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辞比事

拼音 : 属辞比事 (zhǔ cí bǐ shì)

简拼 : zcbs

近义词 : 属词比事

反义词 :

感情色彩 : 褒义词

成语结构 : 联合式

成语解释 : 原指连缀文辞，排比事实，记载历史。后泛称作文纪事。

出处 : 《礼记·经解》：“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成语用法 : 作宾语、定语；指撰文记事

例子 :

产生年代 : 古代

常用程度 : 生僻

《左传》叙战与《春秋》笔削

一、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

孔子参考鲁史记，作成《春秋》。或笔或削，多出于孔子之独断与别识，微辞隐义，其实难知。因此，及门高弟子夏亦不能赞一辞。于是乎，推求《春秋》之指义，遂成为历代《春秋》学之志业。《孟子·离娄下》称孔子作《春秋》，就生成论而言，有其事、其文、其义三元素。而义，为孔子所“窃取”，指或笔或削，多出于孔子自觉之取舍。

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谓孔子纂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礼记·经解》亦云：“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综要言之，司马迁谓“约其辞文”，即是《礼记》所云“属辞”，《孟子》所述“其文”。《史记》所谓“去其烦重”，指史事之笔削，相当于《孟子》所云“其事”，《礼记》所云“比事”。《孟子》《史记》《礼记》所言，彼此可以相通互明。若能洞明《春秋》或笔或削之书法，即可以考索言外之“义”。排比相近相反之史事，连属上下前后之辞文，亦可以求得《朱子语类》所谓“都不说破”之《春秋》史义。简言之，破译孔子《春秋》之微旨隐义，其方法策略有三：一曰笔削；二曰比事；三曰属辞。而其诠释视野，则在运用系统思维，作原始要终、张本继末之探究。

就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序》所提“义法”而言，笔削、比事、属辞，皆可作为凭借，以求“义”、求“法”。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云：“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借为存义之资也。”《春秋》之指义，既寓存于其事、其文之中，故考察史事如何排比编纂？辞文如何连属修饰？自《春秋三传》以下，遂成历代《春秋》学者考义、求义之津筏。清孔广森《公羊通义·叙》称《春秋》重义：“然而辞不属不明，事不比不章。”研讨比事属辞，有助于求义、观义；对于《春秋》之笔削去取，亦可以即器以求道。

《春秋》三传中，《左传》以历史叙事解经，《公羊传》《谷梁传》以历史哲学说经。就求义之法而言，章学诚称：“其事与文，所以借为存义之资。”故《左传》释经之功独高。汉桓谭《新论》谓：“《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引啖助之说，亦称《左氏》“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一称《左传》与《春秋》，互为表里；再称《左传》叙事见本末，可因以推求《春秋》经之指义。啖氏所谓“因以求意（义）”，大抵指《左传》之历史叙事、以史传经而言。

《左传》以历史叙事方式解释《春秋》经，简称以史传经，遂与《公羊》《谷梁》以义解经，殊途异辙。《左传》与《春秋》，同为编年史书，有关之历史事迹分隔异处，不相联贯。统合之道，即在经由事之比，辞之属，而求得《春秋》或笔或削之义，以及褒贬予夺之旨。清章学诚曾云：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本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文史通义·答客问上》）

章学诚称笔削之义，体现在两大方面：其一，事具本末，文成规矩，此比事属辞之功。其二，夫子窃取之义，微茫杪忽。推求《春秋》之义，可借由详略、异同、重轻、忽谨之对比烘托，寻得孔子独断于一心之历史哲学。《春秋》之经学叙事，为中国传统叙事学之滥觞，《左传》之历史叙事薪传之，踵事增华，变本加厉，乃成历史叙事之宗祖与典范。《左传》发明《春秋》经之义，于《经》阙《传》存，最为显著。学者指出，《经》无《传》有者，或作《经》义之旁证，或明《经》文之笔削，或详究不书、不言、不称之故，或称说《经》文之不及与阙漏。要之，多可以“笔削”二字概括之。《左传》阐发《春秋》经之微辞隐义，亦以笔削见义为依归。

一部春秋史，堪称为诸侯争霸之历史。其中，晋楚两大国势力之消长，尤其攸关霸业之兴衰，及诸侯于国际之依违关系。春秋五霸，唯齐桓公为盛，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皆归之。桓公既没，诸侯叛齐即楚。楚乘诸夏之衰，蚕食中国，凌虐诸姬。虽宋襄图霸，然泓之战功败垂成。若非晋文公崛起于其间，城濮一战克敌制胜，则天下皆南面事楚矣。晋文创霸，固在城濮之战；从此晋主夏盟，天下翕然宗之。迨平公失政，霸业始渐衰，前后长达一百余年。

