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用药的理论依据

仲景用药，是指东汉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中的药物部分在临床上的应用，距今已近两千年。著名中医学家岳美中教授说：“仲景之书，出方剂而不言药性”。的确，《伤寒杂病论》载方二百余首，所有方剂组方精当，配伍加减有序，却未专门论述药性，但在具体的使用中，处处体现了深厚的药物学功底。可以说，药物学知识，是仲景组方用药的基础。

本文目录

1 一、仲景用药与《神农本草经》2 二、仲景用药与《伤寒杂病论》3 三、仲景用药与仲景用方4 四、仲景用药的格式

一、仲景用药与《神农本草经》

张仲景生活于东汉时期，他总结了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其用药方法，代表了当时的药物学水平，在药物学的发展过程中，历代涌现了许多药物学专著，我国现存最早的是《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与《神农本草经》关系如何？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不少学者经研究后，提出了“仲景用药，悉尊《神农本草经》”之说，如清代徐大椿在《医学源流》中说:“仲景之治病，其用药悉尊《本草》，无一味游移假借之处”。清代陈修园《神农本草经·后续》中，也认为:“仲景用药之意，悉尊《本经》”。现代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研究伤寒论学术的带头人刘渡舟教授，在研究晋代皇甫谧《甲乙经》:“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以为汤液，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使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之后的启示下，认定张仲景是神农学派的传人，仲景用药是本于《神农本草经》的。

《伤寒杂病论》使用药物166种，其中将近90%皆载于《神农本草经》，而其余非《神农本草经》记载的只有17种。从仲景用药的情况看，的确与《神农本草经》所载药物的吻合率较高，而且方药组成的君臣佐使的配伍法度，药物的四气五味，以及“阴阳和合”，“七情”的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等药物学理论的运用，仲景虽未专论，但从其运用情况分析，都与《神农本草经》所载吻合。假如没有深厚的理论根底，仲景便不可能运用得如此有章法。从现存史料看，尽管马王堆医书共载药物390多种，《内经》也有10首方剂及少量药物的记载，但从药物学角度看，都很原始，其理论上所达到的深度，远非《神农本草经》所比。从与仲景方药的接近程度，只有《神农本草经》有关药物及理论的记述，与仲景方药最为吻合。当然，仲景用药是否悉依《神农本草经》，还应当从更多的史料中再加以考证，但就目前的情况看，仲景用药以《神农本草经》的理论为依据加以分析研究，是最贴切、最适宜的。因此，我们认为，仲景用药以《神农本草经》为依据，是非常可能的。

二、仲景用药与《伤寒杂病论》

众所周知，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即《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是辨证论治的典范。因此，要想真正的认识仲景用药，就必须熟练地掌握该书的辨证论治。有谓:《伤寒论》垂外感病辨治之大法;《金匮要略》示内伤杂病辨治之妙谙。两者既分又合相辅相成地完成了对疾病的辨证论治。经过我们对《伤寒杂病论》多年的反复研读，认真思考，终于发现了她的辨证论治流程（十步曲）。见图1-1：

由图1-1可见，辨证论治既是中医临床实践的具体方法，又是中医科学体系中的系统理论，是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的统一。

图中，患者(1)症脉表象，即患者的脉证，所反映的病理信息。医者获取了病理信息，经过中医理论思维，对患者进行（2)四诊检测，即用四诊方法，做出分析判判。此即（3)划分病域、（4)六经分证(或脏腑经络分证）、（5)八纲辨证、（6)辨认方证，得出病证的症结。从（1)至（6)即“辨证”部分;通过辨证症结，医者对患者实行技术监控，即（7)确立治则，做出治疗大法；（8)拟定治法，即根据治则，找出具体治法；（9)选方遣药，即在具体治法的指导下选择最适宜的方剂和药物。将方药给予患者后，还要做（10)观察护理。以上(7)至（10)即“论治”部分。将论治反馈于患者，使其阴阳和合，阴平阳秘，则疾病向愈。

由此不难看出：在上述辨证论治诊疗疾病的10步流程中，（3)至（7)是理，（2)和（8)是法，（9)是方、药。所以，辨证论治贯穿了理、法、方、药四个环节。我们在临证肘，如能做到据证析理，据理立法，依法组方，随方遣药，便可应付复杂的病变。这就是中医科学体系中的系统理论，是辩证思维与医疗实践的统一，也是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的统一。

