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瘟杀鬼丸

避瘟杀鬼丸

处方 : 雄黄3两，雌黄3两，山甲2两，龙骨2两，鳖甲2两，猬皮2两，川芎2两，禹余粮2两，真珠（酌加）、羚羊角7两，虎头骨7两，樗鸡15枚（如无，可以芫青15枚代之），东门上雄鸡头1枚。

制法 : 上为末，蜡熔为丸，如弹子大。

功能主治 : 避疫杀鬼，并吊丧问疾皆吉。主

用法用量 : 每正旦，病家门口烧1两丸，并每人带1丸，男左女右。

摘录 : 《说疫》卷五

爆发瘟疫的时候，宋朝人是怎样应对的？

古代医学并不发达，民间发生瘟疫后，破坏力往往超过战争和饥荒。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疫，民皆疾也。”

历代王朝均有瘟疫发生，而宋朝上承五代，下启元朝，享国319年，共发生各类瘟疫49次, 平均6.51年一次, 年均发生概率为15.03%，那么两宋是怎么应对瘟疫的呢？

切实有效的防瘟措施 应对瘟疫，需要“防”和“控”两手准备。两宋时期，立足于“防”，多管齐下。朝廷设立了虞部，“掌山泽、苑囿、场冶之事”，职能类似于现在的自然资源部。此外，北宋汴梁道路两侧遍植各色树木，城内艮岳、玉津园等苑圃的建立，美化了都城的环境。各地同样重视城市绿化，出现了“绿树成帷连药市”和“五门路, 四月乳鸦啼绿枝”的景观。

人员密集场所容易引发瘟疫，尤其是卫生条件较差的监狱。北宋景德三年( 1006 年)四月，真宗考虑到暑季是疫病的高发期，“御崇政殿临决之，杂犯死罪降流，流徙递降，杖笞释之。……日旰即罢，复令军头引见司覆奏所决刑名，审视讫，乃命实行。自是每岁暑热，皆遣官遍排，亲临疏放，遂为定制。”不仅如此，朝廷还专辟了“漏泽园”，用来收埋无主尸体，以此净化环境，从根本上断绝传染病菌的产生。美化环境，讲究卫生，是两宋预防瘟疫的重要举措。

结构完整的医疗体系 提高医疗水平，也是“防”的重要手段。朝廷设了翰林医官院，掌“供奉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之事”，还设置有太医院、惠民局、方剂局、药局等专门机构，分管医学教育和药材流通。出现瘟疫时，这些机构分工明确，负责药品调剂和瘟疫治疗，各司其职，履职尽责。

医生在医疗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朝廷规定：“主客不及万户, 补医学一人;万户以上二人;每及万户增一人, 至五人止…… 医生, 京府节镇十人, 内小方脉三人;余州七人, 小方脉二人;县每一万户一人, 至五人止。”完善的医疗体系，促进了两宋卫生事业的发展。

值得称道的防疫药物 防疫药物是“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北宋医王”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中认为：“疗疫气令人不相染，及辟温病、伤寒。”他在书中收录了屠苏酒、辟温粉、千敷散、杀鬼丸等防疫药物，在民间广泛应用。医学家朱肱对《伤寒论》颇有研究，著有《南阳活人书》，书中的老君神明散和务成子萤火丸，也是效果不错的防疫药物。

南宋医家窦材在《扁鹊心书》收录了“中和汤”，治伤寒、瘟疫，头目昏痛，发热，鼻流清涕。其方剂为：“苍术（一斤，米泔浸），川乌（炮），厚朴（姜制），陈皮，甘草（各四两），草果（二两）。共为末。每用四钱，生姜七片，水煎和渣服。”由于对防瘟避疫作用显著，在民间誉为“神方”。

稳定人心的避瘟符咒

两宋对瘟疫的防控，不仅求医，还求鬼神。在宋代官修医书《太平圣惠方》、《神医普救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收集了大量的的符箓、禁忌和咒语。在太医院的教育中，开设了书禁科，专门收集、整理和普及符禁咒语。