由此观之，城濮之战在春秋史、争霸史，以及晋国霸业史方面，都极具关键意义。更何况，晋楚城濮之战，为春秋以来规模最大之一场战争。因此，《左传》以十分笔力，惨淡经营，“序得声满天地，气撼山河”，不愧为大块文章。今以城濮之战为例，论述《左传》叙战于《春秋》笔削之转化与运用，叙战之模式、叙事之义法，亦由此可见一斑。

二、 探讨《春秋》笔削，要领在“义以为经，而法纬之”《周礼·春官·宗伯》载内史之职责，为掌理天王有关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之八柄之法，以诏告王治。而且，“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史官主书主法，以诏王治天下，于是或书或不书，或笔或削，多攸关王柄王治（参考阎步克《史官主书主法之责与官僚政治之演生》，《国学研究》第四卷）。

《孟子·滕文公下》称：“《春秋》，天子之事也。”盖内史掌叙事之法，所以诏王听治。而生杀予夺之权柄，仍归天王掌理。是以孔子作《春秋》，无异替代天子施行赏罚。于是原为赞诏王治之废、置、予、夺柄法，转换成史官叙事之予夺书法，再衍化为褒贬劝惩之历史叙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称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一语道出史官主书主法之原委。从内史“掌王之八柄之法”，至《孟子》称说《春秋》原本乃“天子之事”，可知笔削褒贬之所由来，以及《左传》历史叙事之渊源所自。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称：“《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竹林》篇亦云：“《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辞不能及，皆在于指。”孔子作《春秋》，必将指义先存有于心中，然后能施行笔削去取。义，既经一心之独断，于是史事之忽谨、详略，辞文之重轻、措置，方有定夺，始有规准。故曰从变从义、从变而移。不但辞文如何连属，皆在于指义；即史事如何排比，亦“皆在于指”。清方苞倡古文义法，由《春秋》书法转化而来（参考张高评《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新文丰出版公司2016年版）。方氏倡“义法”说，追本到司马迁《史记》，更溯源至孔子作《春秋》。以为：义法之操作策略，二言可以蔽之，曰“义以为经，而法纬之”；法以义起，法随义变，亦由此可见（方苞《又书货殖传后》《史记评语》）。换言之，义先法后；先有“义”，而“法”后之、随之。孔子作《春秋》如此，左丘明著《左传》，司马迁成《史记》，要皆不例外。所谓未下笔，先有意；犹文同画竹，必先成竹于胸中。作经、撰文、修史、艺术，要无不同。

晋楚城濮之战，自是左丘明惨淡经营，匠心独运之叙战名篇。千军万马，驰骋战场；生死格斗，存亡所系，祸福所倚，更攸关华夷形势之消长。身为史家，叙战将如之何而可？战争结局，晋胜楚败；晋文创霸，楚焰销歇，史家将如何着墨，方见精神，方不负使命，始可以鉴往而知来？凡此，皆攸关《左传》叙战之或笔或削，以及左氏之史观、历史哲学。要之，《左传》之以史传经，叙事传人，皆缘于资鉴之史观。发而用之，则为历史叙事之详略、重轻、异同、忽谨之书法。论证如下：

（一） 《左传》史观，聚焦于资鉴，往往侧笔见义

《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曾提示圣人修《春秋》之五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前四者或曲笔，或直书，示载笔之体；惩恶而劝善，则示载笔之用（钱钟书《管锥编》）。此所谓善恶，泛指成败、存亡、祸福、荣辱、是非、得失、毁誉等等，包含一切正能量与负能量之历史裁判。劝勉及惩戒，即是历史资鉴之作用与功能。回顾过往，瞻望将来，历史重演既有其可能，于是“往事不忘，后事之师”，遂为资鉴之信条（参考陈登原《历史之重演》）。娴熟前言往行，观其成、其福，固值得见贤思齐；苟知其败、其祸，亦足以戒慎恐惧，思患预防。故资鉴劝惩之教化，为史官之天职，史书之使命。

城濮之战开战之前，客观形势颇不利于晋国。四年前，公子重耳结束十九年流亡生涯，甫返国即位为晋君。晋国历经二十年之内乱，元气大伤，尚未恢复。晋国在此之前，理乱之不暇，未有参加国际战争之实际经验。更何况晋文公已近花甲之年，企图称霸诸侯，虽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不免有日暮途远之顾虑。何况争霸之对手，为南方之强楚国，能不惶恐？楚历武王、文王、成王以来，日以强大，论者以为“入春秋以来，灭国之多，无过于楚；而灭国之易，亦无过于楚”（清马骕《左传事纬》卷二《楚灭诸小国》）。楚于是幅员渐广，甲兵日盛，其威逼中原之态势，业已形成。城濮之战若非晋文告捷，中原华夏或许南面事楚矣。战前之较短量长如此，哪知战争结果出乎意料之外，居然晋胜楚败。晋何以胜？楚何故败？成败、存亡之理为何？祸福、得失之道何在？提示其中所以然之故，作为天下后世之资鉴，乃《左传》历史叙事之重要使命。《左氏》叙战之发想与取义，大抵如是。取义既定，然后或笔或削，“义以为经”，其事其文（法）纬之，历史叙事乃告完成。