三、仲景用药与仲景用方

根据仲景书(《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出方剂而不言药性”的特点，我们将《伤寒杂病论》的方药进行了统计，《伤寒论》载方剂114首，其中土瓜根散、余禹粮丸二方有名无药，实有方剂112首，用药87种;《金匮要略》前22篇共载方剂205首，其中4首，只载方名未见药物，故以201首计，在这201首方剂中，尚有附方23首，与《伤寒论》重复方37首，去掉这两项后，实有方剂141首，使用药物147种，其中68种与《伤寒论》重复使用。两书中除去重复者共用药物166种。清代周岩在《本草思辨录》中说:“读仲圣书而不先辨本草，犹航断港绝潢而望至于海也。夫辨本草者，医学之始基。”有鉴于此，本书对《伤寒杂病论》中有关药物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旨在揭示仲景用药之奥秘，充实和发展仲景学说。

四、仲景用药的格式

仔细反复研读《伤寒杂病论》，可以发现，仲景用药，无论《伤寒论》还是《金匮要略》，都是通过病一证一方证(治则一治法一方剂）三级结构而实现的。如在《伤寒论》中，桂枝之应用，是通过太阳病一中风证一桂枝汤证(祛邪一解肌祛风，调和营卫一桂枝汤），而麻黄之应用是通过太阳病一伤寒证一麻黄汤证(祛邪一辛温发汗，宣肺平喘一麻黄汤）；石膏之应用是通过阳明病一热证一白虎汤证(祛邪一辛寒清热一白虎汤），大黄之应用是通过阳明病一实证一大承气汤证(祛邪一峻下热实，荡涤热结一大承气汤）；柴胡之应用是通过少阳病一枢机不和证一小柴胡汤证(祛邪扶正一和解少阳，调畅枢机一小柴胡汤）；干姜之应用是通过太阴病一寒湿证一理中汤证(扶正一温中散寒，健脾燥湿一理中汤）；附子之应用是通过少阴病一阳虚阴盛证一四逆汤证（扶正一回阳救逆一四逆汤）；乌梅之应用是通过厥阴病一上热下寒证一乌梅丸证（扶正祛邪一温下清上一乌梅丸)等来实现的。又如，《金匮要略》也是这样。葛根之应用是通过痉病一欲作刚痉证一葛根汤证(怯邪一发表散邪，生津舒筋一葛根汤），栝蒌根之应用是通过痉病一柔痉证一栝萎桂枝汤证(祛邪一解肌散邪，滋养津液，舒缓筋脉一栝萎桂枝汤）；麻黄之应用是通过湿病一寒湿表实证一麻黄加术汤证(祛邪一发汗解表，散寒除湿一麻黄加术汤），麻黄之应用是通过湿病一风湿表实证一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证（祛邪一轻清宣化，散风祛湿一麻杏薏甘汤）；防己之应用是通过湿病一风湿表虚证一防己黄芪汤证（祛邪扶正一祛风除湿，益气固表一防己黄芪汤）；百合之应用是通过百合病一心肺阴虚内热证一百合地黄汤证(扶正一润养心肺，凉血清热一百合地黄汤）；甘草之应用是通过狐惑病一湿热内蕴虫毒腐蚀证一甘草泻心汤证（祛邪一清热除湿，杀虫解毒，甘草泻心汤）；升麻之应用是通过阴阳毒病一阳毒证一升麻鳖甲汤证（祛邪一清热解毒，活血消斑一升麻鳖甲汤）；鳖甲之应用是通过疟病一疟母证一鳖甲煎丸证(祛邪扶正一化痰行气一化瘀软坚，散结消癥一鳖甲煎丸）；桂枝之应用是通过历节病一风湿流注关节化热伤阴证一桂枝芍药知母汤证（祛邪扶正一祛风除湿，温经散寒，养阴清热一桂枝芍药知母汤)而实现的，如此等等。这都说明方在证中，药在方中，药以成方，此为仲景用药的特点。后世医家根据这个特点，欲解开这个“谜团”，提出学习、研究仲景用药的“四项十一要”。

