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子葛洪》

《抱朴子葛洪》

葛洪

葛洪像
葛洪（284～364或343）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汉族，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他曾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著有《神仙传》、《抱朴子》、《肘后备急方》、《西京杂记》等。
中文名： 葛洪
国籍： 中国，东晋

出生地： 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
出生日期： 公元284年
逝世日期： 公元364年
职业： 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
字： 稚川
号： 抱朴子

葛洪是中国东晋时期重要的道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是

《葛洪移居图》
[1]
预 防医学的介导者。著有《肘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侯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　其在炼丹方面也颇有心 得，丹书《抱朴子•内篇》具体地描写了炼制金银丹药等多方面有关化学的知识，也介绍了许多物质性质和物质变化。例如“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 即指加热红色硫化汞（丹砂），分解出汞，而汞加硫黄又能生成黑色硫化汞，再变为红色硫化汞。描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又如“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就 描述了铁置换出铜的反应，等等。 《葛稚川移居图轴》元王蒙绘，故宫博物院藏。《人物图•葛仙吐火图》明郭诩绘，上海博物馆藏。
人物经历
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继续仕吴。吴亡以后， 初以故官仕晋，最后迁邵陵太守，卒于官。葛洪为悌之第三子，颇受其父之娇宠。年十 三，其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乃“饥寒困瘁，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 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 尠能读也。”
十六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 等儒家经典，尤喜“神仙导养之法”。自称：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以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 不以为戚。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颇受器重。谓“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 《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
西晋太安元年 （302），其师郑隐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朴，携入室弟子，东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阳。太安二年，张昌、石冰于扬州起义，大都督秘任洪 为将兵都尉， 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迁伏波将军。事平之后，洪即“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 书’了不论战功。”但因“正遇上国大乱（指“八王之乱”——引者注），北道不通， 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涂隔塞”。在此去留两难之际

古代书画中的葛洪形象
， 恰逢其故友稀含为广州刺史， 表请他为参军，并担任先遣。葛洪以为可藉此避乱于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为 其仇人郭励所杀，于是滞留广州多年。深感“荣位势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 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 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矣”。乃绝弃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性， 修习玄静。遂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 .
建兴 四年（316），还归桑梓。东晋开国，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咸和（326～334）初，司徒王导召补州 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又荐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皆固辞不就。及闻 交趾产丹砂，求为句[2]漏令，遂率子侄同行。南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于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作不辍。卒于东晋兴宁元年 （363），享年81岁。或云卒于晋康帝建元元年（343），享年61岁。
人物评价
葛洪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领袖，内擅丹道，外习 医术，研精道儒，学贯百家，思想渊深，著作弘富。他不仅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卓有建树，而且学兼内外，于治术、医学、音乐、文学等方面亦多成就。《抱朴子》为 其主要著作，他对文章及美学的论述就散布其中，虽然比较零散，但其价值还是

稚川炼丹
[3]
不容忽视的。
一、文章微妙，德行为粗
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文学及文章的地位是低下的。在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精神影响下，与政治有关的王道治术被放在优先的地位，文章只是雕虫小技，微末之道。 在道德优先的儒家伦理主义思想影响下，德行为本，文学为末，立德重于立言。在文质关系中，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坚持朴素的本质优先论，文饰不可先于本 质。在道学与文学关系中，文以载道是普遍的意识，言以尽意，文以载道，文章只是工具而已，道学才是目的。这种传统观念至今还是一种主导意识，包括许多文人 都自觉不自觉的遵守这一原则，致使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贬低和扭曲，也使作品的文学价值得不到保证。而葛洪则意识到了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发出了震聋发 聩的一声呐喊，将这笼罩千载的黑幕划破了一个裂口，使人们看到了一丝真正的文学的闪光。
汉代风气，重经术而轻文艺，至曹魏之世，此风始破，曹氏父子，兼擅文学，雅重诗赋，曹丕更著《典论•论文》，从理论上为文学张目，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开"文学的自觉时代"（1）之先河。
儒家传统，重视三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是也。曹丕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是将立言著文与立功建业并重，这对于以诗赋为"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 （2）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抬高了文学的地位，但是同文章于事功，对于提高文章自身的艺术价值意义不大，仍有以文学为政治之工具的嫌疑，何况他尚未脱儒 者之旧习，还是认为立德重于方言。（3）
真正意