晋楚两大国，为城濮之战交战之主体。《左传》之历史叙事，于其事、其文，多不采等量齐观方式，但传承《春秋》笔削见义之书法，侧笔叙事晋国一边，叙楚国事迹只用带叙、略叙。综观晋楚城濮之战，决定成败胜负之关键因素，以兵法谋略为上，故《左传》叙城濮之战，笔之书之，不惮其烦详说之。《春秋繁露·祭义》：“书之重，辞之复，呜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大美恶焉。”城濮之战，聚焦于资鉴，不惮其烦载记晋军之兵法谋略，详略重轻之际，自有笔削见义之资鉴精神在。《左氏》以史传经，薪传《春秋》书法而光大之，即此是也（《春秋》笔削，参考张高评《笔削显义与胡安国〈春秋〉学》，《新宋学》第五辑）。

综考城濮之战，《左传》叙写晋军之兵法谋略，笔者曾撰文阐发其微，如为何而战？明列指标；如何而战，攻其必救。假道于卫，称舍于墓；设计用谋，攻心为上。买空卖空，支配在我；因势利导，请君入瓮。复卫封曹，三施三怨；私许复封，偷天换日。楚惠未报，我曲楚直；退避三舍，转曲为直。蒙马虎皮，出其不意；设施曳柴，多方误敌等等（张高评《〈左传〉叙战征存兵法谋略》，《古典文学知识》2018年第3期）。《孙子兵法·谋攻》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城濮之战晋之胜楚，切合《孙子兵法》“上兵伐谋”所云。故《左氏》提供成败之历史资鉴如是，因笔削而见详略重轻之书法，亦由此衍生。

（二） 详略重轻见笔削，比次史事显指义

属辞比事，堪称《春秋》之生成论，学者以意逆志读之解之，即成《春秋》之阅读论、诠释学。清姜炳璋《读左补义》释之云：“属辞者，聚合其上文下文之辞。比事者，连比其相类相反之事。”晚清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论经》则以为：“《春秋》之义，是是非非，皆于其属合、比次、异同、详略之间见之。”属合、比次，指辞之属，事之比而言。就比事而言，比，指排比、编比、比次史事。凡史事之相近似、相关合者，为类比；相反、相对、相乖违者，为对比。就历史叙事而言，即是类叙与对叙。无论对叙或类叙，要皆缘于指义而发。在史料取舍过程中，大抵以义为指归，来进行筛选抉择。因此，自有详略重轻之取舍分际，于是与《春秋》笔削见义之书法同功。

《左传》叙城濮之战，多以比事显义，见历史叙事之义法。叙次晋楚，或作对叙，或作类叙。叙战而用对叙，则彼此相形，而得失见；前后相絜，而是非昭。如僖公二十七年，叙将战之前，楚子将围宋，令尹子文、子玉先后治兵，一宽松，一严峻，已烘托出新任令尹治军之风格来。且蔿贾断言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开篇叙楚事如此，即与晋军相对。晋军为救宋围，亦蒐于被卢，作三军，谋元帅。然三军将佐，温和礼让，领导人之气度，自与子玉有别。《左传》详叙元帅郤縠之说礼乐而敦诗书，又详叙晋侯教其民以义、信、礼，亦与子玉之“刚而无礼”相反相对。《左传》说楚，以言叙凸显子玉必败；叙晋，则宣称：“一战而霸，文之教也。”战前之叙事，晋楚对叙已如此。

晋侯伐曹、假道于卫；围曹，因其凶而攻之；多以精于兵谋类叙，以连属篇章。“宋人告急”章，则又比物联类，以及晋侯、先轸之答问。答问之际，已促成齐秦之参战，亦展示晋国君臣之诸般兵法谋略，见胜战良非侥幸。读者方见晋文公君臣同心协力，排难解危，《左传》忽叙楚成王使子玉去宋，下达“无从晋师”之命令。子玉不但不受令，反而“使伯棼请战”。抗命、自用至于如此，已触犯为将之忌讳，埋下战败之祸因（参张高评《左传之武略·左传论为将之忌》）。前后叙晋叙楚君臣关系如此，即是以对叙显义。子玉公开提出“复卫封曹”之条件，不可谓不精明，然子犯先轸之论辩，将之转换为“私许复曹卫”，无异入室操戈，将计就计，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于是化危机为转机。《左传》叙晋楚兵谋之攻防，亦用对叙：晋报楚惠，实践退避三舍诺言，不料“楚众欲止，子玉不可”。于是，晋军之劣势变为优势。子玉之“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由《左传》之对叙，昭然若揭。战场之一切变数，晋军多能掌控；危机困境，亦多长于化解与突破。如此用兵作战，安能不胜？

