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淮绿梭品质特征是,条索紧秀,形状如梭、色泽翠绿,光润匀齐,汤色清澈,香气纯正,滋味醇厚,叶底嫩绿匀净。兼具玉叶、毛尖两类茶的优点,明显存在着颜色翠、香气浓、滋味醇、汤色亮的独到品质风韵。
清淮绿梭的制作工艺:采用当地群体茶树品种的1芽1叶和1芽2叶初展的鲜叶作为原料,经过杀青,揉捻,整形,烘焙制作而成。在操作上,杀青锅温在130~140℃,投叶0.4千克,翻炒至杀青适度;揉捻在100℃左右的锅内揉抖成条;整形是在70~80℃锅内进行,采用抓、挤、甩等动作运用的巧妙结合,塑造成“梭”形,炒至七至八成干出锅,分两次烘焙足干。
清淮绿梭的社会评价:清淮绿梭茶创制以来,曾先后在河南省名茶复评会上获二等奖、一等奖;99年又获“99昆明世博会”河南展品预赛金奖;2001年被评为南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002年被评为河南省“十大名茶”,名列第二位。
部分家鸭或绿头野鸭,鸭头颈呈绿色。而绿色为春天的颜色。所以鸭头春其实就是鸭头绿,鸭头绿其实就是绿色。清澈的淮水在破晓的天色中显现出一层绿。又清澈又绿?~额~就当是水草的缘故吧,有说清淮为酒,估计是想多了。
明代的历史特点及其经验教训
明朝长达2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弄清其历史特点, 不仅对深入研究明史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整体把握中国历史的发展特点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明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变局,其发展特点如何,不仅直接关系着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直接影响着中国此后的发展道路,其间蕴涵的深刻教训和启示,需要认真总结和汲取。
明朝历史的发展特点,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1.制度建设空前完备。明朝制度建设具有明显的全面整合前朝制度并开创新制的特点。仅以政治制度为例,如经朱元璋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丞相制和行省制,形成了皇权之下中央以“五府”、“大九卿”为主体,地方以各省“三司”为主体的官制结构;永乐后,又形成辅佐皇帝处理政事的内阁、司礼监体制;还逐渐形成了旨在统一事权以加强对地方控制的督抚制度。相比元朝,其官制体系既大大简化,又体现出明显的相互制衡的特点,皇权及统治效能皆空前加强。中叶后又形成凡高级官员人选、各部门重大决策等,首先经有关衙门提出建议或会官“廷议”,再由内阁“票拟”处理意见,最后上请皇帝裁决的制度,从而,在保证皇权独断的前提下,使决策程序具有了“集思广益”的特点。又如,在空前完备的科举和官办教育体系基础上,永乐后,科举和学校功名逐渐成为决定士人仕途和朝廷任官的最主要依据,从而把选官的公平原则贯彻到当时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不仅普遍提高了文官的文化素养,而且大大扩展了统治基础,增强了社会各阶层对朝廷的凝聚力。另外,明朝在经济、法律、军事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也都高度完备、独具特色并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2.商品经济空前发展。总体说来,明代经济仍以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相比前代有了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随着粮食品种的增多特别是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以及植桑、种棉等经济作物的普及推广,农业生产力有了明显提高。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和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业产品和经济原料作物产区,涌现出一大批因工商业而兴起的著名市镇;广大农村的集市贸易也空前普及和繁盛,地区间商品流通十分活跃;私人海外贸易发展强劲;以徽商、晋商等为代表的地方商人集团崛起,在经济乃至社会生活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东南发达地区的若干手工业部门中较多地采用了雇佣关系,也即人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萌芽。
3.阶级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流动加快。宋代以后,世族地主已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非贵族地主成为地主阶级的主体。而至明代,非贵族地主的数量及其在地主阶级中所占比重都空前提高;除作为主体的缙绅地主外,在经济发达地区还出现了少量的经营地主。市民阶层也伴随着工商业和城市的空前繁荣而兴起;与此同时,普通平民的身份地位也比前代进一步提高。社会流动速度空前加快,学校和科举几乎成为非贵族地主乃至平民获得政治身份并进入官绅阶层的唯一途径,尤其是以科举考试博取身份特权,再以身份特权谋取经济利益,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方式。
