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国医学院：中医教育史的光辉一页

华北国医学院：中医教育史的光辉一页

施今墨先生

1932年，华北国医学院部分师生合影

20世纪前50年，在中国医学发展问题上，曾两次掀起消灭中医、废止中医的恶浪：第一次是北洋政府教育会议制定《壬子癸午学制》（1912—1913）中，完全没有中医内容，意图从教育体制上消灭中医。第二次是在1929年2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卫生委员会上，一致通过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这两次消灭中医的阴谋，都因全国中医药界的努力抗争和集体请愿活动而告破灭。

与此同时段，中医药界依靠自身力量先后兴办70余所中医学校，创办期刊近200种。在诸多中医学校中，以“南丁北施”影响力最大，即丁甘仁1916年在上海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和施今墨于1931年在北京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

华北国医学院光辉历程

施今墨（1881—1969），原名毓黔，字奖生，祖籍浙江萧山，自幼立志学医，一因母亲多病，二因其舅李可亭是名中医。施今墨十几岁就随其舅学医，经过七八年的学习，已经可以独立行医。在太原和北京求学期间，他坚持用自己的医术济世救人。1921年，施今墨正式挂牌行医，并改名今墨，其意是行兼爱之道而崇尚墨子，修身从医必做当今之绳墨。他一生力主通过“编书籍、办医院、开学校”三条途径来复兴中医、发展中医。他常强调，编书籍是总结过去的经验，办医院是实践现在的经验，开学校则是开创未来的经验。

1930年，施今墨先与肖龙友、孔伯华等在北京创办北平医学校（即北平国医学院），肖龙友任校长，施今墨与孔伯华任副校长。为了培养中西医兼通人才，实现自己独创的教育方针，让中医紧跟时代不断进步，施今墨觉得只有独立创办一家中医学院才能最后完成自己的理想。1931年末，施今墨与陈宜城、魏建宏等合作创办华北国医学院，并任校长，陈宜城为董事长，并在中央国医馆立案。华北国医学院校址初在北平宣武区盆儿胡同，次年迁至西城区大麻线胡同8号，并设有诊所，1940年迁至宣武区西砖胡同36号。

华北国医学院的办学宗旨是：“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医，培养中医人才，绝不拘泥成法，唯一宗旨希望明先哲遗言，借助新医经验，为人群造福。”该学院坚持以医德和医术结合、中医和西医结合、理论和临床结合的“三个结合”为学校始终如一的办学方针，按近代教育模式设立董事会和教务机构，实行严格的教学和学籍管理体制。学制为四年，办学时间长达18年，入学人数约650人。

1935年，华北国医学院创办校刊《文医半月刊》，以培养学生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能力，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从而改变中医界只顾看病、不善总结的陋习。在1937年的《文医半月刊》上，施今墨云：“学问之道永无止境，取短见长学者本色。当此科学发达之秋，自应舍去吾国医学陈陈相因之玄说奥理，而走向科学化之途。无论中医、西医，其理论正确治疗有效者，皆应信任之，反之摒弃不用也。”

《文医半月刊》设有长篇专著、医学商讨、名医医案、医药问答、脉学讲座、外科启秘、幼科研究、药学研究、良方介绍、论坛、译作、杏林文艺、卫生常识等栏目。在《文医半月刊》上发表文章而较有影响的有彭子益的《中医系统学》（今名为《圆运动的古中医学》）原理篇、生命宇宙篇，以及第二届学生任冠民的毕业论文《医案概论》、医夫的《萧山今墨施氏医案》、朱壶山的《杂病论精义折衷》等，都是长篇连载。

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中医条例，规定考试办法及立案手续。北京第一次中医师考核，施今墨与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并推为主考官，世称为“北京四大名医”。1938年，《华北国医学院毕业纪念刊》明确指出：“中医之生命，不在外人，不在官府，而在学术也。”

施门走出的中医大家

祝谌予（1914—1999） 施今墨及门弟子和学术继承人，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临床家、中医教育家。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1956年起任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任教务长，1986年创办民办顺义国医院。首创活血化瘀法治疗糖尿病和新生儿溶血性贫血中药方。祝谌予在施今墨学术传承上有卓越特殊贡献。

哈荔田（1912—1990） 华北国医学院第一届学生。幼承庭训，家学渊源。曾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中医学院（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任院长，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临床家、中医教育家。在中医妇科证治规律研究有突破性贡献。

董德懋（1912—2002） 华北国医学院第三届学生，中医临床家。一生献身于中医学术传播和中医学术机构建设，是《中医杂志》主编、名誉主编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在施今墨先生的支持下，自1940年起先后创办《中国医药月刊》《中华医药月刊》《北京中医》和《中医杂志》。临床针药兼治，崇尚中土王道，用药平和，从脾胃治五脏病。