葛稚川移居图轴
[4]
识到文章自身的价值，将之与德行并重，自晋葛洪始。
葛洪在《抱朴子•尚博》中对流行的轻视文学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有人认为文章著述不过是"骋辞耀藻"而已，于事无补，不如德行这样的不言之教重要， 因此圣门四科，德行第一，文学其末，故德行为源，文章为流，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缀文著纸为糟粕余事，不足为道。葛洪则指出："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 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
以文章为精，以德行为粗，这一主张 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葛洪的这一观点并非故作大言，哗众取宠，而是有其根据的。德行虽然也属于精神范围，但其高下主要在道德实践之中体现出来，因此属于" 有事"，容易判断，而且虽然人对道德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是在道德标准方面相对来说还是容易达成共识的，因此"优劣易见"。文章尽管在内容上表达的也是现 实事物，但在形式上纯粹属于精神领域，相对于德行而言，文章的不确定性确实更为突出，其体微妙，难于定规，而且由于众口难调，在审美方面的主观性又使文章 高下的标准更加难于统一，因此很难判定一篇文章的艺术价值到底有多大。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容易见到，一部作品有人将之捧上天，也有人将其贬入地，往往发表 见解的人都是名家，使人一时不知去就。
葛洪还对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的说法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文章之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 之前闻"。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还特意追溯文章的原本意义 ，将上天垂象、鹰负八卦 、龟背六甲、虎炳豹蔚等自然之文与唐尧虞舜之尊称、文王周公之谥号、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与圣人有关的人事之文结合起来，说明文与文章的重要 性。他认为"文之所在，虽贱犹贵"，文饰能够提高事

葛洪移居图
[5]
物的价值。这种将文章与天道自然联系起来的思想至齐梁而大盛，梁简文帝萧纲、刘勰等人皆发扬其说，使"文"的价值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葛洪的这一思想非常重要。文饰与本质的关系问题也是儒道两家长期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道家强调保持先天的素朴的本质，全真保性，自然自足，反对外在的雕 饰，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五音令人耳聋"，"有机物必有机心"，外在的文明只能伤身害性，对人没有任何好处。而儒家则强调文明的发展与社会 的进步，认为礼乐教化和伦常分际相对于原始的浑沌状态是一种提高，人只能且只应作为一种家庭和社会的人存在，担负起的自己依照某种社会角色所应当承担的职 责，人只能在社会关系中存在，相互往来和相互交换都是必要的、合理的，反对道家那种逃避社会、离群索居、"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思想。孔子对此 持中庸的态度，他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主张文和质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不以质害文，也不以文害质，将先天的美质与后天的 文饰结合起来。
葛洪学兼道儒，在修身养性方面，他主张依照道家的原则，见素抱朴，不为物役，天真自然，不事雕饰，而在经世治国方面，他又赞同儒家的方式，重视教化，抬高文学，认为虎豹之皮胜过犬羊之皮，文饰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合理的、进步的、有宜的。
葛洪认为，如果只是保持先天的本性，完全不要文化和文饰，则人类就会和动物没

《葛仙吐火图》
[6]
什 么两样，人类文明就无从产生。他在《诘鲍》篇中集中表达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对鲍敬言好古非今、重自然而轻人伦、尚混同而贬分殊的思想进行了有力地批判。他 指出："子若以混冥为美乎，则乾坤不易分矣；若以无名为高乎，则八卦不当画矣。岂造化有谬，而太昊之暗哉！"葛洪其实并非为君主专制辩护，他攻击鲍敬言也 不在其无君之论，而是攻击其反对社会进步、主张复古倒退，推崇自然浑沌、敌视人类文明的错误思想，他是为人类文明辩护，为社会秩序辩护。
正 是由于葛洪主张文胜于质，他与那种厚古薄今、尚质朴而轻文饰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认为今文之金玉，胜于古书之质朴，今日之雕饰，胜过古时之醇素。厚古 薄今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弊端，道家重先天之自然，轻后世之文饰，故厚古而薄今，儒家推崇敬天法祖，重视长幼之节，故亦厚古而薄今。葛洪力辟此风，非但为后世 的文风华丽张目，亦是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喝彩。
在文胜于质的思想引导下，葛洪又对传统的本末观念指出了质疑，大胆提出了"本不必皆珍，末不 必悉薄"（《尚博》）的新观点。中国传统意识习惯于将对待的两方分为一主一从，而不惯于使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即便是自然的存在，也非要搞出一个上下尊卑 不可，譬如天尊地卑等等。而本末这对范畴本身便是不平等的，重本轻末是自然的观念，以本末而论古今，自然以古为本，以今为末，厚古薄今亦属当然，以本末而 论文质，自然以质为本，以文为末，重质轻文亦不为怪。葛洪则对本末的尊卑意义提出了挑战，认为重本轻末、扶本抑末未必足取。他指出，本末只有先后之分，并 无尊卑之别，譬如"锦绣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云雨生于肤寸，江河始于咫尺"。在这里，葛洪不仅反对本末尊卑论，还暗示末胜于本，"雏凤清于老凤声"， 因为锦绣之华丽胜过素地之质朴，珍珠之贵重过于水中之蚌母，美玉之价值远逾山间之石璞，江河之滥觞怎比下游之行橹！因此葛洪提出"文章虽为德行之弟，未可 呼为余事也"，以文章为德行之弟，颇有意趣，正说明即便二者有先后之分，也是基本上平等的，有如兄弟。
总之，葛洪批判了传统的对于文章的偏见，将文章提至与德行平等的地位。他认为，"德行文学者，君子之本也"，（《循本》）将二者并称为修身之本。这对于崇德轻文的传统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二、
判微析理，斟酌前言
葛洪不仅力求提高文学与文章的地位，还对文章的选材和创作方法颇有独见，他在《辞义》篇中集中表达了这些观点。
当时流行一种自然主义的观念，以为"乾坤方圆，非规矩之功；三辰 景，非莹磨

