药。李业面对威胁利诱，毫不动摇，反问尹融：“君子见危授命，何乃诱以高位重饵哉？”又叹道：“名可成不可毁，身可杀不可辱也。”于是饮毒酒而死。
光武帝刘秀灭公孙述重新统一四川后，为表彰李业的高尚节操，在梓潼建立墓阙。历经两千年岁月沧桑，李业阙至今还有残迹可寻，即后人称之为“书箱石”的两座基石。1980年，李业阙被列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景　毅
景毅，字文坚，东汉后期梓潼人。
景毅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德才兼优，被太守丁羽推举为孝廉。东汉司徒（丞相）看重他擅能“治剧”（有能力处理特别棘手的事务），先后委任作浏阳侯相、高陵县令。他在任职期间重视文化教育，以礼义教化百姓，政绩显著。后迁侍御史（中央的监察官）。这时朝廷宦官专权，以李膺为首的正直的士大夫起而抨击。景疫对李膺十分敬佩，把自己的儿子景顾送到李膺门下当学生。宦官大兴“党锢之祸”，残酷迫害以李膺为首的“党人”，李膺被诛，其门生故吏亲属都受牵连，禁锢终身，不得为官。宦官掌握的李膺门生故吏名单，漏掉了景顾的名字，故景毅未受牵连，但景毅说：“我本来就是仰慕李膺的贤名，才送儿子拜他为师，岂可因漏掉名字而苟安。”于是自已上表要求免官，回归故乡。他的行为得到正直的士人的称赞。
后来，他又被起用，任命为武都县（今甘肃省境内）令，为官清正廉明，深得百姓爱戴，在他升迁为益州郡太守离开武都时，无数百姓痛哭流涕，依依不舍，史载有七百余人送他至沮（今陕西略阳东），还有300人一直送到白水（今四川青川县白水镇）才挥泪告别。当时益州郡（今云南省）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凋敝，物价高涨，斗米值千钱。景毅在治理益州期间，减轻百姓负担，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在他离任时一斗米价降至八钱。后被推荐为“议郎”，但他看到朝廷宦官专政，腐败至极，不愿再到京城作官，便再次要求免官回归故里。

蒲辅周
蒲辅周，名启宇，属鼠，四川省梓潼县人。15岁随祖父、父亲学医，在祖父开的“吉林堂”白天侍诊，晚上攻读。钻研《皇汉医学》一书后，立志献身医学。3年后，独立应诊于乡。后感自己临床上有得亦有失，有必要对中医经典著作认真钻研。于是闭门停诊，用3年时间，集中精力研读了《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温病条辨》等书，从中领悟了中医学许多真谛奥旨，为一生的医学事业打下基础。他善取民间秘方验方，得《九子地黄丸》、《百损丸》，临床运用多建奇功。在长期的行医实践中，注意总结失败的教训、精益求精。他热心社会福利事业，在梓潼县成立“同济施医药社”，创办“平民教养工厂”。1934年移居成都行医。他诊病无论贫富，皆尽心尽力，贫困无钱者，还施以药物，医名大振。解放初期，受聘于西南铁路医院。1956年1月奉调到北京中医研究院。1956年8月北京地区乙型脑炎流行，他提出通阳利湿法，效果立见，一场可怕病疫得以迅速遏止。他历任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

裴紫玖
裴紫玖，1905年出生于百顷坝（今梓潼县许州镇）一个封建地主家庭。1916年在豢龙场小学读书时，受进步教师杨斗斋影响，幼小的他便萌发了立志改造旧社会的革命胚芽。
11937年3月13日，伪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以“意图暴动，扰乱治安，抢劫银行，拉劫富绅”之罪名，将裴紫玖等8人就地杀害。

杨国杰
杨国杰（1908－1930），梓潼县仙峰乡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成都地区学运领导人之一。1928年秋杨国杰考入成都师大附中，不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担任了支部书记。他被同学们推举为学校学生会主席，带领同学与学校中的反动势力进行顽强的斗争，组织大家搞街头演讲、散发传单等活动。他十分注意联系工农劳苦大众，为他们义务治病、义务写信，教他们学习文化科学知识。1930年，他担负起“反帝大同盟”的领导工作，带领广大学生和工农群众，发起成都华西坝的“反筑墙”斗争（由英美帝国主义把持的华西大学，不断扩充地盘，扩筑围墙，不准华人进出，致使成都市民进出城需绕道二十余里，激起群众义愤。）1930年7月24日，成华反帝大同盟组织成都各学校、工会、妇女协会在省立第一师范校召开大会，研究反筑墙斗争的具体行动，杨国杰担任大会主席。不料会议进行中，因反动青年党徒的告密，杨国杰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杨国杰义正辞严：“反帝何罪？爱国何罪？”临刑前，杨国杰留下了一封悲壮的《绝命书》：“我之牺牲，是为着全世界人民谋幸福、求解放而死的。”1930年8月15日，杨国杰被敌人枪杀在春熙路孙中山铜像前，时年22岁，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壮丽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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