咸平三年( 公元1000 年) ,真宗“以两浙灾疫深所轸念,命三馆检讨灵迹以闻, 于是遣使遍祭其山川祠庙, 为民祈福。”显然两宋通过术士祈神禁瘟，带有明显的迷信色彩，对消瘟辟疫于事无补，但是，两宋采用祭神禁瘟的方式，从客观上能够起到安定民心的作用，这么做无疑是向有限医疗条件妥协的产物。

统一调配的医药资源 瘟疫发生后，“控”成为阻止瘟疫扩散的关键。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正月，汴梁暴发瘟疫。仁宋“碎通天犀，和药以疗民疫”。据说通天犀是旷世奇珍，能治百病。内侍李舜卿有意将其留给仁宗独享，仁宗正色拒绝：“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哉！”

有了皇帝的重视，每当发生瘟疫，朝廷高度关注，地方积极配合，医生免费治疗，将瘟疫的危害降到最低。元祐八年( 公元1093年)，宋哲宗下诏:“访闻日近在京军民,难得医药,令开封府体访,如委是人多病患,可措置于太医局选差医人,就班直军营坊巷, 分认地分诊治。本府差官提举合药,并日支食钱,于御前寄收封桩钱内等第支, 破患人稀少即罢。”以国家机器为基础，控制瘟疫自然游刃有余。

史上最早的隔离制度 “控”不只是保护未感染人群，还要治疗病患，两者之间需要建立一道“防火墙”。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杭州先旱后疫。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创建“安乐坊”，采用隔离手段，三年间治愈了无数病患。《续资治通鉴长编》称赞:“作饘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八月，朝廷将“安乐坊”改名为“安济坊”，“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郡县并置。”安济坊的隔离病房“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为视医药饮食”。事实上，安济坊作为官办慈善体系的一部分，“已而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

考虑周到的流民安置 “控”还包括控制人口流动。俗说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受生产力和交通条件所限，古代赈济大都以城市中心。如此一来，大量流民涌入城市，增加发生伴生性瘟疫的风险。两宋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曾巩坦言:“至于给授之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伪,有会集之扰,有辨察之烦,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处之,气久蒸薄,必生疾疠。”

有鉴于此，两宋根据受灾情况，以耆为基本单位,划片赈灾，避免他们涌向城市。“每一官, 令专管十耆或五、七耆。据耆分合用员数,除逐县正官外,……择有行止、清廉干当、得事不作过犯官员。”这么做既提高了赈灾的效率，又有利于控制疫情。

两宋的瘟疫主要由主要有天花、麻疹、流行性腮腺炎、伤寒、痢疾、时气病、麻风病、瘴疫、大头瘟以及牲畜疫病等病症。频发的疫情，迫使朝廷、士大夫、医学家等对疫情的治疗和成因进行了积极探索，建立起以政府为主、社会力量为辅的瘟疫防控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两宋防控瘟疫的经验，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

宋朝爆发瘟疫的时候，是怎样应对的？

古代医学并不发达，民间发生瘟疫后，破坏力往往超过战争和饥荒。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疫，民皆疾也。”

历代王朝均有瘟疫发生，而宋朝上承五代，下启元朝，享国319年，共发生各类瘟疫49次, 平均6.51年一次, 年均发生概率为15.03%，那么两宋是怎么应对瘟疫的呢？

切实有效的防瘟措施

应对瘟疫，需要“防”和“控”两手准备。两宋时期，立足于“防”，多管齐下。朝廷设立了虞部，“掌山泽、苑囿、场冶之事”，职能类似于现在的自然资源部。此外，北宋汴梁道路两侧遍植各色树木，城内艮岳、玉津园等苑圃的建立，美化了都城的环境。各地同样重视城市绿化，出现了“绿树成帷连药市”和“五门路, 四月乳鸦啼绿枝”的景观。

人员密集场所容易引发瘟疫，尤其是卫生条件较差的监狱。北宋景德三年( 1006 年)四月，真宗考虑到暑季是疫病的高发期，“御崇政殿临决之，杂犯死罪降流，流徙递降，杖笞释之。……日旰即罢，复令军头引见司覆奏所决刑名，审视讫，乃命实行。自是每岁暑热，皆遣官遍排，亲临疏放，遂为定制。”不仅如此，朝廷还专辟了“漏泽园”，用来收埋无主尸体，以此净化环境，从根本上断绝传染病菌的产生。美化环境，讲究卫生，是两宋预防瘟疫的重要举措。

