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大同书》

康有为《大同书》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省南海县人。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教育思想家。戊戌变法后，因脱险免死改号更生，1917年参与溥仪复辟后再得不死，又改号更甡。
康有为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其家世以理学相传，为当地名门望族，这使得康有为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的训练。四五岁即能诵唐诗百首， 7岁能为文。10岁丧父，随祖父在连州读书，泛览《明史》、《三国志》、《大清会典》、《东华录》、《纲鉴易知录》等历史书籍，遂仰慕曾(国藩)、左(宗棠)，朦胧有建功立业之慷慨伟志。18岁应乡试落第后，转师广东名儒朱次琦。从学3年，于中国史学和历代政治沿革颇有心得，打下了比较深厚的理学和政学基础。此时之康有为，睹世事之衰败，兴救国之幽思，心事浩茫，歌哭无常，思想极度苦闷彷徨。辞师后，回到了山清水秀的南海县西樵山，宿白云洞，读佛道书，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肆意恣情于万物之上。反观内心，静坐学佛，终又挣脱佛教藩篱，重举救世之帜。
21岁时，读《西国近事汇事》、《环游地球新录》和其他一些西方翻译著作，并亲赴香港游览，眼界大开，遂多购西学书，苦寻救国之方。24岁进京应顺天乡试，归途经过上海，上海之繁盛，使康有为更感西人治术之优越。于是，康有为逐渐由一个封建士大夫蜕变为救亡图存的维新人物。
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康有为30岁。时值中法战争失败，有感于外患日逼，时局日危，康有为慨燃上书光绪帝(即《上清帝第一书》)，提出了 “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改革主张。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辟万木草堂讲学，收陈千秋、梁启超等人为徒，以“勉强为学，逆乎常纬”为治学宗旨，授 “义理”、“考据”、“词章”、“经世”诸门。由于生徒日多(前后达3000人)，学堂曾三迁其址。通过万木草堂的讲学活动，康有为不仅宣传了变法维新思想，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变法思想的人才，为后来的戊戌变法运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同时，康有为一边讲学，一边写作，此间勤于笔耕，著述甚丰，《新学伪经考》等十几部著作先后写作完毕，《孔子改制考》也开始运笔。这些理论成果为戊戌变法运动提供了理论准备。
1895年，康有为率领在京1200名举人起草了上清帝万言书，再次切陈变法维新，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是为名垂青史的“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宜示中外，实行变法。康有为等维新派代表人物成为此次变法的核心人物和总策划。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施政纲领。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亡命日本，作海上逋客达16年之久。此间，思想日渐落伍，变得遇阔而保守。1913年冬，康有为回到上海，旋即加入讨袁(世凯)大军。1917年，积极参与张勋政变，拥戴溥仪复辟。但在1919年，他坚决支持青年学生发起的“五四”爱国运动。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逝于青岛寓所。
《大同书》是康有为于1902年避居印度时所作，但其酝酿大同理想的时间则可上溯到1884年。他在1884年撰成的《礼运注》中已第一次提出其大同理想，1885年，他又“手定大同之制，名目《人类公理》”。这部《人类公理》即是《大同书》的最早草本。但是， 《大同书》的成书时间较晚，而且一直没有完稿。戊戌政变后，康有为亡命海外，周游欧美诸国，对《大同书》又作了补充和修改。由于此书一直秘不示人，只在陈千秋、梁启超等关系密切的弟子中流传，因此，外界一直不知此书。到了1913年，《大同书》才首次刊于发刊的《不忍》杂志，而且只载了甲、乙两部分。直到 1935年，亦即康有为去世八年后，《大同书》的书稿才经康有为的弟子们整理，由中华书局出版印行。1956年，古籍出版社重印该书时，从著者家族那里借到了一种抄本，由周振甫、方渊参照各本和上下文义，对原本中的错误作了一些订正。此本为目前最好的本子。
《大同书》全书共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分。甲部为“入世界观众苦”，极数人间多难多艰，提出应破除九界以归“大同”。以下九部分分述破除九界问题，其标题依次为：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