晋文公对楚作战，基于前文所述之外在因素，一直缺乏胜利之把握。故晋楚于城濮对阵，《左传》叙其担忧、犹豫、恐惧、害怕，一则曰晋侯患之，再则曰公疑焉，三则叙其忧思成恶梦，四则曰是以惧，皆是类叙见义，形象历历。晋君如此，犹能克敌致果者，关键不在明君，而是晋有贤臣，如先轸、狐偃、赵衰、郤縠、栾知、胥臣、狐毛之属，《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所谓“得人”，所谓“有三士，足以上人”。由此言之，晋文公于《左传》中之形象，所谓因人成事者欤？无怪乎吴闿生《左传微》引诸家说，以为战前之重信义，皆临时措办，所谓假仁假义；叙晋侯患之、公疑焉、是以惧云云，是写晋侯之狐疑虚怯；入曹而亟报私惠，是写其器量浅小；城濮之战，只是侥幸成功而已（吴闿生《左传微》卷三《晋文之霸》）。清韩菼《左传句解》亦批评晋文公：“纳王示义，似矣；而河阳之狩，请隧之举，大义安在？伐原示信，似矣，而宛春怒楚，曳柴败荆，大信安在？大蒐示礼，似矣，而降服请囚，将殡有声，大礼安在？”此发挥系统思维，就《左传》全书所叙晋文事迹，进行大属辞比事，而突出“谲而不正”之晋文公形象，足与《论语》孔子所云相发明。果如上述所云，城濮之战叙事，晋国君臣行事之相反相衬，楚成王与令尹子玉君臣亦二三其德，要皆因对叙而显义者。

就城濮之战大势言之，晋胜而楚败。此就对比叙事，可以明其所以然。至于晋何以胜？楚何以败？则类比叙事，足以见其大凡。林纾《左传撷华》称：“城濮之战，（晋）君臣辑睦，上下成谋，故胜。”就《左传》叙战原始要终，张本继末观之，晋国所以致胜，在于君臣上下辑睦与成谋，此则最富于经世资鉴之价值。反之，楚之所以战败，君臣矛盾，离心离德；子玉身为令尹，却抗命、轻敌、躁进、自用，亦足作殷鉴与诫惕。若就局部类叙言之，《尚书》《国语》《战国策》《史记》叙战，从来未有叙其如何战、如何战者。城濮之战，分叙晋军于楚右师、左师之攻略，奇正相生，不满百字，写尽战事。或以正兵，或以奇兵；或以奇为正，或以正为奇（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要之，皆是凸显兵法谋略之克敌制胜，所谓上兵伐谋。类叙前后四番之攻防兵谋，而千军万马奔腾之气势，跃然纸上。历史叙事之存实传真，千载之下读之，犹如见如闻。“上兵伐谋”，真堪作历史之资鉴。

比事显义，作为历史叙事之重要手法，有对叙与类叙二端。类叙，以连属零散、比物联类为其功能，有助于人物形象之塑造。对比叙事，以相反相对，映衬烘托为其要领。以反差冲突碰撞出意味，因对比衬托，而回互激射，而意象浮现，指趣凸显。清方苞著《左传义法举要》，于城濮之战叙事之两两相对，有极详尽之列举。且以为：两两相对之叙事法，可以有三大作用：其一，可以改善文章之散漫无检局；其二，有助于通篇大义之贯穿；其三，有功于抒轴而成章。方苞所称叙事文之两两相对，即指对比叙事而言。