本文摘自《张仲景用药解析》

建安三神医的张仲景

东汉末年，我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临床医学家张仲景。他不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以精湛
的医术救治了不少病人，而且写出了一部创造性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这部巨著的问世，使我国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
张仲景出生在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亲张宗汉是个读书人，在朝廷做官。由于家庭的特殊条件，使他从小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他也笃实好学，博览群书，并且酷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余每览越人人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从此他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医学大师奠定了基础。
当时社会，人心涣散，朝政不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兵祸绵延，到处都是战乱，黎民百姓饱受战乱之灾，加上疫病流行，很多人死于非命，真是“生灵涂炭，横尸遍野”，惨不忍睹。而府衙自顾不暇，为争权夺势，发动战争。这使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怜悯百姓，萌发了学医救民的愿望。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10岁左右时，就拜同郡医生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
张伯祖当时是一位有名的医家，他性格沉稳，生活简朴，对医学刻苦钻研。每次给病人看病、开方，都十分精心，深思熟虑。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他很受百姓尊重。张仲景跟他学医非常用心，无论是外出诊病、抄方抓药，还是上山采药、回家炮制，从不怕苦不怕累。张伯祖非常喜欢这个学生，把自己毕生行医积累的丰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他。比张仲景年长的一个同乡何颙对他颇为了解，曾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意思是说张仲景才思过人，善思好学，聪明稳重，但是没有做官的气质和风采，不宜做官。只要专心学医，将来一定能成为有名的医家。何颙的话更加坚定了张仲景学医的信心，从此他学习更加刻苦。他博览医书，广泛吸收各医家的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很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气的医生，以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他的老师。当时的人称赞他“其识用精微过其师”。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公元205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尽管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但由于他父亲曾在朝廷做过官，（汉代从汉武帝开始实行举“孝廉”“良才”的选官制度，“举孝廉”，这是汉代发现和培养官吏预备人选的一种方法。它规定每二十万户中每年要推举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在汉代，“孝廉”已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东汉末期多举世家子弟，仲景承袭家门，在灵帝时（约公元168～188年），被州郡举为孝廉，进入官场。在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长沙郡：秦置，下辖湘、罗、益阳、阴山、零陵、衡山、宋、桂阳等9县，治所湘县【今长沙市】。长沙太守，类似今天湖南省省长）。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
张仲景看到百姓对他非常信任，在医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不断探索。他大量采集民间验方，进行认真研究。
有时甚至不畏路途遥远，拜师取经。有一次他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有个绰号“王神仙”的名医，对治疗扼背疮很有经验。他立即带着行李，长途跋涉几百里，去拜“王神仙”为师。对“王神仙”在药性、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都用心学习研究，获益很大。
虽然张仲景的医术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医治。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灾年”。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达5次之多，使很多人丧生，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如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一些庸医便趁火打劫，不给病人认真诊脉，
“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和病人相对片刻，便开方抓药，只知道赚昧心钱。更多的人，虽师承名医，却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不精心研究医方、医术，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竞相追逐权势荣耀，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张仲景对这些人非常气愤，痛加斥责，他决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研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
这时候，东汉王朝动荡不安，为了避乱，张仲景辞官来到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撰写医书。到建安十五年，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经后人整理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伤寒杂病论》系统地概括了“辨证施治”的理论，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该书被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誉为“经方大师”。
张仲景写成该书后仍专心研究医学，直到与世长辞。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天下后的公元285年，张仲景的遗体才被后人运回故乡安葬，并在南阳修建了医圣祠和仲景墓。张仲景为人谦虚谨慎，提倡终身坚持学习。他在序文中说：“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学
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张仲景引用孔子语录，在于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能靠刻苦努力学习来获得知识。他特别表明自己从青少年时期就热爱医学，请允许他扎扎实实地按照孔子的话去做，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张仲景还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伤寒杂病论》著述风格朴实简练，毫无浮辞空论，对后世中医著作影响甚大。他诊病和学习时遇到一丝一毫的疑问，即“考校以求验”，绝不放过，一定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张仲景的医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和老百姓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张仲景医学理论对现代医学研究有重大贡献。而且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也很大。后人研究他的医理，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在河南省南阳还为他修建了“医圣祠”。解放后，翻修了“医圣祠”，并修建了“张仲景纪念馆”，以纪念这位奠定中国中医治疗学基础的医学家。有关张仲景的事物有张仲景六味地黄丸。在南阳市有医圣祠，是纪念张仲景的地方。
张仲景治疗伤寒热病，有独特的功效,其用药的要点在于精，简,直中病情，不象现代中医那样,用西医的思维方式与逻辑来看病，为后世中医的楷模和学习的典范！!
是中医界的一位奇才，《伤寒杂病论》是一部奇书，又称《仲景伤寒论》。它确立了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支柱之一——辨证论治的思想，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实属“点睛之笔”。