在《大同书》里，康有为杂糅公羊三世说、《礼运》中的大同小康说、佛教的慈悲平等说、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和耶稣教的平等博爱自由说，加上耳食到的一些欧洲社会主义学说，构想出了一个“大同之世”。在《大同书》里：康有为描绘出了一个十分“美妙”的极乐大同世界：无阶级、无私产、无家族、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康有为在教育上的贡献在于，他为这个极乐大同世界精心设计了一幅未来教育制度的蓝图，这个蓝图基本上反映在《大同书》的己部《去家界为天民》之中。
大向主义的理想教育制度包括育婴院、小学院、中学院和大学院四个组成部分。
（一）育婴院
妇女生产后，即将婴儿送入此院，由育婴院对儿童实施学前教育。儿童入院后皆由公家抚养，母亲可以不管。儿童会说话时，“教以言”，会唱歌时，“则教仁慈爱物之旨以为歌”。儿童蒙昧初开，知识稍长，则教以认识环境和事物，以启童智。在教育中。应充分利用实物、图画等直观教具。要特别注意儿童的卫生保健，要求儿童“早暮有医生诊视二次”，儿童的衣服、饮食、游戏和休息都要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并在医生的指导下由保育人员执行。
育婴院必须要择址于环境幽美、安静，气候适宜的地方，育婴院要“楼居少而草地多，务令爽垲而通风，日临池水以得清色，多植花木，多蓄鱼鸟”。
育婴院的保育人员应由女子担任，且应严格遴选：“选其德性慈祥、身体强健，资禀敏慧、有恒性而无倦心、有弄性而非方品者，乃许充选”。
总之，育婴院阶段，重在保健，“务令得宜以壮儿体”。
（二）小学院
儿童六岁后离开育婴院进入小学院接受初等教育。在小学阶段，儿童身心正处于生长和发育时期，“童幼之性尤好跳动，易有失误，盖未至自立自由之时，故嫩稚也，”所以，对儿童的起居、饮食、衣服、游戏等都要妥善安排，适中而各得其所，“固不可多束缚以苦其魂，亦不可全纵肆以陷于恶。”由于少年时期的身心发展水平与其长大后的身心养成关系重大，因此，小学教育应遵循“养体为主而开智次之”的原则，将体育和儿童健康放在第一位，而将智育放在第二位，“令功课少而游嬉较多，以动荡其血气”发扬其身体。”
小学院之择处当在“山水佳处，爽垲广原之地”，如此“以资卫生，以发明悟”。小学院必须要远离戏院、酒馆、作坊、市场等喧哗熙攘之地，以避免对儿童的学习和精神造成干扰。教室的设计应宽敞务便，光线适足，户牖通风。教室周围当“多植花木以娱游”。小学院还应设有体操场、游戏场，“秋千、跳木、沿竿无不具备，花木、水草无不茂美，足以适生人之体”。
根据其体育第一，智育第二的原则规定，小学院设置如下课程：体育、图画、唱歌、金工、木工等，文化知识课除修身、习算、地理、历史之外，“所有人世普通之学皆当学习”。学习的主要目的在于养身健乐。
小学院的管理者和教育者皆应由女性承当，因为“女子静细慈和，爱抚婴儿，而有耐性，有恒心，有弄心，而男子粗强好动，抚婴之性不如女子，又耐性弄性皆不如女子也”。女傅的选择标准为；德性仁慈，威仪端正，学问通达，诲诱不倦。女傅不仅担教诲之职，更承慈母之任，而且儿童小幼，极易受外界影响，“习于正则正，习于邪则邪”，故女傅之任甚重，择之不可不慎。
（三）中学院
儿童自11岁至15岁入中学院，接受中学教育。中学教育至关重要，“人生学问之通否，德性之成否，皆视此学龄。中学不通，则无由上达于上学及为专门之学，而终身受其害矣；德性不习定，至长大后气质坚强，习行惯熟，终身不能化矣。及夫时过乃悔而欲学，则勤苦而难成，年长乃变而化性，则倔强而难屈”。
由于这一阶段的儿童心智日开，知识益多，“此时纯为学龄，一生之学根本于是”，因此，必须加强智育。由于年少，“易于感染”，且渐有自由自立之志，因此，又应以育德为重，可以学礼习乐了。礼乐之于儿童之德智体诸方面皆大有裨益，有利于儿童身心的协调发展。
由于中学院承上启下，地位甚尊，故中学之师，尤当妙选。此时之童年龄己长，生活皆可自理，不再须用保傅，故充任之教师不再有男女之要求，只要是“行谊方正，德性仁明，文学广博，思悟通妙，而又诲人不倦，慈幼有恒“之贤达之士即可，选师不论男女，惟才德是视。”至于教育管理者，则皆由公推，只有那些德才俱备，经验丰富，慈爱儿童者方可担任。
中学院应该择于宽广清爽，近海近沙之地。校舍应“基宇极广，可容万人”，且设备也应齐全，自食堂、图书馆、体育场、游步园、操舟等无不毕备。图书馆所藏尤当完备，举凡图书、画册、古物、模型标本等中学所需之物应皆具备。
中学院实行分班管理，儿童进退容止，读书息游皆有严格规定，“衣服如一，望之有荼火之观”，如此便“道德易一，风化易同。
（四）大学院
学生16岁入大学院，20岁毕业。大学的任务在于“于育德强体之后，专以开智为主”。从儿童之身心发展来看，经过了中学教育之后，学生对于普通之学皆己通晓，且此时学生脑髓已通，“粗精高下，惟志所之，聪敏钝塞，惟人自受”，因此，大学院之学生当“人人各从其志，各认专门之学以就专科之师”。从大同世界的要求来看，社会无一业不专门，“世愈文明，分业愈众，研求愈细，究辨愈精”，这就要求人才皆有专学。因此，大学院实行分科制度，分科之多，仓罗诸业，且一科又分诸门，一门又分诸目，各科各门各目中，皆有专门之师以教专门生徒，学生所学，各听自择。
大学教育实行理论联系实际，虚文与实验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因而“大学皆专门之学，实验之学”。学农必在田野，学工必在工厂，学商必在集市，学矿必在矿山，学律必在法院，学医必在医院。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印证，自然使“学成皆有用之才，无不效之业”。
同样，大学院设置的地点也应根据各专门之学的特点，建立在有利于实践和实验的地方，而未可统一并置一地。比如：农学当设于田野，商学当设于集市，工学当设于工厂，矿学当设于山颠，渔学当设于水滨，政学当设于政府，医学当设于医院等等，如此方可学用一致，达到所学知识“亲切而有用，征实而可信”的目的。大学院内当有一优美环境，应该“皆有游园，备设花木、亭池、舟楫，以听学者之游观、安息、舞蹈。”