4.中后期社会风气丕变,思想文化异彩纷呈。首先,出现了普遍重商、“竞相逐利”和追求享乐的风气,“人必有私”观念和拜金主义流行。其次,程朱理学衰微,王氏心学风行,天下之士由谨守“朱子矩矱”、“格物致知”到普遍“贵疑”、“自得”、“厌常喜新”乃至追求个性解放。其三,文学界提倡“独抒性灵”,以小说为代表的反映市民文化的通俗文学空前繁荣,其中尤以《金瓶梅》和《三言》、《两拍》更多也更直接反映了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及生活面貌。其四,学风经历了由朴实到空疏,再到求真、求实的变化。史学中野史尤其是私修当代史空前繁荣,标志着史家对现实的高度关注和对经世致用的不懈追求;以《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等为代表的实用科技的发达标志着中国科技发展的新水平;明后期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已敏锐察觉到中国科技文化在某些方面的落后与不足,而积极向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学习,于是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并出现一大批文化交流的成果。
5.士大夫敢言之风盛行。明朝士大夫敢于直谏为中国历史所罕见,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敢言之臣“不可胜数”,如洪武时茹太素、正统时刘球、嘉靖时沈练、天启时杨涟等,皆为著名谏臣;至于正德许天锡的“尸谏”、嘉靖海瑞的“备棺而谏”、万历雒于仁的直斥神宗患“酒、色、财、气”四疾等,就更富有特色。二是在遇到重大决策分歧时,群臣往往集体进谏,如正统时谏阻英宗亲征、成化时劝谏宪宗合葬钱太后于裕陵、正德时谏阻武宗南巡、嘉靖初大礼议、万历时争国本等,皆为显例。其中,成化时劝谏合葬钱太后于裕陵和万历争国本还取得了最终胜利。尽管他们用以谏君的信念和依据仍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但其试图以群体力量限制君权的意向和不懈努力还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6.对外政策崇尚睦邻友好,但总体保守、落后。朱元璋确立的对外政策有两大基本原则:一是努力营造以“厚往薄来”为特征的朝贡贸易体制下的睦邻友好关系,二是严禁中外商民自由贸易。永、宣时期的郑和下西洋,虽是中国远洋外交和人类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但本质上并未突破上述基本原则,其目的仍是通过宣扬明朝国威、建立南洋及印度洋地区的和平秩序,以吸引更多的国家前来朝贡,故终因所费不赀而被迫停止。中叶后,东南沿海居民生存压力不断增大,违禁甚至武装下海者日趋增多,嘉靖时“倭寇”中的大部分实为中国沿海商民。在此压力和朝贡贸易越来越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明廷不得不在隆庆时“准贩东、西二洋”,有限度地允许东南沿海人民出海贸易。这虽在客观上为民间海外贸易提供了一定的合法空间,但总体看来,其对外政策仍是保守、落后的。万历三十一年,当为开发南洋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二万五千余华人在吕宋惨遭西班牙殖民者的屠杀时,明廷甚至采取了坐视不管的态度。
综上所述,明代是一个传统与创新交织、保守与开放并存,表现出明显“转型”趋向的时代,但因其新生因素远未达到全面突破传统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程度,故最终随着明朝的灭亡而宣告“转型”的失败。
给清史以准确的历史定位
自1911年清朝宣布逊国,以《清史稿》之编纂、肖一山著《清代通史》为标志,正式揭开了清亡后清史研究的里程。迄于今,已历90余年,清史研究从未间断,而以近20余年的研究为极盛。即以清断代史为例:先有戴逸的《简明清史》,后有郑天挺的《清史》、中国人大清史所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合著的《清代全史》(全10册)、杜家骥的《清朝简史》、李治亭的《清史》(两卷本)等书相继问世, 已是前70年数倍之多!论文之多,更是以万计。改革开放20余年来,清史研究之盛,远远胜过前70年的总和。
清史研究成绩斐然,但其中也存在着巨大分歧。以《清史稿》和肖一山《清代简史》为代表的历史观点及对清史的评价,固不足论;而“文革”前特别是“文革”中,极左思想泛滥,贬斥清史,亦不足怪。直至改革开放时期,人们的思想大解放,价值观念大变化,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原有认识包括对清史的评述,都已改变了许多。然而,在清史研究中延续下来的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因而不能正确解读清史。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正确认识清史,准确地给清史定位。例如:一说满族为“异民族”,视清朝为“异国”;当初努尔哈赤起兵,向明朝挑战,指为“犯上作乱”;一说满族离开其居住地,进入中原,就是对“中国”的“侵略”、“进犯”,是满族贵族对汉人的“民族征服”;一说清朝统一全国,“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它“代表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中国的发展“延缓了一百年”;一说清初减轻农民的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口惠而实不至”,即使如康熙朝“宣布减免赋税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所谓康熙盛世纯属子虚乌有,是“被某些学者捧出来的”!