?六经病欲解时 张仲景创作伤寒论之大纲

导读： 在医学领域中，医圣创作的《论》备受医学家的追捧，被医学界尊为经典。论里说“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意思就是说外感自然界的“邪风之气”，人体才能。

《论》自问世以后，即备受医界的重视，因其具有高度临床实用价值，被后世医界尊为经典，尊张仲景为医圣。近两千年以来，历代研究《伤寒论》的著作多达800多种，现存的也有600多种，可谓壮观。但是人们研究的学术观点多有分歧。我们认为：张仲景创作《伤寒论》的理论体系是五运六气理论;“六经欲解时”是仲景创作《伤寒论》之大纲。

《伤寒论》创作的理论体系是五运六气理论

《伤寒论》是一部外感专著。凡是外感风、寒、暑、湿、燥、火六淫脱离不了气象变化，气象变化又脱离不了天体规律，即天文，说明天文气象理论是外感重要的。而中医学中的天文气象理论，全在《内经》五运六气理论之中，因此，只有用五运六气理论阐述《伤寒论》，才能把《伤寒论》说明说透，所以第一个解释《伤寒论》的成无己就用五运六气理论作为说理工具。

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载有《六气主客第三》一篇，专讲五运六气理论，可能是张仲景原有文意。张仲景在《伤寒论》序文中说《素问》、《阴阳大论》等古典医著是他撰写《伤寒论》的重要，而四时阴阳和脏气法时却是五运六气理论的核心理论。《伤寒例》还明确记载有“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决病法”，更是五运六气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陶弘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也佐证《伤寒论》应用了五运六气理论。《伤寒论》的三阴三阳，就是五运六气的三阴三阳，《伤寒论》的三阴三阳次序，就是《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司天的三阴三阳次序。

在成无己用五运六气解读《伤寒论》的影响下，继之者历代不乏其人，如金元时期的刘河间、张子和等对《伤寒论》六经与六气的关系就多有论述，至明代张介宾对五运六气有深入研究，大大发挥了脏腑经络与六气标本中气的关系，给清代医家用五运六气研究《伤寒论》奠定了。所以到了清代，张志聪、张令韶就用运气标本中气理论全面解释《伤寒论》，继之者有陈修园、黄元御、唐宗海、陆九芝、郑钦安等等，逐渐形成了六经气化学说。但他们多以运气标本中气为说，如陈修园《伤寒论浅注》说：“六气本、标、中气不明，不可以读《伤寒论》。”这样的注解不全面不深入。

外感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属于天，而病发于人体，所以还必须知道人体生命科学，做到“”，才能读懂《伤寒论》。《张志聪医学全书·伤寒论集注》说：“三阴三阳谓之六气，天有此六气，人亦有此六气。无病则六气运行，上合于天，外感风寒，则以邪伤正，始则气与气相感，继则从气而入于经。世医不明经气，言太阳便曰膀胱，言阳明便曰胃，言少阳便曰胆，迹其有形，亡乎无形，从其小者，失其大者，奚可哉!”张志聪强调的就是“”理论，也是今日研究《伤寒论》者之所缺。现行《伤寒论》教材，只讲方证，谓本证、兼证、变证等，不仅脱离了自然界天文气象理论，亦脱离人体生命科学。

对于用五运六气理论研究《伤寒论》，过去的研究不够全面和深入，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那么，张仲景在《伤寒论》里有没有应用五运六气理论呢?如果有，又是如何具体应用五运六气理论的呢?张仲景用三阴三阳连接外感六气和人体，如第2条：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第3条：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第6条：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在这里张仲景用“太阳”连接外界的风、寒、火及人体的发热、恶风、恶寒、体痛、呕逆、渴、脉缓、脉紧等症状，只有五运六气理论才有这些内容，于此可知，《伤寒论》创作的理论体系是五运六气理论。