（作者单位：香港树仁大学中文系）

广西蒋氏的辈分中吉字辈大还是盛字辈大？

一、蒋介石辈字：祁斯肇周国，孝友得成章。秀明启贤达，奕世庆吉昌。
二、湖南安化蒋氏族谱派语
旧派：荣如永宗然彦孟，金朝加益显忠诚，克立奇功修学业，英贤世守圣明君。
新派：恭维先泽本隆昌，次序敦和肇锡长，钜望汉中经鼎盛，鸿勋楚宇灿云章，诗书力业登科甲，孝友承家选俊良，蔚起人才昭善述，魁名辉映冀联芳。
三、湖南邵南蒋氏族谱字派：千万才必仲，天大惟馨晋，藻干舒民泽，迪思淑尔类，仁义礼智信，宏贻偑永怀，誉履庆方开。
四、湖南长沙蒋氏派语
通谱公派：恭维先泽本隆昌，世序敦和(亲)肇锡长，钜望汉中经鼎盛，鸿动楚宇灿云章，诗书力业登科甲，孝友承家选俊良，蔚起人才昭善述，魁名辉映冀联芳。
光甫公老派：国忠成原志祥乾，道德清廉庆寿全，宁湘楚里英明广，斗柄文衡祖振严。
乾隆庚戌六修谱旧派：宁湘开泽远，作述在贤良，孝友芳名久，光先绍汉长。
五、江苏京江蒋氏宗谱字派：吉士增宗德荣名寿国华。
六、浙江暨阳七里上马石蒋氏宗谱派语：百千万寿岗陵视孝悌仕浩刘云庆尚彬珙琦景美吉振大纲仁良增富肯雅秀伤冠裳。
二年分第字母：尚清迁繁幅绶馆享荣华富贵贻谋燕驽克禺庆后。
七年分第字母：仕亚还德建贤宗正详文章科第显名扬，英才群勷洪恩宠永远乾远乾坤世业长。
七、浙江兰风蒋氏宗谱派语：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絜静精微，恭俭庄敬，属辞比事。
八、广西富川蒋氏宗谱派语：湘桂姬周裔，齐联团结欢，英才期蔚起，敏学绍书香。
九、东北蒋氏宗谱派语：入守有云廷 世天国兴基 立本希再其 曰乃培治克 景如永斯维

十、浙江省天台蒋氏谱派语：忠良其亨 朝廷万永士子仁昌

十一、四川蒋氏谱派语：四十字讳：　应世正大一，尚仕建才能，朝廷宗有庆，万国启昌明，　先开荣华际，仁义礼智信，道德安邦本，永在富贵春。四十字号　怀宇台卿生，成章美玉清，梅林因时盛，俊杰喜高升，　学儒鹏程远，书声起凤鸣，发达通云汉，桂兰耀辉腾。

十二、重庆蒋氏谱派语：高千惟子梦 继福永兴万
仁义礼智信 加增福贵全（荣）
周昌传厚德 和顺锡长年
大汗中多秀 贻谋又楚贤
期思启祖国 新化发嗣元
乐安承先绪 典裔守良田

十三、四川冕宁县蒋氏谱派语：鹤启可嗣国、廷登德肇元、祥忠茂必昌、荣华天开远、万年传丹桂、东鲁继为先、耕学承光泽、经武映长川

《梁书》卷三十 列传第二十四◎裴子野 顾协 徐

裴子野，字几原，河东闻喜人，晋太子左率康八世孙。兄黎，弟楷、绰，并有盛名，所谓"四裴"也。曾祖松之，宋太中大夫。祖骃，南中郎外兵参军。父昭明，通直散骑常侍。子野生而偏孤，为祖母所养，年九岁，祖母亡，泣血哀恸，家人异之。少好学，善属文。起家齐武陵王国左常侍，右军江夏王参军，遭父忧去职。居丧尽礼，每之墓所，哭泣处草为之枯，有白兔驯扰其侧。天监初，尚书仆射范云嘉其行，将表奏之，会云卒，不果。乐安任昉有盛名，为后进所慕，游其门者，昉必相荐达。子野于昉为从中表，独不至，昉亦恨焉。久之，除右军安成王参军，俄迁兼廷尉正。时三官通署狱牒，子野尝不在，同僚辄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从坐免职。或劝言诸有司，可得无咎。子野笑而答曰："虽惭柳季之道，岂因讼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终无恨意。

二年，吴平侯萧景为南兖州刺史，引为冠军录事，府迁职解。时中书范缜与子野未遇，闻其行业而善焉。会迁国子博士，乃上表让之曰："伏见前冠军府录事参军河东裴子野，年四十，字几原，幼禀至人之行，长厉国士之风。居丧有礼，毁瘠几灭，免忧之外，蔬水不进。栖迟下位，身贱名微，而性不憛憛，情无汲汲，是以有识嗟推，州闾叹服。且家传素业，世习儒史，苑囿经籍，游息文艺。著《宋略》二十卷，弥纶首尾，勒成一代，属辞比事，有足观者。且章句洽悉，训故可传。脱置之胶庠，以弘奖后进，庶一夔之辩可寻，三豕之疑无谬矣。伏惟皇家淳耀，多士盈庭，官人迈乎有妫，棫朴越于姬氏，苟片善宜录，无论厚薄，一介可求，不由等级。臣历观古今人君，钦贤好善，未有圣朝孜孜若是之至也。敢缘斯义，轻陈愚瞽，乞以臣斯忝，回授子野。如此，则贤否之宜，各全其所，讯之物议，谁曰不允。臣与子野虽未尝衔杯，访之邑里，差非虚谬，不胜慺慺微见，冒昧陈闻。伏愿陛下哀怜悾款，鉴其愚实，干犯之愆，乞垂赦宥。"有司以资历非次，弗为通。寻除尚书比部郎，仁威记室参军。出为诸暨令，在县不行鞭罚，民有争者，示之以理，百姓称悦，合境无讼。