葛洪像
[7]
之 力；春华粲焕，非渐染之采； 蕙芬馥，非容气所假"，万物皆以自然为美，因此"至真贵乎天然"，文章也不外乎此道，亦应浑然天成，不假雕饰，随意挥洒，不滞于物，因此判断文章优劣的标 准也是"义以罕觌为异，辞以不常为美"。这种文学观念要求自然自成，不假外物，其风格也自然是标新立异，不与人同。
葛洪对这一观念不全赞 同，他认为文章须有为而发，不能凭空而至，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中楼阁，难见其实。文章离不开文人的构思与选材，不可能象日月星辰那样自然而 生，水至清则无鱼，片面强调自然和空灵就无法写出文章。文章离不开材料，不能是没有内容的纯粹形式，否则就是无米之炊，巧妇难为。
葛洪认 为，构成文章的材料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判微析理"，二是"斟酌前言"。文章须有待而成，所谓言出有据，这种根据不是自天而降，而是源于作者对外物的观察 与思考，即所谓"判微析理"。文章有感而发，没有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真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就无从见其幽微、知其玄奥，如此则写出的文章不是空洞无物，便是人 云亦云，缺乏见地和新意。葛洪的这一观点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精神。
文章的取材除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之外，还须借助于前人的言论和文章，即所 谓"斟酌前言"。葛洪认为，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是不可忽视的宝贵财富，借鉴和取资这些财富对于创作文章是十分必要的，那种片面追求个人见解、害怕借鉴他人 会丧失自己的风格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一个人再聪明，也不可能一生下来就会遣词造句，学习和借鉴前人是完全必要的，个人风格的形成也离不开吸收和汲引前人 的特点，创新只能建立在创造性地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一味的求新、单纯的独见恐怕就会落入怪异一途，不可能使人产生新鲜感。
在文章的选材 方面也能体现出作者的才思和风格，尽管任何文章都离不开对已有语言的利用和对前人之说的借鉴，这些因素对于后人表面上是同等的，任何人都可以加以利用，但 是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有效地发掘前人留下的财富，"梓豫山积，非班匠不能成机巧；众书无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慧眼识真金，妙手著文章，只有英逸之才才能 很好地采集和利用材料，从而写出绝世华章。
即便是同样的材料，也未必产生出同样的文章。正如"总章无常曲，火庖无定味"，个人的风格总是会 体现出来，完全相同的材料让不同的厨师来做也会有不同的味道。因为主宾的选择、前后的步骤不同，文章的清浊妍蚩也就不同。因此正如一个高明的厨师善于用最 简单的材料做出令人称奇的美味一样，一个真正出色的作家贵在用简明平实的语言写出绝妙的文章。那种认为只有覆盖千里的寻木才能用于建筑大厦、只有用人所罕 知的鬼神之言才能著成文章的想法是十分错误的。
三、
文贵丰赡，不拘一格
葛洪认为，文章的风格和作者的才思不 同，不能强求一律。"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辞义》）就是说色与味不一，而其甘美则无异。他还在《广譬》中指出："色不均而皆艳，音不同而咸 悲，香非一而并芳，味不等而悉美。"更加明确地阐发了这一思想。他承认美是多元的，文章的艺术风格不同，但其艺术价值无别，所谓春华秋月，各擅胜场，姹紫 嫣红，皆领风骚，即此类也。
美是多元的，声色香味不同，只是表明其各有特性，而其美均等，没有高下阶级之分。这一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因为中 国传统意识太习惯于把事物分出一个三六九等了，即便是无情无识的天地自然，也非要搞出一套主从尊卑的体系，几乎不知平等为何物，对于性异而位同更是感到不 可理解，只要有差分，便马上想到是地位的不同，根本想不到在同一个地平线上生长着无数个品性各异的众生。
中国文化尚和而不尚同，所谓和，是 指不同的事物形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即"群色会而兖藻丽，众音杂而韶 和也"（《尚博》）。尽管也强调众殊，但落脚点还是合一，一为主，多为从，以多始，以一终。强调的不是众殊之间的平等的关系，而是它们共同的归属，因此仍 未摆脱尊卑主从的模式。
尽管葛洪的这一思想只限于美学领域，且未得到展开，但其意义还是很大的。因为它展示了多元存在与平等意识，对于习惯于唯一至尊和主从关系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美是多元的，与此相应的美的标准和审美也应当是多元的，不可一概而论。因此在欣赏和品评文章时也应当考虑到文章的风格的多样性，不能用单一的标准或者纯 粹根据个人的爱好来随便下定论。葛洪指出，浅近之人，习惯于"爱同憎异"，对合乎己意的则以之为贵，对与己异趣的则以之为贱，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标准并非是 唯一合理的标准，不承认艺术的多样性。这样就无法对文章的艺术价值做出正确的客观的评价。
