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佛教教义及僧侣生活的需要,就与茶结下深缘。
苏东坡曾作诗曰:“茶笋尽禅味,松杉真法音”,就说明了茶中有禅,禅茶一味的奥妙。而僧人在坐禅时,茶叶还是最佳饮料,具有清火、提神、明目、解渴、消疲解乏之效。
因此,饮茶是僧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在中国茶文化中,佛的融入是独具特色的亮点。
佛教徒饮茶史最迟可追溯到东晋。《晋书·艺术传》记载,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昭德寺坐禅修行,不分寒暑,昼夜不眠,每天只“服镇守药数丸”“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
茶在寺院的普及则是在唐代禅宗兴起后,并随着僧人的饮茶而推广到北方饮茶习俗。
经过五代的发展,至宋代禅僧饮茶已十分普遍。
据史书记载,南方凡有种植茶树的条件,寺院僧人都开辟为茶园,僧人已经到了一日几遍茶,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
普陀山僧侣早在五代时期就开始种植茶树。
一千多年来,普陀山温湿、阴潮,长年云雾缭绕的自然条件为普陀山的僧侣植茶、制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普陀山僧人烹茶成风,茶艺甚高,形成了誉满中华的“普陀佛茶”。
茶与佛在长期的融合中,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茶文化。因为寺院中以煮茶、品茶闻名者代不乏人,如唐代的诗僧皎然,不但善烹茶、与茶圣陆羽是至交,而且留下许多著名的茶诗。
人们习惯上把产生于佛教寺院或用于佛事活动的茶,称作佛茶。
渊源:
佛教禅宗寺院大多数都建于名山胜地、绿水青山之间,而且有着“农禅并重”的传统。因此有条件的寺院都辟有茶园,流传至今的名茶不少即源于这些寺院的僧人之手。例如四川蒙山茶,相传为汉代甘露普慧禅师亲手所植,有“仙茶”之誉;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宋元以来,该茶以寺院所制最为得法,因此当地多以僧人为茶师;江苏洞庭山水月院僧人擅长制茶.出产以寺院命名的“水月茶”,即今有名的碧螺春茶;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具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它曾以优异的质量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和奖状。此外,普陀山的普茶,黄山的云雾茶,大理的感通茶,天台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的名茶。人们习惯上把产生于佛教寺院或用于佛事活动的茶,称作佛茶。
文献:
《封氏闻见记·饮茶》记载: “南人好饮之,北方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寝,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泽甚多。”
宋钱易《南部新书》记载:唐大中三年(849) “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帝问服何药而致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惟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
道原《景德传灯录》中说到吃茶的地方就有六、七十处之多。其中有“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之句。一些禅僧到了一日几遍茶: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 正是由于饮茶的普遍性,形成了佛教独具特色的茶文化。
《蛮瓯志》载觉林院僧人“待客以惊雷萸(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最下以白奉也。”
《浙江通志》引《定海县志.茶》云:“定海之茶,多山谷野崖……普陀山茶,可愈肺痛血痢,然亦不甚多得。肺痛的症状为胸痛、咳嗽、寒战、发热、口干、咽燥、咯出多量腥臭黄色浓痰等。”该病类似“肺脓疡”[1]。
禅寺一般在法堂东北角设“法鼓”,西北角设“茶鼓”。如宋林逋诗: “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丛林四十八单职事中即有“茶头”一职,司掌煮茶,献茶待客。在山门前还有“施茶僧”,为香客游人惠施茶水。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的原产地。中国人对茶的熟悉,上至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诸子百家,下至挑夫贩夫,平民百姓,无不以茶为好。人们常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由此可见茶已深入人民各阶层。同样少数民族也好茶,藏族的酥油茶,蒙古族的奶茶。
形成发展
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两晋北朝。若论其起缘就要追溯到汉代,有正式文献记载(汉人王褒所写《僮约》)。最早喜好饮茶的多是文人雅仕。在我国文学史上,提起寒赋,首推司马相如与杨雄,且都是早期著名茶人。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杨雄作《方言》,一个从药用,一个从文学角度都谈到茶。 晋代张载曾写《登成都楼诗》:“借问杨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
茶文化产生之初是由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开始的。两晋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便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当时的奢侈之风。魏晋以来,天下骚乱,文人无以匡世,渐兴清淡之风。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必有助兴之物,于是多兴饮宴,所以最初的清淡家多酒徒。如:竹林七贤。后来清淡之风发展到一般文人,但能豪饮终日不醉的毕竟是少数,而茶则可长饮且始终保持清醒,于是清淡家们就转向好茶。所以后期出现了许多茶人。
汉代文人倡饮茶之举为茶进入文化领域开了个头。而到南北朝时,几乎每一个文化、思想领域都与茶套上了关系。在政治家那里,茶是提倡廉洁、对抗奢侈之风的工具;在词赋家那里,茶是引发思维以助清兴的手段;在佛家看来,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这样,茶的文化、社会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使中国茶文化初现端倪。
唐朝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关。唐朝疆域广阔,注重对外交往,长安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茶文化的形成还与当时佛教的发展,科举制度,诗风大盛,贡茶的兴起,禁酒有关。唐朝陆羽自成一套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及其所著《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茶经》非仅述茶,而是把诸家精华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中,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
唐朝是以僧人、道士、文人为主的茶文化,而宋朝则进一步向上向下拓展。一方面是宫廷茶文化的出现,另一方面是市民茶文化和民间斗茶之风的兴起。宋代改唐人直接煮茶法为点茶法并讲究色香味的统一。到南宋初年,又出现泡茶法,为饮茶的普及、简易化开辟了道路。宋代饮茶技艺是相当精致的,但很难溶进思想感情。由于宋代著名茶人大多数是著名文人,加快了茶与相关艺术融为一体的过程。像徐铉、王禹 、林通、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梅尧臣等文学家都好茶,所以著名诗人有茶诗,书法家有茶帖,画家有茶画。这使茶文化的内涵得以拓展,成为文学、艺术等纯精神文化直接关连部分。宋代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饮茶作为增进友谊、社会交际的手段,(北宋汴京民俗,有人搬进新居,左右邻居要彼此“献茶”;邻居间请喝茶叫“支茶”。)这时,茶已成为民间礼节。
宋朝人拓宽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茶事十分兴旺,但茶艺走向繁复、琐碎、奢侈,失去了唐朝茶文化的思想精神。元朝时,北方民族虽嗜茶,但对宋人繁琐的茶艺不耐烦。文人也无心以茶事表现自己的风流倜傥,而希望在茶中表现自己的清节,磨练自己的意志。在茶文化中这两种思潮却暗暗契合,即茶艺简约,返朴归真。在由元到明朝中期的茶文化形式相近,一是茶艺简约化;二是茶文化精神与自然契合,以茶表现自己的苦节。晚明到清初,精细的茶文化再次出现,制茶、烹饮虽未回到宋人的繁琐,但茶风趋向纤弱,不少茶人甚至终身生泡在茶里,出现了玩物丧志的倾向。
中国茶道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受到儒、释、道等诸多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渗透,使其内涵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儒、释、道三家都与中国茶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没有儒释道,茶无以形成文化。儒、释、道三家在历史上既曾分别又综合融贯、共同作用于茶文化。道家的自然境界,儒家的人生境界,佛家的禅悟境界,融汇成中国茶道的基本格调。若没有儒、释、道的共同参与,今天就无法享受与体味中国茶道文化。中国茶道作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之一,必然植根于儒、释、道三教所提供的思想、文化沃土之中,吸收融会三教的思想精华,才能茁壮成长并开出艳丽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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