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志书、古诗文中寻找福鼎茶业的历史发展

从志书、古诗文中寻找福鼎茶业的历史发展

关于福鼎茶业，我们可以从志书、古诗文中寻找踪迹，从茶叶种类及其变迁中看到演变，从茶叶的贸易中看见兴衰，从福鼎重要的茶人、茶行中了解过去，从民俗中感受茶叶的文化底蕴，以及从与茶业发展关联性的人和事中再次读懂福鼎的茶业发展。

清乾隆四年（1739年）从霞浦县划出望海、遥香、育仁、廉江四里独立设县；但据考古学家对境内新石器遗址的研究，认为早在五千多年前这片土地就有人类活动。这与相传尧时太姥娘娘用白茶治小儿麻疹的传说提供可能的现实条件。

古老白茶制法被认为是生晒的茶叶，也有学者认为最早出现的茶叶应当是白茶。福鼎有漫长的海岸线和港口，为茶叶对外贸易提供便利，茶叶进入贸易流通期，可追溯到明朝资本主义萌芽阶段。

历史上出现的茶叶种类很多，根据市场需求，不同时期，出现过古白茶，白毫银针白茶，莲心米和白毛猴绿茶，白琳工夫、红茶标红茶，平阳黄汤黄茶，茉莉花茶等。清朝至民国时期，广商（广东的茶商）、闽商（福州、泉州的茶商）在福鼎采购茶叶并运往广州、福州、泉州等地，再销往国外。

福鼎的白琳、桐山、店下、巽城、点头涌现出一大批茶商、茶行，如邵维羡、梅伯珍、袁子卿、吴世和、广泰、广顺、协和隆、喻秋记、张元记等，民国期间茶叶的繁荣引起了国内知名茶专家吴觉农、庄晚芳、陈椽、张天福的重视，促成了福鼎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建有三个国营茶厂。

茶箱花（茶叶出口木箱上的印花）

志书、古诗文见证茶业历史发展

《福建省乡土志》载：“早在唐代，闽东、闽北已开辟了许多茶园。”《新唐书》载：“唐朝贡茶地区有：江南道……福州长乐郡。”（当时福鼎属长乐郡）唐代陆羽《茶经·七之事》引用《永嘉图经》的一句话：“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陈椽教授在《茶业通史》中指出：“永嘉东三百里是海，是南三百里之误。南三百里是福建的福鼎，系白茶原产地。”《永嘉图经》是隋唐时期的温州地方志，可惜已经失佚，但这个时期的永嘉县只在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至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间存在。陆羽的茶经记载，让我们获得一个重要信息，太姥山的古白茶早在隋朝时就已被外人所知。

据央视报道，2009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吕氏家族墓的发掘中，发现了距今一千多年前宋朝的茶叶，更让大家惊奇的是，这些千年以前的茶叶还是茶叶中少之又少的极品白茶。白茶出现在北宋时期的西安贵族阶层，进一步证明了白茶在唐宋时期就已生产。

明嘉靖版《福宁州志·食货·贡辨》（1538年）载：“芽茶84斤12两，价银13两2钱2分；叶茶61斤11两，价银1两4钱7分9厘。”从这段记录可以看出，明嘉靖以前，福鼎茶人把制造白毫银针的芽茶收购价格与制造叶茶的白牡丹价格区别开来，这也是十分珍贵、难得的志书上关于茶价格的记载，表明明代茶叶早已进入贸易时期。

明田艺蘅《煮泉小品》（1554年）赞道：“芽茶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亦更近自然，且断烟火气耳。生晒茶沦之瓯中，则旗枪舒畅，清翠鲜明，尤为可爱。”明确指出，以日光萎凋生晒芽茶为最佳。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陆应阳《广舆记》载：“福宁州太姥山出名茶，名绿雪芽。”说明绿雪芽名称早已问世。

明代学者谢肇淛（1567～1624）《太姥山游记》，全书共三卷，成书于1609年。志中有多处关于太姥山产茶的记载。如：“太姥洋，在太姥山下，西接长蛇岭，居民数十家，皆以种茶樵苏为生。”“白箬庵……在摩霄峰背，有径路可达……凡五里许始至；前后百亩皆茶园。”明确了太姥山周边的村民种茶砍柴为生，距离太姥山5华里的村庄，就有大片茶园。