结构完整的医疗体系

提高医疗水平，也是“防”的重要手段。朝廷设了翰林医官院，掌“供奉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之事”，还设置有太医院、惠民局、方剂局、药局等专门机构，分管医学教育和药材流通。出现瘟疫时，这些机构分工明确，负责药品调剂和瘟疫治疗，各司其职，履职尽责。

医生在医疗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朝廷规定：“主客不及万户, 补医学一人;万户以上二人;每及万户增一人, 至五人止…… 医生, 京府节镇十人, 内小方脉三人;余州七人, 小方脉二人;县每一万户一人, 至五人止。”完善的医疗体系，促进了两宋卫生事业的发展。

值得称道的防疫药物

防疫药物是“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北宋医王”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中认为：“疗疫气令人不相染，及辟温病、伤寒。”他在书中收录了屠苏酒、辟温粉、千敷散、杀鬼丸等防疫药物，在民间广泛应用。医学家朱肱对《伤寒论》颇有研究，著有《南阳活人书》，书中的老君神明散和务成子萤火丸，也是效果不错的防疫药物。

南宋医家窦材在《扁鹊心书》收录了“中和汤”，治伤寒、瘟疫，头目昏痛，发热，鼻流清涕。其方剂为：“苍术（一斤，米泔浸），川乌（炮），厚朴（姜制），陈皮，甘草（各四两），草果（二两）。共为末。每用四钱，生姜七片，水煎和渣服。”由于对防瘟避疫作用显著，在民间誉为“神方”。

稳定人心的避瘟符咒

两宋对瘟疫的防控，不仅求医，还求鬼神。在宋代官修医书《太平圣惠方》、《神医普救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收集了大量的的符箓、禁忌和咒语。在太医院的教育中，开设了书禁科，专门收集、整理和普及符禁咒语。

咸平三年( 公元1000 年) ,真宗“以两浙灾疫深所轸念,命三馆检讨灵迹以闻, 于是遣使遍祭其山川祠庙, 为民祈福。”显然两宋通过术士祈神禁瘟，带有明显的迷信色彩，对消瘟辟疫于事无补，但是，两宋采用祭神禁瘟的方式，从客观上能够起到安定民心的作用，这么做无疑是向有限医疗条件妥协的产物。

统一调配的医药资源

瘟疫发生后，“控”成为阻止瘟疫扩散的关键。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正月，汴梁暴发瘟疫。仁宋“碎通天犀，和药以疗民疫”。据说通天犀是旷世奇珍，能治百病。内侍李舜卿有意将其留给仁宗独享，仁宗正色拒绝：“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哉！”

史上最早的隔离制度

“控”不只是保护未感染人群，还要治疗病患，两者之间需要建立一道“防火墙”。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杭州先旱后疫。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创建“安乐坊”，采用隔离手段，三年间治愈了无数病患。《续资治通鉴长编》称赞:“作饘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八月，朝廷将“安乐坊”改名为“安济坊”，“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郡县并置。”安济坊的隔离病房“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为视医药饮食”。事实上，安济坊作为官办慈善体系的一部分，“已而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

考虑周到的流民安置

“控”还包括控制人口流动。俗说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受生产力和交通条件所限，古代赈济大都以城市中心。如此一来，大量流民涌入城市，增加发生伴生性瘟疫的风险。两宋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曾巩坦言:“至于给授之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伪,有会集之扰,有辨察之烦,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处之,气久蒸薄,必生疾疠。”

有鉴于此，两宋根据受灾情况，以耆为基本单位,划片赈灾，避免他们涌向城市。“每一官, 令专管十耆或五、七耆。据耆分合用员数,除逐县正官外,……择有行止、清廉干当、得事不作过犯官员。”这么做既提高了赈灾的效率，又有利于控制疫情。

两宋的瘟疫主要由主要有天花、麻疹、流行性腮腺炎、伤寒、痢疾、时气病、麻风病、瘴疫、大头瘟以及牲畜疫病等病症。频发的疫情，迫使朝廷、士大夫、医学家等对疫情的治疗和成因进行了积极探索，建立起以政府为主、社会力量为辅的瘟疫防控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两宋防控瘟疫的经验，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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