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易识阶》续要(1)
文/米鸿宾
■ 易,生于市井,兴于庙堂!
可现在的情况是:庙堂太远,江湖很近。
易为古代术数,后受文化影响而包容为哲学,属于儒学范畴。
中国古代对儒学所代表的意义,最初是指从巫、史、祝、卜等早期宗教的教职中分画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所以,后世学者如俞樾、章太炎、钱穆等学人把原始儒者称为“方士”或“术士”。如“明灵星午子吁嗟以求雨者谓之儒”(《国故论衡·原儒》);“《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柔乃儒之通训,术士乃儒之别解。”(《诸子系年》)。
■ 《易经》为群(六)经之首,是自秦汉之后开始的。先秦之前《诗经》是六经之首。
伏羲画八卦,殷商时期出现骨卜,易学文化及其应用开始发端,并兴于夏商周三朝。
“文王拘而演周易”——需要值得注意的是:文王推演六十四卦,不是将八卦推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在文王之前就有,但没有完整含义,文王重新构述赋予新的意义,即卦辞。
文王演易遗址
《易经》是周朝周文王站在一个君王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诸方面而概括出的社会发展规律,只不过是以象理的方式表述出来。
历史上有一种观点:司马迁认为周文王“拘而演周易”是因为被拘留而“发愤”即生气发牢骚,是倒霉的著作。以致于后来很多学习《周易》的人都穷困潦倒。
■ 孔子建立的易学的传统,是中国哲学传统的核心。
今天流传的《周易》是齐田何所传的本子,《易传》里有“十翼”。《史记》记载了由
孔子到汉代田何的传《易》系统,但在楚国还有另一个系统,就是帛书本。1973年长沙马王堆发现的帛书《易传》六篇共包括《二三子问》、《系辞》、《衷》、《要》、《昭力》、《穆和》。《要》记载了孔子“老而好易,居之在席,行之在橐”,和《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学术上与占卜的《周易》分道了。帛书《要》篇里面说,孔子与
占卜的“史巫”是同途殊归。
先秦书法龟甲占卜文
在易学的应用方面,孔子的自我评价颇值得玩味:“吾百占而七十当”(《孔子家语》)。
在《论语·子罕第九》“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凤鸟、河图都是祥瑞。这是孔子的哀叹,是他卜得《旅》卦后的言语及心态表现。
孔子之后,义理、象数分流。象数蕴含着义理,义理脱胎于象数而出。
长得很相像的两个人,命运却不尽同,原因就是神不同——神形不兼备。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老天不想断绝这个“文”,匡人又能拿我怎么样呢?)孔子与阳货长相类似,因此在匡被困“拘焉五日”(见《孔子世家》、《庄子·秋水》)。
■ 水是五行之始
晋人郭璞(有中国风水鼻祖之称)给出了一个重要的认知:——“水者,天地之包幕,五行之始焉。万物之所由生,元气之津液也。”(《文选·郭璞江赋》注引)
■ 天不生邵雍,易学万古如常夜!
古往今来,每一种新的文化现象的产生,往往是先由其“先知先觉”的代表人物所首创,然后为大家所学习并继承发扬开来。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是易学发展史中最重要、最有成就的人物之一。其《皇极经世》、《邵子神数》两大著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邵子之学,本于言理而极于言数,始于豪迈而终于谨细,基于刻苦,而成于安乐。
■ 我们不必承担历史的政治责任,但应该承担起总结历史的思想责任。
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在其《张子正蒙》一书中详细阐述了“阴阳就是气”和“天人合
一”理论。他是《四库全书》中记载的最早提及《葬书》中“风水”概念者;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地球自转的说法的人。他提出“太虚无体”、“太虚即气”,认为所见到的天象东升西落不是天体运转,而是地在中间旋转。
清代哲学家王夫之对张载推崇备至,写下了《张子正蒙注》一书,以弘扬张载的气体论。
张载的横渠四句荡气回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学者立志,合下便当有如此气象。此乃是为生民立命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铿锵有力,可亲可泣,它不但说出了宋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目标,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最强音!