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诏续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继成先业。及齐永明末，沈约所撰《宋书》既行，子野更删撰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约见而叹曰："吾弗逮也。"兰陵萧琛、北地傅昭、汝南周舍咸称重之。至是，吏部尚书徐勉言之于高祖，以为著作郎，掌国史及起居注。顷之，兼中书通事舍人，寻除通直正员郎，著作、舍人如故。又敕掌中书诏诰。是时西北徼外有白题及滑国，遣使由岷山道入贡。此二国历代弗宾，莫知所出。子野曰："汉颍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云：'白题，胡名也。'又汉定远侯击虏，八滑从之，此其后乎。"时人服其博识。敕仍使撰《方国使图》，广述怀来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国。

子野与沛国刘显、南阳刘之遴、陈郡殷芸、陈留阮孝绪、吴郡顾协、京兆韦棱，皆博极群书，深相赏好，显尤推重之。时吴平侯萧劢、范阳张缵，每讨论坟籍，咸折中于子野焉。普通七年，王师北伐，敕子野为喻魏文，受诏立成，高祖以其事体大，召尚书仆射徐勉、太子詹事周舍、鸿胪卿刘之遴、中书侍郎朱异，集寿光殿以观之，时并叹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形虽弱，其文甚壮。"俄又敕为书喻魏相元叉，其夜受旨，子野谓可待旦方奏，未之为也。及五鼓，敕催令开斋速上，子野徐起操笔，昧爽便就。既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诸符檄，皆令草创。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或问其为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于手，我独成于心，虽有见否之异，其于刊改一也。"

俄迁中书侍郎，余如故。大通元年，转鸿胪卿，寻领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余年，静默自守，未尝有所请谒，外家及中表贫乏，所得俸悉分给之。无宅，借官地二亩，起茅屋数间。妻子恒苦饥寒，唯以教诲为本，子侄祗畏，若奉严君。末年深信释氏，持其教戒，终身饭麦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官，年六十二。

先是子野自克死期，不过庚戌岁。是年自省移病，谓同官刘之亨曰："吾其逝矣。"遗命俭约，务在节制。高祖悼惜，为之流涕。诏曰："鸿胪卿、领步兵校尉、知著作郎、兼中书通事舍人裴子野，文史足用，廉白自居，劬劳通事，多历年所。奄致丧逝，恻怆空怀。可赠散骑常侍，赙钱五万，布五十匹，即日举哀。谥曰贞子。"

子野少时，《集注丧服》、《续裴氏家传》各二卷，抄合后汉事四十余卷，又敕撰《众僧传》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谥法》一卷，《方国使图》一卷，文集二十卷，并行于世。又欲撰《齐梁春秋》，始草创，未就而卒。子謇，官至通直郎。

顾协，字正礼，吴郡吴人也。晋司空和七世孙。协幼孤，随母养于外氏。外从祖宋右光禄张永尝携内外孙侄游虎丘山，协年数岁，永抚之曰："儿欲何戏?"协对曰："儿正欲枕石漱流。"永叹息曰："顾氏兴于此子。"既长，好学，以精力称。外氏诸张多贤达有识鉴，从内弟率尤推重焉。

起家扬州议曹从事史，兼太学博士。举秀才，尚书令沈约览其策而叹曰："江左以来，未有此作。"迁安成王国左常侍，兼廷尉正。太尉临川王闻其名，召掌书记，仍侍西丰侯正德读。正德为巴西、梓潼郡，协除所部安都令。未至县，遭母忧。服阕，出补西阳郡丞。还除北中郎行参军，复兼廷尉正。久之，出为庐陵郡丞，未拜。会西丰侯正德为吴郡，除中军参军，领郡五官，迁轻车湘东王参军事，兼记室。普通六年，正德受诏北讨，引为府录事参军，掌书记。