葛洪指出了评论文章的难度，以为"文章之体，尤难 祥赏"（《辞义》）。这一方面是因为艺术本身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审美者各自的情趣和审美能力不同，很难得到一个完全客观的公允的评价。如果只是以审 美者个人的趣味为标准，"以入耳为佳，适心为快"（《辞义》），那么那种需要很高的欣赏水平的九成之韶乐、风流之雅颂恐怕一般的人就难知其妙了。因此浅近 之人，只知盐梅之咸酸，不解大羹之妙味，唯见飘荡之细巧，不明深沉之远致。审美者的个人情趣和爱好在审美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个人爱好又是很难统 一的，这使审美活动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葛洪指出："观听殊好，爱憎难同。"（《广譬》）人的审美情趣千姿百态，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体现了审美者的 个性，不可一概而论。譬如人皆爱好红颜丽色，而黄帝却逑笃丑之嫫母，陈候偏怜可憎之敦洽。人莫不爱好音乐，而汉顺帝喜听山鸟之鸣，以为远胜丝竹之响，魏明 帝乐闻椎凿之声，不爱金石之和。非但人的审美情趣有别，人的欣赏能力也是不同的。"夫聩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郑，瞽者不可责之以别丹漆"（《守 》），对于缺乏审美能力的人，即便是南威西施立其前，也会视而不见；黄钟大吕鸣其测，也会听而不闻。而审美能力的高低往往与人的审美情趣的高下相联系，惯 听桑间濮上之曲、下里巴人之声的人无法领略六茎九成之和音、阳春白雪之雅韵。
不仅欣赏者的情趣各异，能力不一，作者的才思和风格也是多种多 样，参差不齐。有的浩阔而不够渊深，有的深邃却又狭隘，有的思路清楚而言辞钝拙，有的不合事理而文句工巧。这些都是各有长处的偏才，不是兼擅诸长的通才。 著述文章必须根据自己的才思行事，避其短而用其长，不可强求，如果梗短汲深，力小负重，非要在自己不擅长的方面逞能，只能是自取其辱。
同著 文章，而高下有别。葛洪指出："若夫翰迹韵 略之宏促，属辞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蕴藉汲引之深浅，其悬绝也，虽天外毫内，不足以喻其辽邈；其相倾也，虽三光 耀，不足以方其巨细；龙渊铅铤，未足譬其锐钝，鸿羽积金，未足比其轻重。"（《尚博》）说明人的文才相差很大，直致有天壤之别。英逸之士，才高思远，探赜 索隐，虽天地玄黄，无以拘其心，珠玉满斛，无以比其言，非寻常舞文弄墨之人所能比，正如厩马千匹，骐骥有超群之价，美人无数，威施有绝世之容一样。不能忽 视这种差别，将能挥毫染纸的人都视为一例。
文章本身高下不一，风格多样，而评赏者又好恶不同，修养各异，这样就使文学欣赏和评论的难度大大 提高。文章的价值固然要通过文学欣赏和评论体现出来，但是由于读者和评论家本身的水平和情趣不同，这种体现未必能够做到完全和准确。众口所誉者，未必果 佳；举世皆非者，未必实恶。文章本身的艺术价值不会因为审美者的品评而增减，和氏之玉，不以是否见知而改其质；箫韶九成，岂因俗士掩耳而易其和。而爱同憎 异、贵古贱今、以己度人、以浅量深又是文学欣赏和评论中的通病，因此真正的好文章往往得不到时人的好评。因此文学评论尽管重要，但也未必是文章价值的真实 反映，得到好评固然可喜，未获美誉也未必可悲。葛洪提出"文贵丰赡"（《辞义》）的观点，认为文无定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者识其深，低者见其浅，毁 誉交加，亦无足怪，没有必要追求众口一辞，人皆称美，这与其美是多元的理论是相应的。
四、
文贵刺过，粉饰无益
葛洪出入道儒，学兼内外，其思想是复杂而又矛盾的，他一方面期于丘园，逍遥高蹈，想做一个远离尘世的隐士，一方面又未免邦家之思，不忍独善其身，忧国忧民 之热情溢于言表，表现在文学思想上，他一方面高扬文章的艺术价值，为魏晋以来的华丽文风辩护，一方面又反对不顾社会现实，不见民间疾苦，一味地香艳，粉饰 太平，谄媚当路。他认为，文章形式的美尽管重要，但若徒具衣冠，言不由衷，缺乏济世救国之大志，不具赈贫扶弱之热情，这种美虽美无益，只能是一种苍白的病 态的美。
葛洪指出，文章"不能治风俗之流遁，世途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赈贫者之乏，何异春花不为肴粮之用， 蕙不救冰寒之急！"（《辞义》）在这里，他似乎又回到了"诗言志"的立场上，春花本来就不做肴粮之用，蕙兰本性非是御寒解冻，然而春花之艳丽，蕙兰之清 芬，不让肴粮之解饥，衣裳之蔽体，美的价值不在其功利。这种实用胜于审美的思想体现了葛洪美学思想的复杂性，这种观点并非是他一时的看法，而是他一向坚持 的观念，如他又在《应嘲》篇中指出，"夫制器者珍于周急，而不以采饰外形为善；立言者贵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誉为高"，还言"墨子刻木鸡以厉天，不如三寸 之车辖；管青铸骐骥于金象，不如驽马之周用"，同时对庄子、公孙龙的大而无当、奇而无益进行了批评。
葛洪的这一思想只不过是传统的功利主义 精神的再现，这种意识阻碍了艺术和科学的发展，限制了人的思想自由，是一种狭隘而又庸俗的实用主义，它使人被约束在"现实"的物质土壤上，正如一个被一根 绳子拴着的小鸟一样，只能在有限的空间中享受有限的自由，永远透见不到真正的理想之光，永远看不到自由精神的倩影。这种意识培养出来的只能是一群目光短 浅、思想狭隘，只会循规蹈矩、因循守旧、缺乏进取心和创造精神的实实在在的庸人，这也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的最大弱点和如今落后于人的重要原因。
既然这种功利主义精神有如许之多的弊端，那么为什么葛洪和那么多的思想家还一致加以支持呢？这是由于饥不择食、寒不择衣的严酷现实的逼迫，由于物不足 用、生民多艰的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双重压力。作为一个重视现实、忧国忧民的思想家，不能不先解燃眉之急，先考虑功利和用度。
因此葛洪主张文章要立足现实，有益于世，并且将此作为衡量文章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以为敢于揭露现实的弊端、不昧着良心粉饰太平的才是好文章，"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也。"（《辞义》）