至于大学之师的择用，不论男女，唯就其“专学精深奥妙实验有得”与否而论之。
大学教育实行统一管理，“衣服皆同式、饮食皆同时，人数万千，部署整肃，当若军法。自食堂至讲堂、操场，进退出入皆有部伍；有大师为司理人，统之如将帅，分教如偏神，小分教如队长”。
大学院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将教育和就业，培养人才和选择人才，学堂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大学院学政治、法律者，毕业后即可为君、为长；学教育、哲理者，毕业后即可为傅、为师；学贸易、种植者，毕业后即可为农、为商；学一技、一能者，毕业后即可为工、为匠。在校，学生可以自由择学；就业，学生可以学以致用，如此便可使学生“各禀天赋，各极人官，各听自由，各从其好”，充分发挥其各自的身心潜能。
《大同书》这一乌托邦宣言书中，康有为全面、直接而又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大同书》广泛涉及到了社会发展问题，民主制度问题、国家问题、家庭问题、妇女问题等等，而教育问题显然构成了《大同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对人类所蒙受的“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寄予深切的同情，认为人类“同是天子，实为同胞”，反对人间的等级贵贱之分，强调大同世界的个人自由、平等和独立，因而，在教育上主张教育机会均等，全民共享教育。人人所受教育，既无等级贵贱之别，也无男女性别之差，这是对几千年等级森严的教育制度的彻底否定，表现了资产阶级对未来社会理想的幢憬。
从其个性解放，天赋人权的思想出发，《大同书》强调，教育必须按照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因材施教。每个儿童都应该幼而得养，长而有成。必须充分尊重儿童的志趣所向，教学必须要注意儿童的年龄特点，坚决反对强迫纪律，棍棒教育，这同样是对几千年来封建教育的背叛!
《大同书》也特别注意学生的全面发展问题，主张儿童应该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发展，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又必须重点强调某一方面。这一思想虽然不见得有科学的生理学和心理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但是，实施多方面教育的思想的确是别开生面的。
《大同书》尤其重视教育影响的作用，因而对于教师的选择，校舍的设置和环境的美化等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无论是对教师的性别和德才要求，还是对校址的选择，园内设施的安排都作了几乎不厌其详的论述。这种注重陶冶在儿童人格养成中的作用的思想，无疑是对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遗产的批判继承。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大同书》设计了一套从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直至高等教育的完整的学堂教育制度，并将教育制度与人才录用制度紧密联系起来。学堂教育制度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前后衔接，阶梯而进。中学以前享受普通之学，大学阶段则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学生的志趣实施专业知识和专门技术教育。在培养人才和使用人才的衔接环节上，已经蒙胧地提出了竞争的思想：如果学生在学不优，毕业后便会无人延用，这样，便只能从事贱业，贱业而不得，就只能入恤贫院以苦工糊口。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所提出的教育制度的理想，反映了资产阶级发展实业，提倡竞争的需要对人才的渴望和对人才规格的要求。
人们常常疑惑不解的是：《大同书》中的教育理想同鼓吹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天上人间，冰炭不容，为什么会集中到康有为一人的教育思想之中？这一奇怪的矛盾现象是与康有为的庸俗进化论思想分不开的。在历史观上，康有为认识到社会进步之洪流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但又只承认渐进，否定飞跃。康有为在《大同书》和其他一些著作中，一再着重指出，“由君主而民主可无一跃飞越之理”，必须“合国渐进，君主渐废”，因此，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描绘了最完美的民主教育理想的同时，又指出这种民主教育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先经过诸如君主立宪之类的阶段过渡，这大概即是康有为始而革命，终而保守，始而叱咤风云，壮怀激烈，终而政坛无迹，消沉世事的一个原因所在，也是康有为将其《大同书》秘不示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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