谢肇淛的诗作里有许多是写茶的，如《天源庵》：“清溪环竹屋，不觉类禅关。酌此庵前水，遥看天际山。棋声春院闭，鹤梦午松间。借问僧何处，采茶犹未还。”在他的带动下，同时期文人骚客，如周乔卿、陈仲溱、林祖恕、崔世召、于灃、萧如玉等莅临太姥山，也写下大量关于茶或茶人的文字。

明末清初周亮工《闽小记》（1655-1662）载：“太姥山茶，名绿雪芽。”绿雪芽就是现在太姥山上鸿雪洞旁可见到的福鼎大白茶古树。 吴振臣《闽游偶记》：“太姥山亦产茶。名绿云芽者最佳（“云”估计是作者笔误）。”清嘉庆版（1807年）《福鼎县志·物产》载：“太姥山有绿雪芽茶”。郭柏苍《闽产录异》（1886年）、邱古园《太姥山指掌》都有绿雪芽茶的记载。清代的志书和文字告诉今人“绿雪芽”是当时茶叶的著名品牌。民国时期的学者卓剑舟在《太姥山全志》中，对绿雪芽作这样诠释：“绿雪芽，今呼为白毫，色香俱绝，而尤以鸿雪洞产者为最。性寒凉，功同犀角，为麻疹圣药。运售外国，价与金埒。” 可见绿雪芽（今白毫银针）珍贵程度。

清乾隆《福宁府志·物产》（1762年）载：“茶，郡治俱有，佳者福鼎白琳，福安松罗，以宁德支提为最。”明确指出白琳出产好茶，这是茶市形成的必备基础。白琳位于福鼎中部，是全县的交通枢纽，古官道穿过其中，宋代还有驿站。更为重要的是集镇距离内海码头——后岐码头比较近，只有5华里，为茶叶海上运输与贸易提供了便利，后岐码头在19世纪成为福鼎最繁忙的码头之一。白琳工夫红茶的繁荣也就在这个时期。同治年间，闽浙总督兼摄福建巡抚卞宝第的《闽峤鞧轩录》（1869年）载：“福鼎县，物产茶。白琳地方为茶商聚集处。”

清光绪版《福鼎县乡土志·十五都分编》（1906年版）：“福鼎出产以茶为大宗，二十年前，茶商糜集白琳，肩摩毂击，居然一大市镇。”

清光绪版《福鼎县乡土志·户口》（1906年）“……总核近年来本境土著流寓，共四万户有奇。鼎民皆汉族，无旗户，男十四万六千余口，女九万四千余口。虽然利兴弊除，庶乃可保。福鼎出产，以茶为大宗。二十年前茶商糜集白琳，肩摩毂击，居然一大市镇。比来亏折者众，开庄采办廖廖数十家而已。”在清末，茶商受国际茶叶市场的影响，亏本破产者比较多。

《福鼎县乡土志·十四都分编》“举州一带，多植茶，谷雨一过，人行路中，茗香扑鼻。”在清代的十四、十五都正是如今白琳、点头一带村庄，它包括现在大坪、后坑、翠郊、叶举、牛埕下、棠园、莘洋、石床、梅山、桃枝坑等村。

《福鼎县乡土志·商务表》载：“白、红、绿三宗，白茶岁二千箱有奇，红茶岁两万箱有奇，俱由船运福州销售。绿茶岁三千零担，水陆并运，销福州三分之一，上海三分之二。红茶粗者亦有远销上海。”从商务表看，红茶、绿茶的产量高，白茶产量低，详细说明出产茶叶的品种、数量、销区、运输工具。换算后，白茶约40吨，绿茶150吨，红茶400吨。

《福鼎县乡土志·物产》载：“茗，邑产以此为大宗，太姥有绿芽茶，白琳有白毫茶，制作极精，为各阜最。”福鼎的大宗物品出产就是茶类，白琳的白茶质量最佳。《福鼎县乡土志·十九都分编》记载“茗洋为产茶名乡”。除了白琳、点头、磻溪等地产茶，还把贯岭镇茗洋村列入当时的重点产茶地。

《福鼎县乡土志·睦》载：“林嗣元，字士雄，巽城人，国学生。……宁帮茶商公所，鸠资创立，并订新规，同业便焉。同治纪元，诏举孝廉方正加待诏衔，时年八十有五。”《乡土志》对林嗣元这个人物的记载比较详细，在同治纪元（1862年）前就筹资创建茶业同业公会，从侧面可以说明福鼎在清末茶业的繁荣。