正视现实不仅是一种创作态度，更体现了作者的勇气和良心。面对黑暗的社会、残酷的现实、暴虐的统治、专制的制度，面对风俗之流变、道德之沦丧、世事之颠 倒、文化之颓废，面对生灵之涂炭、山河之破碎、豺狼之当道、彝伦之倾坠，一个有良知的文人是不会置之不理的，更不会同流合污，为虎作伥，尽管大胆揭露会给 自己带来麻烦，附炎趋势能够分一杯羹。
任何独裁者都不喜欢听到直言实话，对此必然会不遗余力地予以压制，葛洪内心是非常清楚的，但在有人提 出他的"言苦辞直"足以激怒统治者，不如"扬声发誉"见贵于时之时，葛洪回答道："夫制器者珍于周急，而不以采饰外形为善；立言者贵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 誉为高。若徒阿顺谄谀，虚美隐恶，岂所匡失弼违，醒迷补过者乎！虑寡和而废白雪之音，嫌难售而贱连城之价，余无取焉。非不能属华艳以取悦，非不知抗直言之 多吝，然不忍违情曲笔，错滥真伪，欲令心口相契，顾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后也。"（《应嘲》）他认为，君子著书立言，应当"式整雷同之倾邪，磋砻流遁之暗 秽"（《应嘲》），反对"徒饰弄华藻，张磔迂阔，属难验无益之辞，治靡丽虚言之美"（《应嘲》）。
葛洪的这种敢于揭露现实、直言无讳，为此不计个人的得失安危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它体现了文人的良心和节操，也是文章的灵魂和风骨。那种"阿顺谄谀，虚美隐恶"的御用文人，粉饰太平、不顾现实的无节墨客，应为之羞。
葛洪对为文之道的论述是全面的，除上述诸条之外，他还指出了作者易犯的毛病。一是缺乏自知之明，本为偏才，却不知扬长避短，强欲兼之，非要自暴其短，逞 强好胜，故不免贻笑大方。二是才高文烦，广譬博喻，欲舍不能，故散珠碎玉，不成条贯，美人丰肌，难入楚宫，陆机才多之患，即此类也。三是思浅言工，文多质 少，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皮肤鲜润，骨骼迥弱，华而不实，言不由衷。葛洪认为，真正的美文华章应当出自兼通之才，其人应博学多识，天文物理，无所不解， 王道人事，无所不知，内外兼通，故能文质相应，外并日月星辰之高丽，内蕴大海玄渊之深妙，如此立言，方不负"经国之大事"，如此为人，自然身贱而名贵，千 载而弥彰。
注解：（1）《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鲁迅全集•而已集》。
（2）《法言•吾子》。
（3）参见《中国诗学通论》第110页，袁行霈、孟二冬、丁放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
（4）参见《中国诗学通论》第112至114页。
道教成就
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 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 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 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并把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 律融为一体，要求信徒严格遵守。他说：“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 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 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 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主张神仙 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
他在《抱朴子外篇》中，专论人间 得失，世事臧否。主张治 乱世应用重刑，提倡严刑峻法。匡时佐世，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尊君为天。 不满于魏、晋清谈，主张文章、德行并重，立言当有助于教化。 葛洪在坚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长生成仙的思想指导下，长期从事炼丹实验，在其 炼丹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了物质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学反映.
他在《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和《黄白》篇中，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 炼丹成就，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历史梗概，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对隋唐炼丹术 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成为炼丹史 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著名炼丹家。
医药学成就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一旦“病痛及己”，便“无以攻疗”，不仅不 能长生成仙，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