至于近代时期,清朝更是一无是处,几乎没做一件好事!除了那些内反清朝统治,外反西方与日本列强侵华的仁人志士及死难烈士,几乎没有一个好人!
学术之争,本属学术研究过程中正常现象;持不同观点,无可厚非。但我们认真分析上述诸多观点时,便不难发现,在这些观点的背后,却是隐藏着如前已指出的某种民族偏见或陈旧的史学观念,给清史做出了不恰当的评价。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认识清史,给它一个正确的历史定位呢?
任何一件事的好坏,评价一个人的是是非非,总是比较而言的,即相互比较而后知。这就是比较的方法,再简单不过。这同样适用于对清朝的认识。一方面,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行比较:以清朝与它的前代明朝,再上溯到明以前历代相比,究竟在哪些方面达到或超过其发展水平,又做了哪些“前无古人”之事,同样,它又做了哪些不如前代甚至倒退之事,另一方面,与当代中国相比,它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或者说,它对后世有多大影响,只要认真比较,清朝的历史真貌就会显现出来。
如所周知,清朝的前身——史称后金,是由女真——满族创建的,在联合汉、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过程中,变为强大的清王朝。满族的先世,可追溯到先秦时代世居东北地区的肃慎族,其后,又有勿吉、挹娄、靺鞨等族相继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都是肃慎族的延续,直至北宋时期的女真人,才是满族的直接先世。约当17世纪30——40年代,明末东北诸部女真人为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所统一,始形成满族共同体。不可驳辩的事实是,满族及其先世,从来就是世世代代生息在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无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把它视为“异民族”、“异国”,排斥在中国之外,这不单是民族歧视,而且是一个原则性失误!如同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族各建一代王朝(北魏、辽、金、元)一样,满族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又同他们一样,疾驰中原,一统天下。明清角逐近半个世纪,一个胜利了,一个灭亡了,这是明末社会诸矛盾及民族矛盾相互作用的必然结局。评述两王朝的兴替,既不能站在明王朝的立场,斥责清朝夺权非理,也不能站在清朝的立场,为其辩解合理,要的是客观的立场,从明清之际的社会发展趋势,探索这场大变动的内在原因。当我们肯定农民大起义反抗直至推翻明朝统治天然合理时,同样,也应肯定一个弱小的少数民族反抗明朝的统治,甚至向它争夺统治权,也是合理的。这实际是对社会变革的认同,使我们的认识与历史发展的趋势相一致,看问题就会较少差误。
自清朝定鼎北京,迄至逊位,有国长达268年。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 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前,约近200年,清朝所做的一切,实集历代之大成,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前代,把我国封建社会推上了最后一个发展高峰。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清承明制,建立一套臻于完善的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而它自创的一些机构,使其体制独具特色。诸如理藩院、军机处、南书房、内务府等,为历代所仅见;六部满汉复职制,实为它的独创;八旗制融军政为一体,发挥着独特的功能。清制,严密、完备,井然有序,历代如宦官之乱、后宫干政、外戚专权、朋党祸国等祸患,在有清一代基本没有重演,最高统治集团保持了长期的稳定,社会亦获安宁。
坚持以农业为“国本”的治国方略,大力垦荒,不断扩大耕种面积。雍乾之际,全国耕地已达10亿亩,为历代垦荒之最!大规模治理黄、淮,广兴水利,投资之巨,又为明代所不及。储粮备荒,减免钱粮,康熙和乾隆两朝共五次蠲免全国钱粮,创中国历史最高记录。自康熙五十年起,“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取消人头税;雍正时,改革赋税,摊丁入地,同具划时代意义。经济长期保持繁荣,人口迅速增长,财政稳步上升,乾隆鼎盛,最高存储8000万两,常年在7000万两上下。清朝已建立了发达的封建农业经济。