1933年周梦虞著《民国福鼎县志》之《第四自治区分编》：“……出产有茶、竹、木、纸、炭等，而尤以茶为大宗，各乡之拥巨资开高第者，半由茶叶起家。白琳为闽、广客商荟萃地，尤以茶市中心。本邑凡百销场之喧寂，悉视琳山茶利之盈亏，其关系綦重，有如此者。”第四区就是包括白琳、磻溪等地，茶叶是关系到民生的大事。

1942年卓剑舟著《太姥山全志》载：“陈焕，湖林头村人，光绪间孝子，家贫。一日，诣太姥祈梦，姥示种绿雪芽可自给。焕因将山中茶树移植，初年仅采四五斤，以茶品奇，价与金埒，焕家卒小康。自是，种者日多。至民国元年，全县产量达十万斤矣。”

《中国茶树品种志》记载福鼎大白茶和福鼎大毫茶栽培历史：“福鼎大白茶又名白毛茶，简称福大。……产地及分布：原产福鼎市点头镇柏柳村，已有100多年栽培史。”“福鼎大毫茶简称大毫。……产地及分布：原产福鼎市点头镇汪家洋村，已有百年栽培史。”

来源：福鼎市茶文化研究会

简述中国茶文化发展史

茶文化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非常重要。武王伐纣，茶叶已作为贡品。原始公社后期，茶叶成为货物交换的物品。战国，茶叶已有一定规模。

先秦《诗经》总集有茶的记载。 又如在汉朝 ，茶叶已成为佛教“坐禅”的专用滋补品。魏晋南北朝，已有饮茶之风 。隋朝，全民普遍饮茶。

唐朝，茶业昌盛，茶叶成为“人家不可一日 无”，出现茶馆、茶宴、茶会，提倡客来敬茶。宋朝、流行斗茶，贡茶和赐茶等等。

中国饮茶开始于汉，而盛行于唐。唐以前饮茶，陆羽《茶经》卷下《六茶之饮》概为言之，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

陆羽《茶经》以为饮茶起于神农氏，然《食经》为伪书，尽人皆知，不足为据。《尔雅》有“苦荼”之句，世以《尔雅》为周公时作品，谬以为饮茶自周公始，不知《尔雅》非作于周公。

扩展资料：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谓，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即是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品茶等习惯与中国的文化内涵和礼仪相结合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征的一种文化现象。

茶文化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中国不仅是茶叶的原产地之一，而且，在中国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至今仍有着丰富多样的饮茶习惯和风俗。