北宋理学家张载
为往圣继绝学,存道于我,这是在当今社会特别要强调的。
“传不习乎?”学了这个道,然后还要把这个道在自己的生活中去实践,不是光学不练。“在南北朝的时候,傅大士有一天头上戴着道冠,身上穿着袈裟,脚上穿着儒生的鞋子,
到梁武帝那里去,梁武帝问他你是道士?他说不是。你是和尚?也不是。那你是儒生?也不是。那你到底是什么?傅大士说,一个人,要有道家的境界,要有佛家的胸怀,要有儒家实践的精神。儒释道三家,一家也不能少。行为要做到,境界要高远,胸怀要宽阔,这样才能做一个大人,做一个正人,做一个活人。有了这样的心境之后,我相信你就不会为你的富贵、顺逆、穷达所困。你真正的生命就找得到。在西洋人来讲,其所谓的文化人指的是什么呢?是指通过智力活动而获得自己个性自由的人。第一个,要有知识;第二个,要有胆识;第三个;要有见识;第四个,他还必须对正义和真理采取一种敬重的态度,执着的态度,坚持真理和正义;最后一个,对世态的炎凉能够处之泰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能够成,我没什么好高兴的;不成,放诸未来,藏诸名山,待诸来者。对自己个人的穷与达,能够看得开,这种人才能叫真正的知识分子。你要追求的东西不是现在对你有用的东西,而是能够提升你生命的东西。”
■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这句话是苏东坡在治学上很著名的一句话——它培养人的软实力。
苏东坡治《易》,以《东坡易传》闻名于世。该书从儒释道三家全面展开解易。以“道”
“德”连言,侧重《老子》解易。苏东坡之所以在仕途上未受到重视,原因是朱熹受他老师程颐、程颢的影响,与苏东坡学术意见相左。在北宋五子中,程颐、程颢与邵雍是表兄弟关系,对苏东坡有隙,致邵雍临终亦不得相见。
据《宋史》记载:高丽遣使到中国,求购阴阳术数等书,苏东坡上书劝阻皇帝:不可将天机伎术之类的书籍卖给外国,所宜卖者,不过文学而已。由此可见:唐宋时期,人们将易学类的书籍是看作“秘籍”的。
苏东坡几乎是个全才,其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天文地理、思想哲学等等各个文艺领域皆有所得。他小范仲淹47岁,他们是未曾谋面的师友,但他却受到了范仲淹的巨大影响,其学问、人格、立身大节也可以称为千古楷模。
可惜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像苏东坡这样有个性、有才情、对老百姓也不错的官员太少了。
■ 易为占卜之书
这是朱熹对《易》的结论。
朱熹是理学的大家,他的《周易本义》在元代开始为科举必考之书。很受皇帝器重,位高言重。
史料记载:朱熹之葬,用悬棺法。术家云:“斯文不坠。”(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七引《韦居听舆》,中华书局,1981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朱熹死后下葬的方式,采用的是悬棺法。为什么采用这种汉地不常流行的方法呢?原来这是朱熹的隐衷,即悬棺法可以预示在朱熹身上所体现并发扬光大的儒家文化命脉将千秋万代流传下去,永不坠落。
史料记载:朱熹的父亲请人为他择佳地,并问将来子孙是否富贵。风水师回答说,富贵不会太大,但生个小孩儿将来长大了似乎是个孔夫子。(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七引《坚瓠集》,中华书局,1981年。)结果真是惊人的准确。
朱熹生前很不得志,他的学术被宣布为“伪学”,弟子朋友被列为“伪党”。死后,他的理论的价值才被统治者发现,逐渐成为统治思想,朱熹本人也获得很崇隆的地位。
■ 收拾人心
宋代易学形成于北宋,一直延续到清初。宋代是中国易学发展的最鼎盛时期,百舸争流。
在宋代,陈抟、邵雍、司马光(《温公易说》,创四爻占法《潜虚占》)、周敦颐等是象数派的代表人物;而范仲淹、张载(《横渠易说》)、王安石等则是义理派易学的代表人物。
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人是理学的创始人,至朱熹始集大成。比起汉唐学者乃至王安石等学者,理学家治经,有了更高的目标,就是要“收拾人心”。这也是《周易》的精神终义。
自宋以降,渐渐出现了结构性分化——导致出现了纯义理派和纯粹追求技术的象数应用派,义理派在缺少具体实践的基础上曲高和寡。象数应用派在缺少了义理的支撑下,逐渐沦落为江湖;至今绝大多数的学易者仍将学习的着眼点落在技术上,对支离的技术追慕至极,出现了很多技术红颜。
宋以后是易学发展的断代,逐渐地违背了《周易》的精神(顺于仁义),落于技术失于教化。
元代时间很短,况且朱熹刚去世没多久,有朱熹这么个超级大家罩着,光消化他的思想就要很长时间,也很难出易学知名人物。
元代值得一提的有刘秉忠、耶律楚材等。
■ 《系辞》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行动无过失的原因,就是在于能够悔改。
清朝的思想家焦循是扬州学派易学方面的重要代表人物,著有《易图略》、《易话》、《周易补疏》等。
焦循特别提到:《易经》之道,乃是圣人教人改过之道也。孔老夫子说:“假我数年以学《易》,可以无大过也”,没有“过”,就没有“祸”,没有“祸”,就有“利”,就有“福”。真正的避祸趋福就在于能没有“过”。《易经》就教你改过之道
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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