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说：“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外感自然界的“邪风之气”，人体才能，这内外的连接枢纽就是三阴三阳，既不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只片面指外邪)，也不是脏腑经络或什么别的(只片面指人体)，只能是三阴三阳体系。

那么是不是能用五运六气理论解释《伤寒论》所有的条文呢?非也。《伤寒论》大部分条文是讲误治后的变证，对于误治后的变证，必须按误治变证传变规律治疗，即仲景在第16条给出的“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张仲景把五运六气理论具体应用到《伤寒论》中的理论模式是“六经病欲解时”，“六经病欲解时”是张仲景创作《伤寒论》的大纲。

“六经病欲解时”是仲景创作《伤寒论》的大纲

我们研究发现，“六经病欲解时”是张仲景创作《伤寒论》的大纲，却不被历代伤寒注家重视，我们用“六经病欲解时”这把金钥匙揭开了《伤寒论》的诸多奥秘，为正确解读《伤寒论》铺平了道路。“六经病欲解时”告诉我们，《伤寒论》理论根源于《内经》是不争的事实。太阳、阳明、太阴、少阳四经分主一日或一年之四时，彰显了《伤寒论》是以阴阳“时”为纲而六经为目。

张仲景《伤寒论》以阴阳“时”为纲，六经为目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明确写出六经病欲解时，就是以“时”为纲，任何的发生发展都离不开“时”：9条：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193条：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272条：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275条：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291条：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328条：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

“六经病欲解时”是读《伤寒论》的大纲，这是张仲景自己亲笔创作的，划分时的依据是太阳的。“欲解时”一语即道出其写《伤寒论》一书所用“天人合一”之大法，而“天人合一”大法全在五运六气之中。张仲景强调的“时”，不只是时间概念，还包括时空概念。

六经病欲解时，就是六经病向愈时

按照《素问·脏气法时论》五脏“自得其位而起”的思想，则肝病“起于春”，心病“起于夏”，肺病“起于秋”，肾病“起于冬”。由此可知，《伤寒论》的“欲解时”就是那“自得其位而起”时，所以厥阴、少阳病“欲解时”在春，阳明病“欲解时”在秋，太阳病“欲解时”在夏，少阴病“欲解时”在冬;只有太阴特殊，为“阴中之至阴”而“脏寒”，所谓“至阴”就是极寒之时，故配于冬。由此看来，《伤寒论》“欲解时”是法于《脏气法时论》的，属于五运六气理论。

阴阳离合

《素问·阴阳离合论》说：“中身而上名曰广明。广明之下名曰太阴。”马莳注：“广明者，心也，心位南方，火位主之，阳气盛明，故曰广明。”广明就是向太阳处，就是太阳在上的位置。又说：“外者为阳。内者为阴。然则中为阴，其冲在下，名曰太阴”。太阴不就在六经病欲解时图的下面而主内吗?又说：“太阴之后，名曰少阴……少阴之前，名曰厥阴。”这说明三阴在下，其次序正是六经病欲解时图中太阴、少阴、厥阴的次序，这个次序是按三阴阴气量的多少排列的，太阴阴气最盛为三阴，少阴次之为二阴，厥阴阴气最少为一阴。又说：“少阴之上，名曰太阳……太阴之前，名曰阳明……厥阴之表，名曰少阳。”太阴与阳明连接为表里，少阳与厥阴连接为表里，而少阴与太阳上下呼应为表里。再者，少阳是春生之气，自应在左东。而阳明是秋降之气，自应在右西。也说明《伤寒论》的三阴三阳是根源于《内经》的。

时立气布

时，有一年四时之分，有一日四时之分，这是讲日地之间的关系。强调“时”就是为了了解四时“气”的不同，故《素问·六节藏象论》说：“时立气布……谨候其时，气可与期。”知“时”得“气”，明白无误，但气有阴阳气和六气之分。因为“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素问·至真要大论》)，“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死生之本也”(《素问·四时调神大论》)，疾病病机的变化全在气，只有“谨候气宜”，才能“勿失病机”，所以“审察病机，勿失气宜”(《素问·至真要大论》)。而候气，就必须“谨候其时”。