--茶文化

中国的茶业起源

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四川乃天府之国，土地肥沃，且气候暖和。西部高原山地自然条件比较严重以外，极为适宜人类居住，所以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一直是人类生息和繁衍的地方。富足的盆地亦养育了悠久的茶文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王褒《僮约》云：“武都(阳)买茶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茶冠六清”；孙楚诗云：“姜桂茶出巴蜀”等诗文中看出来。陆羽在他所著的《茶经》中亦记载有：“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直至唐朝中期，这种野生的大茶树在四川还是到处可见。据我们已故的知识，像这种两人合抱的茶树，大概需要千年以上的时间，才能长成如此之巨。如此一来，这些大茶树大多数应该是生长在战国以前，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古代的巴蜀也是我国茶树原始分布的一个中心。 在《华阳国志巴志》中有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蒋，园有芳弱香敬，给客橙葵。”在这里《华阳国志巴志》对巴蜀的茶事的记载是很明确的。更重要的是，它明确指出，所进贡的茶叶是“园有芳弱(竹)香茗“(在园子里人工种植的茶)，而不是采之野生。这说明在当时，巴蜀的茶事已是相当发达的了。 《汉书地理志》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巴蜀的范围较大，居住民族除巴人和蜀人之外，还有濮、苴、共、奴等许多其他少数民族，巴族、蜀族不过是其中分布较广、人口较多的两个大族。这些民族，大致在夏商和西周时，还停留在原始氏族阶段，至春秋、战国期间，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才由原始走向文明。但是，从中原的观点来看，这些民族或地区，仍然是属于“南夷”的化外之区；巴蜀归属于华夏，是在秦统一和设置郡县以后的事情。 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考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指出各地对茶的饮用，是在秦国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为业的。顾炎武的这一结论，统一了中国历代关于茶事起源上的种种说法，也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因此，大家也就认可了“巴蜀是中国茶业和茶叶文化的摇篮”这一事实。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以后的事情。那么，巴蜀又是什么时候开始饮茶的呢？对这个问题茶界持有不同见解，有的人认为始于“史前”，有的人认为是“西周初年”，也有的人认为在“战国”时期等。名家的意见归结起来，就是究竟始于巴蜀建国之前抑或建国之后的问题。饮茶是一种物质享受，人们习惯把饮茶和文明联结在一起，所以一提起饮茶的习惯，人们往往认为是进入阶段级社会以后才出现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利用植物的某部分组织来充当饮料，是氏族社会常有的事。鄂伦春族民族志材料表明，1949年前，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人，还停留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当时，他们有“泡黄芹、亚格达的叶子为饮料”的习惯。鄂伦春人能够利用当地的黄芹和亚格过的叶子来作饮料，那么，为什么巴人、蜀人和我们南方有茶树分布的其他族人，不能在史前谋划不发明以茶为饮呢？这也就是说，我国上古关于“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的论点，不但有传说记载，而且也有民族志材料的较好印证。这也说明巴蜀茶业的开始最早的，只可惜见诸文字记载的时间较迟，直到西汉末年的王褒《僮约》中才有记述。能予佐证的有关先秦巴蜀的茶事资料，一是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所说：“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茶、蜜……皆纳贡之。”二是明代杨慎在《郡国外夷考》中所提：“《汉志》葭，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谓茶日葭萌，盖以茶氏郡也。巴蜀和周族的联系，其实还可上溯到殷商末年。如《华阳国志》中又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这一点，在《尚书牧誓》中载称，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微、卢、彭、濮，称尔，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华阳国志》和《尚书》一致说明了在殷商末年，巴蜀及其四周的许多部落，都曾参加了周武王领导的反纣同盟。周武王灭殷以后，大肆“封邦建国”，分封的对象，有上说的宗亲，也有功臣、扈从和参加伐讨战争的各族酋长。所以，西周虽无“子”这样的爵位，既使不分封宗姬，也会分封巴蜀等头人来掌管一方的。这一带既然成了西周的属国，至少在臣属初期，会与周王朝保持一定的纳贡关系，贡品中包括了漆、茶和蜂蜜这类方物特产。 《华阳国志》是晋人所写，其所载史实是汉朝甚至是两晋的情况。既然巴蜀南部的产茶地区，当不会都是在葭萌一带，其上述巴蜀南部的产茶地区，当不会都是在葭萌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所以，假如葭萌“以茶氏郡”的论点可以成立，那么，《华阳国志》中所提到的茶叶产是，可以说也是战国前既已形成的历史茶区。 关于巴蜀茶业在我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的王褒《僮约》中，才始见诸记载。《僮约》有“脍鱼鳖，烹茶尽具”，“武阳买茶，杨氏担荷”两句。前一句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尚，而且在地主富家，饮茶还出现了专门的用具。其后一句，由反映成都四周，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 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而且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为我国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如西晋张载〈登成都楼〉(3世纪80年代)诗句：“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即是一证。张载这首诗，共32句。前面16句，谈成都的飞宇层楼、物饶民丰和高甍长衢的城市境况；下阕借蜀郡汉代巨富有成效程、卓二家的奢华生活，来极言成都茶叶的名满遐迩。与张载这一诗句相辅，构成巴蜀茶业名甲全国的还有这样两条史料；三国魏张揖《广雅》(3世纪之前)载，“荆巴采茶作饼，成为米膏出之……”其二是西晋孙楚的《出歌》(公元231~293年)：“茱萸出芳树颠，鲤鱼出洛水泉。白盐出河东，美鼓出鲁渊。姜、桂、茶出巴蜀，椒、桔、木兰出高山。蓼苏出沟通渠，精稗出中田。”前一条史料所说的“荆巴间”，具体是指今川东、鄂西一带。其实，这鄂西早先属楚国的边境地区，先秦时有一度就属巴国或是巴文化的影响区。所以，这条资料实际上介绍的，主要还是巴蜀的制茶方法和饮茶习惯。后一条《出歌》，主要是介绍一些常用饮料、食物产地。把《广雅》、《出歌》和《登成都楼》诗的上述内容联系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出，不只先秦，而且在秦汉直至西晋，巴蜀仍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和重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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