他 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这都是他在行 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 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
葛洪很注意 研究急病。他所指的急病，大部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急性传染病，古时候人们管它叫“天刑”，认为是天降的灾祸，是鬼神作怪。葛洪在书中说：急病不是鬼神引起 的，而是中了外界的疠气。我们都知道，急性传染病是微生物 （包括原虫、细菌、立克次氏小体和病毒等）引起的。这些微生物起码要放大几百倍才能见到，1600多年前还没有发明显微镜，当然不知道有细菌这些东西。葛 洪能够排除迷信，指出急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这种见解已经很了不起了。
葛洪在《肘后备急方》里面，记述了一种叫“尸注”的病，说这种 病会互相传染，并且千变万化。染上这种病的人闹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舒服，只觉得怕冷发烧，浑身疲乏，精神恍惚，身体一天天消瘦，时间长了还会丧命。葛洪描 述的这种病，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结核病。结核菌能使人身上的许多器官致病。肺结核、骨关节结核、脑膜结核、肠和腹膜结核等等，都是结核菌引起的。葛洪是我 国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的科学家。
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还记载了一种叫犬咬人引起的病症。 犬就是疯狗。人被疯狗咬了，非常痛苦，病人受不得一点刺激，只要听见一点声音，就会抽搐痉挛，甚至听到倒水的响声也会抽风，所以有人把疯狗病又叫做“恐水 病”。在古时候，对这种病没有什么办法治疗。葛洪想到古代有以毒攻毒的办法。例如我国最古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里就说，治病要用“毒”药，没有“毒”性 治不了病。葛洪想，疯狗咬人，一定是狗嘴里有毒物，从伤口侵入人体，使人中了毒。能不能用疯狗身上的毒物来治这种病呢？他把疯狗捕来杀死，取出脑子，敷在 犬病人的伤口上。果然有的人没有再发病，有人虽然发了病，也比较轻些。(发病轻应该是古人知识不足造成的误解,狂犬病一旦发作死亡率100%,不管轻重都 无差异)
葛洪用的方法是有科学道理的，含有免疫的思想萌芽。大家知道，种牛痘可以预防天花，注射脑炎疫苗可以预防脑炎，注射破伤风细菌的毒 素可以治疗破伤风。这些方法都是近代免疫学的研究成果。“免疫”就是免于得传染病。细菌和病毒等侵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本来有排斥和消灭它们的能力， 所以不一定就发病，只有在身体的抵抗力差的时候，细菌和病毒等才能使人发病。免疫的方法就是设法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使人免于发病。注射预防针，就是一种 免疫的方法 （现代免疫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注射预防针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葛洪对狂犬病能采取预防措施，可以称得上是免疫学的先驱。欧洲的免疫学是从法国的巴斯德 开始的。他用人工的方法使兔子得疯狗病，把病兔的脑髓取出来制成针剂，用来预防和治疗疯狗病，原理与葛洪的基本上相似。巴斯德的工作方法当然比较科学，但 是比葛洪晚了1000多年。
在世界医学历史上，葛洪还第一次记载了两种传染病，一种是天花，一种叫恙虫病。葛洪在 《肘后备急方》里写道：有一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病人浑身起一个个的疱疮，起初是些小红点，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疱，很容易碰破。如果不好好治疗，疱 疮一边长一边溃烂，人还要发高烧，十个有九个治不好，就算侥幸治好了，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的小瘢。小瘢初起发黑，一年以后才变得和皮肤一样颜色。葛洪描 写的这种奇怪的流行病，正是后来所说的天花。西方的医学家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是阿拉伯的医生雷撒斯，其实葛洪生活的时代，比雷撕斯要早500多年。
葛洪把恙虫病叫做“沙虱毒”。现在已经弄清楚，沙虱毒的病原体是一种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叫“立克次氏体”。有一种小虫叫沙虱，螫人吸血的时候就把这种 病原体注入人的身体内，使人得病发热。沙虱生长在南方，据调查，我国只有广东、福建一带有恙虫病流行，其他地方极为罕见。葛洪是通过艰苦的实践，才得到关 于这种病的知识的。原来他酷爱炼丹，在广东的罗浮山里住了很久。这一带的深山草地里就有沙虱。沙虱比小米粒还小，不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葛洪不但发现了 沙虱，还知道它是传染疾病的媒介。他的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在1878年的记载，要早1500多年。