“六经病欲解时”的两层含义

第一，从六经病欲解时图可以清楚地看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可以是一日十二时，也可以是一年十二时，用少阳、太阳、阳明、太阴四经分主之，既代表一日之四时，又代表一年之四时，以四时阴阳为大纲。四时正气为病又分为感而即发和过时而发两类。非时之气为病则分为寒疫与冬温两类。井然有序，条理清楚，这就是《伤寒论》的论述大纲，据此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写有治疗四时病的方证：青龙汤证、白虎汤证、玄武汤(真武汤)证和朱雀汤(黄连阿胶汤)证，以及阳旦汤(桂枝汤)证和阴旦汤(柴胡汤)证等。这在陶弘景《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称作“大小六神汤”，专治“外感天行之病”。

第二，是叠加于太阴和少阳之间的少阴病、厥阴病。六经病欲解时告诉我们，天道一阳来复于冬至阴气最盛的子时，地道一阳来复于大寒最冷的丑时，阳复则生，阴盛阳尽不复则死，所以后半夜为魔鬼时刻，易学上称为“鬼门”关。一天中，人最危险的时刻要数黎明。调查显示，凌晨死亡的人数占全天死亡人数的60%。一年中最危险的月份要数丑月12月。调查表明，该月份死亡人数居全年各月之首，占死亡总数的10.4%。现代研究还证明，传染病患者死亡率最高的时间约在早晨5点半左右(卯时)，这说明从子时到卯时是最危险的时刻。而子时到卯时正是少阴和厥阴的欲解时刻，这个时刻阳回则少阴病、厥阴病就向愈，阳不回则死，所以《伤寒论》中有以下论述。

少阴阳回欲愈

287条：少阴病，脉紧，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为欲解也。虽烦，下利必自愈。288条：少阴病，下利，若利自止，恶寒而踡卧，手足温者，可治。289条：少阴病，恶寒而踡，时自烦，欲去衣被者，可治。290条：少阴中风，脉阳微阴浮者，为欲愈。291条：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292条：少阴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脉不至者，灸少阴七壮。

少阴阳亡不治

295条：少阴病，恶寒，身踡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296条：少阴病，吐利、躁烦、四逆者，死。297条：少阴病，下利止而头眩，时时自冒者，死。298条：少阴病，四逆，恶寒而身踡，脉不至，不烦而躁者，死。299条：少阴病，六七日息高者，死。条：少阴病，脉微细沉，但欲卧，汗出不烦，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

厥阴阳回欲愈

327条：厥阴中风，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328条：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329条：厥阴病，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愈。360条：下利，有微热而渴，脉弱者，今自愈。361条：下利，脉数，有微热汗出，今自愈。设复紧，为未解。363条：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清脓血。365条：下利，脉沉弦者，下重也;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367条：下利，脉数而渴者，今自愈。设不差，必清脓血，以有热故也。

厥阴阳亡不治

343条：伤寒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烦躁，灸厥阴，厥不还者，死。344条：伤寒发热，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345条：伤寒发热，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346条：伤寒六七日不利，便发热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阴无阳故也。362条：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368条：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晬时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369条：伤寒下利，日十余行，脉反实者，死。

综上所述，六经病欲解时与《素问·脏气法时论》、《素问·阴阳离合论》有密切关系。本文揭开了少阴为天道阳气来复和厥阴为地道阳气来复的秘密，为解释少阴病和厥阴病找到了根源。于此可知，六经病欲解时图就是日地运行图。

结语： 看了上诉的文章你对《伤寒论》是否能够理解了呢?“六经病欲解时”的两层含义你明白了吗?