军还，会有诏举士，湘东王表荐协曰："臣闻贡玉之士，归之润山;论珠之人，出于枯岸。是以刍荛之言，择于廊庙者也。臣府兼记室参军吴郡顾协，行称乡闾，学兼文武，服膺道素，雅量邃远，安贫守静，奉公抗直，傍阙知己，志不自营，年方六十，室无妻子。臣欲言于官人，申其屈滞，协必苦执贞退，立志难夺，可谓东南之遗宝矣。伏惟陛下未明求衣，思贤如渴，爰发明诏，各举所知。臣识非许、郭，虽无知人之鉴，若守固无言，惧贻蔽贤之咎。昔孔愉表韩绩之才，庾亮荐翟汤之德，臣虽未齿二臣，协实无惭两士。"即召拜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累迁步兵校尉，守鸿胪卿，员外散骑常侍，卿、舍人并如故。大同八年，卒，时年七十三。高祖悼惜之，手诏曰："员外散骑常侍、鸿胪卿、兼中书通事舍人顾协，廉洁自居，白首不衰，久在省闼，内外称善。奄然殒丧，恻怛之怀，不能已已。傍无近亲，弥足哀者。大殓既毕，即送其丧柩还乡，并营冢椁，并皆资给，悉使周办。可赠散骑常侍，令便举哀。谥曰温子。"

协少清介有志操。初为廷尉正，冬服单薄，寺卿蔡法度谓人曰："我愿解身上襦与顾郎，恐顾郎难衣食者。"竟不敢以遗之。及为舍人，同官者皆润屋，协在省十六载，器服饮食，不改于常。有门生始来事协，知其廉洁，不敢厚饷，止送钱二千，协发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绝于馈遗。自丁艰忧，遂终身布衣蔬食。少时将娉舅息女，未成婚而协母亡，免丧后不复娶。至六十余，此女犹未他适，协义而迎之。晚虽判合，卒无胤嗣。

协博极群书，于文字及禽兽草木尤称精详。撰《异姓苑》五卷，《琐语》十卷，并行于世。

徐摛，字士秀，东海郯人也。祖凭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天监初仕至员外散骑常侍。摛幼而好学，及长，遍览经史。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起家太学博士，迁左卫司马。会晋安王纲出戍石头，高祖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舍曰："臣外弟徐摛，形质陋小，若不胜衣，而堪此选。"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简其容貌。"以摛为侍读。后王出镇江州，仍补云麾府记室参军，又转平西府中记室。王移镇京口，复随府转为安北中录事参军，带郯令，以母忧去职。王为丹阳尹，起摛为秣陵令。普通四年，王出镇襄阳，摛固求随府西上，迁晋安王谘议参军。大通初，王总戎北伐，以摛兼宁蛮府长史，参赞戎政，教命军书，多自摛出。王入为皇太子，转家令，兼掌管记，寻带领直。

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高祖甚加叹异，更被亲狎，宠遇日隆。领军朱异不说，谓所亲曰："徐叟出入两宫，渐来逼我，须早为之所。"遂承间白高祖曰："摛年老，又爱泉石，意在一郡，以自怡养。"高祖谓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并经为之，卿为我卧治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为新安太守。至郡，为治清静，教民礼义，劝课农桑，期月之中，风俗便改。秩满，还为中庶子，加戎昭将军。

是时临城公纳夫人王氏，即太宗妃之侄女也。晋宋已来，初婚三日，妇见舅姑，众宾皆列观，引《春秋》义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妇觌用币"。戊寅，丁丑之明日，故礼官据此，皆云宜依旧贯。太宗以问摛，摛曰："《仪礼》云'质明赞见妇于舅姑'。《杂记》又云'妇见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妇是外宗，未审娴令，所以停坐三朝，观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内宾，堂下之仪，以备盛礼。近代妇于舅姑，本有戚属，不相瞻看。夫人乃妃侄女，有异他姻，觌见之仪，谓应可略。"太宗从其议。除太子左卫率。

太清三年，侯景攻陷台城，时太宗居永福省，贼众奔入，举兵上殿，侍卫奔散，莫有存者。摛独嶷然侍立不动，徐谓景曰："侯公当以礼见，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惮摛。太宗嗣位，进授左卫将军，固辞不拜。太宗后被幽闭，摛不获朝谒，因感气疾而卒，年七十八。长子陵，最知名。

鲍泉，字润岳，东海人也。父机，湘东王谘议参军。泉博涉史传，兼有文笔。少事元帝，早见擢任。及元帝承制，累迁至信州刺史。太清三年，元帝命泉征河东王誉于湘州，泉至长沙，作连城以逼之，誉率众攻泉，泉据栅坚守，誉不能克。泉因其弊出击之，誉大败，尽俘其众，遂围其城，久未能拔。世祖乃数泉罪，遣平南将军王僧辩代泉为都督。僧辩至，泉愕然，顾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经略，贼不足平矣。"僧辩既入，乃背泉而坐，曰："鲍郎有罪，令旨使我锁卿，卿勿以故意见期。"因出令示泉，锁之床下。泉曰："稽缓王师，甘罪是分，但恐后人更思鲍泉之愦愦耳。"乃为启谢淹迟之罪。世祖寻复其任，令与僧辩等率舟师东逼邵陵王于郢州。