据载， 葛洪还撰有《肘后救卒方》和《玉函方》。“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 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其《救卒》三卷，皆单行径易，约而易验，篱陌之间，顾眄 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 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举凡名医，必有一段艰难的求学历程，以其超人的毅力去探索和学习。葛洪的一生可谓精彩，而且颇具传奇色彩，他的聪慧睿智帮助他开拓了医学上的新领域，在临床急症医学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葛洪一生著作宏富，自谓有《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 《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 之言、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另有《金匮药方》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 惟多亡佚，《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其著作十三种。
化学成就
早期的化学家 葛洪为什么喜欢炼丹呢？在封建社会里，贵族官僚为了永远享受骄奢淫逸的生活，妄想长生不老。有些人就想炼制出“仙丹”来，满足他们的奢欲，于是形成了一种 炼丹术。炼丹的人把一些矿物放在密封的鼎里，用火来烧炼。矿物在高温高压下就会发生化学变化，产生出新的物质来。长生不老的仙丹是剥削阶级的幻想，当然是 炼不出来的。但是在炼丹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些物质变化的规律，这就成了现代化学的先声。炼丹术在我国发展得比较早，葛洪也是一个炼丹家。
当时，葛洪炼制出来的药物有密陀僧（氧化铅）、三仙丹（氧化汞）等，这些都是外用药物的原料。
葛洪在炼制水银的过程中，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他指出，对丹砂（硫化汞）加热，可以炼出水银，而水银和硫磺化合，又能变成丹砂。他还指出，用四氧化 三铅可以炼得铅，铅也能炼成四氧化三铅。在葛洪的著作中，还记载了雌黄 （三硫化二砷）和雄黄（五硫化二砷）加热后升华，直接成为结晶的现象。
此外，葛洪还提出了不少治疗疾病的简单药物和方剂，其中有些已被证实是特效药。如松节油治疗关节炎，铜青（碳酸铜）治疗皮肤病，雄黄、艾叶可以消毒，密 陀僧可以防腐等等。这些记载，对治疗关节炎有一定效果。雄黄中所含的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艾叶中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毒虫很怕它，所以我国民间在五月节 前后烧燃艾叶驱虫。铜青能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所以能治皮肤病。密陀僧有消毒杀菌作用，所以用来做防腐剂。科学与宗教之间时常并非严格对立（聂文涛语）。 作为一个道士，葛洪早在1500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些药物的效用，在医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
相关轶事
葛洪苦学　葛洪(我国古代化学 家，东晋人)，丹阳人，贫无童仆，篱落(篱笆)不修，常披(分开)榛(杂乱的草木)出门，排(推开)草入室。屡(多次)遭火，典籍(古代重要著作)尽，乃 (便)负（背着）笈(书箱)徒步，不顾千里，借书抄写，卖薪(柴草)买纸，然(同“燃”)火披览(翻阅)。
《葛洪苦学》 选自：《初潭集》
原文：
葛洪，丹阳人，贫无童仆，篱落不修，常披榛出门，排草入室。屡遭火，典籍尽，乃负笈徒步，不远千里，借书抄写，卖薪买纸，然火披览。
译文：
葛洪，丹阳人，家中贫穷请不起仆人，家里的篱笆坏得不像样也不修理，常常需要拨开杂乱的草木出门，又推开杂草进屋。家中数次失火，收藏的典籍都被焚毁了，他就背起书篓步行，到别人家抄书，他卖木柴买纸，借火光读书。
葛洪传世作品不多，下面是比较著名的一篇：
《嵇中散孤馆遇神》
晋 葛洪
“纪年曰：东海外有山曰天台，有登天之梯，有登仙之台，羽人所居。天台者，神鳌背负之山也，浮游海内，不纪经年。惟女娲斩鳌足而立四极，见仙山无着，乃移于琅琊之滨。后河上公丈人者登山悟道，授徒升仙，仙道始播焉。
有嵇康者，师黄老，尚玄学，精于笛，妙于琴，善音律，好仙神。是年尝游天台，观东海日出，赏仙山胜景，访太公故地，瞻仙祖遗踪，见安期先生石屋尚在，河 上公坐痕犹存。至女巫之墓，墓与屋相连，人与鬼同居，乃叹曰：“阴阳两界，实一墙之隔耳”。遂夜宿仙台，见月光泻泻，清风徐徐，碧波荡荡，仙岛渺渺，天台 巍巍，星汉迢迢。赞曰：大美不言，真人间仙境也！忽闻谷中琴声幽幽，玄乐绵绵。寻声觅去，至一茅舍。屏息静听，恐乱仙音也。曲终，一清丽女子开门曰：“先 生光临寒舍，不胜荣幸。请入内稍坐”。康喜遇知音，欣然入室。备茶对坐，方知是谷中女巫。虽人鬼殊途，竟一见如故，彻夜长谈。或论天地自然生死轮回之法， 或证诗词音律琴棋书画之妙。谈至兴浓，康曰“敢问神女所弹何曲？”神巫曰：“情之所至，信手而弹耳，无名之曲”。康请教再三，始授之，今《孤馆遇神》是 也。神巫曰：“见先生爱琴，吾另有《广陵散》相赠。此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不可轻传”。康问“何人所为？”对曰：“广陵子是也。昔与聂政山中习琴，形 同骨肉也”。康恍然大悟，恭请神女赐之，习至天明方散。
康毕生独爱此二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盥手焚香，方才弹 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及康将刑东市，三千太学生“请以为师”，终不得许。康刑前索琴而扶。玄起处风停云滞，人鬼俱寂，唯工尺跳跃于琴盘，思绪 滑动于指尖，情感流淌于五玄，天籁回荡于苍天，仙乐袅袅如行云流水，琴声铮铮有铁戈之声，惊天地，泣鬼神，听者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袁孝尼尝请学此 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竟慷慨赴死。海内之士，莫不痛之。”