【经病】

中医治病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

中医看病的基础是阴阳五行。我们人体就是由阴阳五行组成的。我们身体中的营养物质就可以理解成阴，阳气可以理解成推动我们身体的动力。至于说五行，中医把肝心脾肺肾看成了木火土金水。而六腑也是五行，只是他属阳。例如我们身体中的脾胃五行属土。皮属已土属阴，胃属戊土属阳。这么说您可能不理解，换一种说法您就理解了。中医认为皮属已土，已土就是田地土。所以说我们身体的营养物质都是皮来运话转换成营养物质和血液等等人体所需的物质，所以中医认为皮该升。胃属戊土，戊土就是土里有火，简单理解就是经人加工过的土或是石头。胃可以理解成在田地旁的房子，把我们吃的食物粉碎，给脾这块田地，脾在把垃圾传给肠道，好的运话成营养物质和血液等等。另外，胃还有个功能，就是把身体的胆火心火，等等降下去，使它们交于肾水之中。所以中医认为胃该降。以此类推中医认为五脏属阴六腑属阳，五脏该生六腑该降。如果有一天人体的阴阳不平衡了，我们就会得很多病，阴虚阳盛我们将会出现五心烦热，心烦易怒等等。阳虚我们将会出现更多的问题，怕冷，湿气重等等。如果说五脏六腑升降的能力不好我们身体会出现更多问题，如胆囊炎，上热下寒正等等。总之，如今的疑难杂症太多，不是简单两句话就能说明白中医是已什么原理看病的。总体说中医看病是在激活人体自身的能力，因为中医调理的是人体自身的五行阴阳。我认为中医如果方子开的对症，见效并不会比西医漫。 编辑框

初探张仲景《金匮要略》核心思想

“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

--《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

张仲景是中医大家，其《金匮要略》对后世中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金匮要略》的学习，笔者认为“ 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 ”是其基础及核心思想。

人体唯有五脏元真通畅，才能阴阳和调以及生理活动正常。若五脏元真痞塞不通，则机体阴阳失和，气滞、水停、血瘀相继致病，则疾病丛生。故疾病的治疗关键就在于 “五脏元真通畅”。具体地说，就是调和阴阳，行气、利水、化瘀，使郁遏之气、血、津液复其流通畅达，以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

元真可理解为真气或者元气，李东垣在《脾胃论》中言: “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之精气，非胃气不能滋之。”张景岳也谓: “真气，即元气也。”元真被认为是一身之根本，通行于人体全身。因其所发挥的功能和分布的不同，所依赖的物质基础也有所不同。概而言之，其包含气、血、津液等多种成分，在不同脏腑、经络发挥着不同的生理功能。所以，可以认为元真是由气、血、津液作为物质基础而遍布全身的。

其精髓可大体概括为:人体在正常生理情况下，气、血、津液流畅，如环无端，发挥濡养之功。气机郁滞，津液留聚，血液瘀阻，阴阳失和则可以作为疾病的主要病理变化。以一言蔽之，又可统一总结为元真闭塞不通。因此，可以认为气滞、水停、血瘀为五脏元真不通的物质基础。由 此，可以更为简捷地掌握疾病的实质。机体能否保持“安和”，其关键在于元真通畅与否。元真闭塞不通，百病蜂起。张仲景在论述历节病病变时言: “营气不通，卫不独行，营卫俱微，三焦无所御，四属断绝，身体羸瘦。”强调了元真不通，实为造成身体虚弱而发病的原因。因此，对疾病的辨证要重视一个“闭”字，而治疗的目的就在于使病理的不通转为生理的通畅。说明了气、血、津液等的流通畅达是维持人体阴平阳秘的关键。而气、血、津液等的瘀滞痞塞不通，为百病之始。尽管临床表现各异，但都离不开气滞、水停、血瘀、五脏元真不畅的基本状态。所以，在 养生 和治病时，着眼于保持五脏元真的通畅尤为重要。

从气、水、血的角度对疾病的表述最具代表性当属《金匮要略》的“水气病”篇。水气病除了风水、皮 水、正水、石水的分类外，还有气分、水分和血分的区分。可以看出，张仲景从病机的角度强调了疾病的进展阶段性，也可以说明在水气病的过程中，气、血、水三者异常的程度以及层次变化。水之停由于气，阳气虚衰、气机郁滞、气不能行水而致水停。水饮内停、气滞水停而致血液运行不利，进而造成瘀血停滞。同时，瘀血停滞内阻同样可以影响气和水，所谓“血不利则为水”。气得阴化为水，水得阳化为气，水得阴则进一步化饮、化痰、致瘀，水得阳则可化。据此可以看出，阴阳的失调在病理性质转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从气滞、水停、血瘀，阴阳失调角度观察和思考其他病证，可以迅速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疾病病机，为临床能较高效的审证处药提供良好途径。