郢州平，元帝以长子方诸为刺史，泉为长史，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将宋子仙、任约率精骑袭之。方诸与泉不恤军政，唯蒲酒自乐，贼骑至，百姓奔告，方诸与泉方双陆，不信，曰："徐文盛大军在东，贼何由得至?"既而传告者众，始令阖门。贼纵火焚之，莫有抗者，贼骑遂入，城乃陷。执方诸及泉送之景所。后景攻王僧辩于巴陵，不克，败还，乃杀泉于江夏，沉其尸于黄鹄矶。

初，泉之为南讨都督也，其友人梦泉得罪于世祖，觉而告之。后未旬，果见囚执。顷之，又梦泉著朱衣而行水上，又告泉曰："君勿忧，寻得免矣。"因说其梦，泉密记之，俄而复见任，皆如其梦。

泉于《仪礼》尤明，撰《新仪》四十卷，行于世。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阮孝绪常言，仲尼论四科，始乎德行，终乎文学。有行者多尚质朴，有文者少蹈规矩，故卫、石靡余论可传，屈、贾无立德之誉。若夫宪章游、夏，祖述回、骞，体兼文行，于裴几原见之矣。

《梁书》唐?姚思廉

《隋书·经籍志》叙的原文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
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
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
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
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
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
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龠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
言无得而称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
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龟象而设卦；后圣有作，仰鸟迹以成文。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
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与焉。

夫经籍也者，先圣据龙图，握凤纪，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言则
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君举必书”，惩劝斯在。考之前载，则《三坟》、
《五典》、《八索》、《九丘》之类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
遗，则《周礼》所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以诏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
定世系，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贰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
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此则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诸侯亦
各有国史，分掌其职。则《春秋传》，晋赵穿弑灵公，太史董狐书曰“赵盾杀其君”，
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齐崔杼弑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死者二人。其弟又书，
乃舍之。南史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楚灵王与右尹子革语，左史倚
相趋而过。王曰：“此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然
则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记言书事，太史总而裁之，以成国家之典。不虚美，
不隐恶，故得有所惩劝，遗文可观，则《左传》称《周志》，《国语》有《郑书》之类
是也。

暨夫周室道衰，纪纲散乱，国异政，家殊俗，褒贬失实，隳紊旧章。孔丘以大圣之
才，当倾颓之运，叹凤鸟之不至，惜将坠于斯文，乃述《易》道而删《诗》、《书》，
修《春秋》而正《雅》、《颂》。坏礼崩乐，咸得其所。自哲人萎而微言绝，七十子散
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莫辨，诸子之言，纷然淆乱。圣人之至德丧矣，先王之要道
亡矣。陵夷踳驳，以至于秦。秦政奋豺狼之心，刬先代之迹，焚《诗》、《书》，坑儒
士，以刀笔吏为师，制挟书之令。学者逃难，窜伏山林，或失本经，口以传说。

汉氏诛除秦、项，未及下车，先命叔孙通草绵蕝之仪，救击柱之弊。其后张苍治律
历，陆贾撰《新语》，曹参荐盖公言黄老，惠帝除挟书之律，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
犹以去圣既远，经籍散逸，简札错乱，传说纰缪，遂使《书》分为二，《诗》分为三，
《论语》有齐、鲁之殊，《春秋》有数家之传。其余互有踳驳，不可胜言。此其所以博
而寡要，劳而少功者也。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
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司马谈父
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断自轩皇，逮于孝武，作《史记》一百三十篇。详其礼制，盖
史官之旧也。至于孝成，秘藏之书，颇有亡散，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光禄
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
方技。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向卒后，哀帝使其
子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
一曰《集略》，二曰《六艺略》，三曰《诸子略》，四曰《诗赋略》，五曰《兵书略》，
六曰《术数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光武
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袠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
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
《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
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

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
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
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
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
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惠、怀之乱，
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
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
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
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
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
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
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
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齐
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朏，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
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
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
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恒撰其名。故梁有
《五部目录》。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
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
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
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
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
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陈天嘉中，又更鸠集，考其篇目，
遗阙尚多。

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
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
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朱之乱，散落人间。后
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
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
本，才至五千。

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
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
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
南阳杜頵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
凡三万余卷。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
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
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又于内
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

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
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
濡，时有残缺。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
六十六卷。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
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
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
志》。虽未能研几探赜，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阙焉。夫仁义礼智，所以
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
也。故列之于此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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