炼丹
炼丹之处
葛公镇
? “葛公”是后人对东晋著名的道教理论家、医学家、文学家葛洪的尊称。葛洪(284-364)， 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今江苏省句容县)，自幼喜好神仙导养之法、跟葛玄的弟子郑隐学炼丹术。司马睿任丞相时，葛为属官，后任咨议、将军等职。 后又因镇压石冰领导 的农民起义，赐爵关内侯。南海太守鲍方很看重他，把女儿嫁给他，又把自己的学问也传授 给他。后来他辞官不做，遍游名山，想通过炼丹得到长寿。据《至德县志》记载：“晋朝丹阳人葛洪，尝炼丹于留山”。因此留山上过去有葛仙庙、观音阁、清和 庵、炼丹池、鹿迹石 。有诗曰：“策杖寻幽尝，声闻水未钟，山深黄鸟乱，径转白云封。过涧流泉岭，穿林峭壁 空。老僧忻共语，榄外日高春”。“抱朴人何处，灵山迹俨然。鹿知飞白日，石解炼丹田， 挂杖层严仄，临池一径偏。间看云去住，无外数峰悬”。“丹阳令尹古神仙，骑鹿朝天事惘 然。我欲登云祈室决，遍地膏泽满周田”。葛洪在留山炼了一段时间丹，又要到别处寻山炼丹，众人都极力挽留他，可他还是执意走了，此山因此名留山。
史籍记载
晋书 卷七十二
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也。祖系，吴大鸿胪。父悌，吴平后入晋，为邵陵太守。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性寡 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摴蒱齿名。为人木讷，不好荣利，闭门却扫，未尝交游。于余杭山见何幼道、郭文举，目击而已，各无所言。时或寻书问义，不远数 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练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后师事南海 太守上党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练医术，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而才章富赡。
太安中，石冰作乱，吴兴太守顾秘为义军都督，与周?等起兵讨之，秘檄洪为将兵都尉，攻冰别率，破之，迁伏波将军。冰平，洪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
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土，乃参广州刺史嵇含军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镇檄命一无所就。后还乡里，礼辟皆不赴。元帝为丞相，辟为掾。以平贼功， 赐爵关内侯。咸和初，司徒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谘议参军。干宝深相亲友，荐洪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以年老，欲练丹以祈遐 寿，闻交阯出丹，求为句漏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帝从之。洪遂将子侄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炼丹。 岳表补东官太守，又辞不就。岳乃以洪兄子望为记室参军。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其自序曰：
洪体乏进趣之才，偶好无为之业。假令奋翅 则能陵厉玄霄，骋足则能追风蹑景，犹欲戢劲翮于于鹪鷃之群，藏逸迹于跛驴之伍，岂况大块禀我以寻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驽之蹇足？自卜者审，不能者止，又 岂敢力苍蝇而慕冲天之举，策跛鳖而追飞兔之轨；饰嫫母之笃陋，求媒阳之美谈；推沙砾之贱质，索千金于和肆哉！夫僬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踪，近才所以踬碍也； 要离之羸而强赴扛鼎之势，秦人所以断筋也。是以望绝于荣华之途，而志安乎穷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荜有藻棁之乐也。故权贵之家，虽咫尺弗从也；知道之 士，虽艰远必造也。考览奇书，既不少矣，率多隐语，难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寻究，自非笃勤不能悉见也。
道士弘博洽闻者寡，而意断妄说者众。 至于时有好事者，欲有所修为，仓卒不知所从，而意之所疑又无足谘。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盖粗言较略以示一隅，冀悱愤之徒省之 可以思过半矣。岂谓暗塞必能穷微畅远乎，聊论其所先觉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书，不但大而笑之，又将谤毁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 《内篇》，其余驳难通释，名曰《外篇》，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虽不足藏诸名山，且欲缄之金匮，以示识者。
自号抱朴子，因以名书。其余所著碑诔诗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
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后忽与岳疏云：「当远行寻师，克期便发。」岳得疏，狼狈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岳至，遂不及见。时年八十一。视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甚轻，如空衣，世以为尸解得仙云。

本文地址:http://www.dadaojiayuan.com/ddjy_74/634.html.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602607956@qq.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

上一篇: 没有了！

下一篇: 冲虚真人—列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