从人体病理上表现，可将阴阳的失调，气滞、水 停、血瘀看作基本病机。因此，行气、利水、化瘀，调和阴阳也就被看作治病处方的基本治则。《金匮要略》中的治法方药皆循此法。故可以从治气、治水、治血，调和阴阳四个方面对其加以归纳和认识。

调气

初病在气，邪阻经络，病位表浅，治应疏通经络气机，及时采用一切手段来通畅脏腑经络的气机。《金匮要略》在这方面较多用驱邪的汗法。如在治疗风寒、湿病、溢饮、支饮、风水、皮水、黄汗等病证时，鉴于这些病证均和感受风、寒、湿外邪有关，外邪或滞于肌表关节，营卫经络之气不通，或影响肺脏气机，宣肃失司，通调失职，虽临床表现各异，但治则治法根本就是要通畅脏腑经络的气机，故此时治疗以发汗宣散肺卫气机为主。

在用药上，根据元真壅滞的程度与部位，合理组方和用药。《金匮要略》在治疗水气病时，应用甘草麻黄汤、杏子汤、越婢汤、越婢加术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药物由简到繁，层层递进。此种病势状态了然于心，方药加减恰到好处的用药方法值得深入研究与发挥。

另外，应用汗法的目的是通畅全身元真，使元真蒸腾气化运行有力。汗出是元真通畅的一种标志而非目的。所以，临床用药应把握好尺度，使元真通畅即可，通常以微微出汗为度。

调水

继病在水，水聚成痰。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治之应温化痰饮，通阳利水。

由于气、血、水三者异常有着程度以及层次变化，水之停由于气，阳气虚衰、气机郁滞、气不能行水而致水停。水湿停滞的病变，是在气机郁滞的基础上产生的。

《金匮要略》中有咳嗽上气、胸痹心痛、呕吐等病，可表现为咳、喘、满、肿、呕、利、眩、悸等症状，其本质皆为气机被阻，升降失司，气不能行水而致水停。故在治法与用药上应兼顾气、水同调。根据痰饮和水气侧重的不同灵活选择治疗方法，如通利既停之水有力量峻猛者，如十枣汤、甘遂半夏汤、己椒苈黄丸、葶苈大枣泻肺汤等; 药力较缓以利水蠲饮为主者，有泽泻汤、五苓散、苓桂术甘汤、木防己汤等。

《金匮要略》中化痰之剂，每以生姜、半夏相配，以小半夏汤作为底方灵活加减，如生姜半夏汤、半夏干姜散、小半夏加茯苓汤、半夏厚朴汤、栝蒌薤白半夏汤、小青龙汤、射干麻黄汤、厚朴麻黄汤等，也体现了温阳行气之法为通畅五脏元真的重要方法。同时，对既停之水以开泄的方法因势利导尽快消除之，以缓解急迫。待症状缓解以后，则又当以温助之法治本。《金匮要略》中“温药和之”以及后世严用和所言“顺气为先”都是这个意思。

调血

久病入络，治当活血祛瘀。瘀血在内阻滞不通，气、水不行，则五脏元真通畅的物质基础皆滞而不行，病情较重，所以《金匮要略》用瘀血病名以显示此病的重要地位。

因瘀血为元真不通所表现的最后阶段，故所有病的末期皆有瘀血的存在。故在《金匮要略》中瘀血的治疗方法散在于其他各病中，如疟病、虚劳、肝着、黄疸、妇人病、阴阳毒、肺痈、肠痈等。用药大体为桃仁、大黄、牡丹皮、阿胶等，用方如鳖甲煎丸、大黄虫丸、旋覆花汤、桂枝茯苓丸、当归芍药散、硝石矾石散、千金苇茎汤、大黄牡丹汤、升麻鳖甲汤、枳实芍药散、温经汤等。

《金匮要略》瘀血病篇中不列具体方药，即疾病到了这一层次，实在难以用几张方子来概括，而应将化瘀之法融于各病的治疗中，缓缓图效。如治疗疟病的鳖甲煎丸，在化瘀软坚的同时，又用了行气、化痰、利水、清热及补益气血之品; 治疗虚劳干血的大黄虫丸，在活血化瘀的同时，也用了不少理气、清热、养血补虚及益气和中之品; 治疗妇人病的温经汤，在活血化瘀的同时，又用了补益气血之品。也正合张仲景所谓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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