清朝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以独特的八旗制组织军队,辅以绿营兵,在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及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中,展示了它的威力。如,平吴三桂之乱,收台湾,击沙俄,驱准保藏,西北激战70年(康熙二十九年—乾隆二十四年),西南荡除土司分裂势力等等,内反分裂,外反侵略,国家统一,固若金汤,其武功之盛,与明朝劳而少功恰成鲜明对照。
文化繁盛,远迈前代。主要集中于康、雍、乾、嘉四朝,160年间,诗词创作,各成流派,直追唐宋;小说、戏剧新发展,以《红楼梦》为代表,堪称千古绝唱!戏曲又胜元杂剧,书法、绘画独树一帜;经学、理学、史学、考据学等,学派林立,著作山积!《四库全书》集古今之大成,传统文化大总结,为文化繁盛的突出标志。
清朝最具深远历史意义的变革之一,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儒家“大一统”的理论指导,将国家的“大一统”发展到了极限。突出反映在民族观念的时代飞跃,即抛弃历代所坚持的“华夷之辨”、“内中国外夷狄”的传统民族观念,以康熙帝废长城为标志,实现了自皇太极以来所倡导的“满汉一体”、“中外一视”、“天下一家”的政治目标,将世代隔离汉族与“三北”广大地区游牧民族的长城废弃而不用,从此边疆与内地形成一体,真正成为一家,困扰历代2000余年的所谓“外患”、“边患”,一劳永逸地彻底根除!这与明代设长城为限隔,同蒙古、女真战斗不已相比,简直如天壤之别!
清朝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明以前,历代设治与直接行政管辖,多限于长城以内;只有少数王朝,如汉、唐、元等突破长城之限。多数王朝,以明为例,在长城外边疆地区实行羁縻统治,官其酋长,因俗而治,定期向中央王朝朝贡。清朝彻底打破传统惯例,在少数民族边疆地区设置机构,派驻军队,因地制宜,实行不尽相同的管辖机制,统辖于中央。例如,在东北地区,设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衙门,而在其汉人集中之地又设府、州、县管理。在内外蒙古设盟旗制管理蒙古族;在西北设伊犁将军管新疆,在天山南路实行伯克制的行政管理体制,皆受制于清朝派驻各城的参赞大臣或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在西藏,设驻藏大臣,代表朝廷监管西藏军政与财务。在西南,废除千百年世袭土司制,改土归流,由中央派官管辖地方。清朝所辖,陆地总面积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共有55个民族接受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管理。其疆域之辽阔广大,在清以前,除元朝,再没有一个王朝拥有如此广袤的疆土!而清朝将中国的疆域推向了极限,直接为当代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基础。其功绩,无与伦比。仅就疆域而言,清朝将多民族凝聚成一个巩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即使有多少错误,清朝也应该倍受赞扬!
清朝管辖广大疆土,保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长期稳定,尤其康乾盛世持续百二十年,堪称清朝创造的一个奇迹。
总结清代(近代前),真正实现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民族及其疆域的“大一统”。故可以认为,清史者,大一统也!当然,到了近代,清朝走下坡路,积弱成弊,在西方列强的淫威下,中国失去了很多。如,同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中华民族为此蒙受奇耻大辱。自乾隆后期,约当18世纪末,中国亟需变革、开放,与世界对接时,清朝一概拒绝,连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被拒之门外!在延续百年后,一场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运动,竟被打入血泊之中,清朝丧失了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只有等待辛亥革命把它打倒!
嘉道之际,中国已经由强变弱,而道光以后,则由积弱而衰败。无须讳言,清朝不能推卸责任,但其历史性的贡献也不能抹煞,它在前中期所实行的治国方略及各项政策如民族政策等,对于我们仍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无论其经验与教训,都有借鉴意义。清朝遗留的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厚,认真加以总结,不失为研究清史的一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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