杨医亚（1914—2002） 华北国医学院第四届学生，中医教育家，著述等身。杨医亚自1935年至1937年担任《文医半月刊》常务编辑；1937年起自创《国医砥柱》月刊；自1939年起从事中医教育，包括高校、培训、函授等各级各种中医教育；编写中医教材等著作50余种，达1540万字。

马继兴（1925—） 华北国医学院第十一届学生，著名中医医史文献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所研究员。在针灸学史、本草学史、古中医药文献辑佚和马王堆、敦煌等地出土医学文献、海外中医古文献回归等领域研究，作出卓越贡献，在海内外声名远播。曾获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北京市政府等颁发的多种奖项。

此外，如内科李介鸣、李辅仁、袁家矶、翟济生、索延昌，妇科赵松泉、李德衔，儿科何世英、刘韵远等，均是施门弟子，在有关中医学科领域都是临床大家。在三届国医大师评定中，从施门走出的有李辅仁、吕景山、吕仁和。

施门一派代有传人，绵延不绝，绝非偶然。而传承导师开明，学术发展开放，研究成果开发，绝不拘泥成法，绝不陈陈相因，是其最重要的文化传统。

施今墨用中医“三消”病机理论分析糖尿病辨证规律，主张脾肾双补，创治疗糖尿病的三首丸方和一首汤方。立黄芪、山药和苍术、玄参两组对药，一阴一阳，针对脾肾发挥作用。在上述基础上，祝谌予以糖尿病5个临床分型为主，首先提出瘀血入络证和活血降糖法，对燥热型糖尿病用温清饮加减治疗，兼见高血压、高血脂者则用降糖生脉汤加减治疗，同时亦有针对糖尿病并发症的方剂，较前又有创新发展。而吕仁和在求学期间曾受施今墨亲传，而后在临床上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进行分期辨证、综合治疗，在祝谌予的“瘀血入络”启发下，提出糖尿病肾病“微型癥瘕”病机假说和治疗糖尿病的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方案，并开发出专病系列成药。

就中医刊物而言，施今墨主办的有《文医半月刊》《国医月刊》《复兴中医》三种。1935年，在施今墨主持下，作为华北国医学院校刊的《文医半月刊》开始招聘编辑，学生杨医亚应聘成功。在办刊过程中，杨医亚不断结识北京名医，提高了沟通能力，开拓了学识眼界，为他以后创办《国医砥柱》月刊创造了良好条件。1939年，杨医亚又应施今墨之聘成为华北国医学院教授，1949年又被任命为校长，走上了一生从事中医教育工作的道路。

教育成才规律初探

多种传承方式结合 家传、师承和院校教育是近现代中医人才培养的三条途径。相对于院校而言，家传、师承从古有之。而中医正规系统的院校教育，应该是“西学东渐”后的事情。与家传、师承最大的区别是，中医院校引进近现代教育体系以及西医课程。现实的做法是，将师承和院校结合起来，并可在招考时尽量考虑家传的因素。在这方面，华北国医学院和施今墨的教育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值得指出的是，在这方面他们采取的形式可谓是多种多样：有先有家传后再院校的，有先有师承后有家传的，有先有院校后有师承的，还有中医家传后再去西医院校学习的。再如在祝谌予引见下，北京中医学院1962届学生吕仁和、吕景山曾在施今墨诊所抄方，有一定的师承关系，后来都成为国医大师。可见系统学习加上名师点拨，应该是中医成才的重要途径之一。当然这还应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因人施教”的元素，一切以各人因缘造化和天资禀赋为定，而决不“拉郎配”。

经典与临床结合 中医的生命在临床，中医的灵魂在经典。合理将经典和临床有机结合，能尽早全面接触中医精华，尝到真正的中医“味道”。华北国医学院高年级学生学完基础课后，到诊所随师实习。施今墨还亲自带教，并亲自讲《丁甘仁医案》课。后期教医案课的，是编写《祝选施今墨医案》的祝谌予。朱壶山则在讲课时常结合施今墨医案，讲述经典理论精义。而华北国医学院的经典老师都是临床开业医生和理论大家，如朱壶山的《伤寒论通注》《杂病论通注》、杨叔澄的《医学大意》等都是自己编写的教材。而后者以《医学实在易》《慎疾刍言》等原著和注解为主，循序渐进，可以使学生较快地掌握中医基础理论。不少学生回忆，当时都有上午门诊抄方，下午随师出诊，晚间或整理脉案，或名师讲解经典课的经历。

重视医德教育 华北国医学院自1935年起制定“医戒十二条”，其核心是仁者爱人。医戒特别强调：医业以救人为本务，医者以治病为正务，故不可耽安逸，不可邀名利。施今墨在诊病人过程中不厌精详，力免粗疏，认真负责，和颜悦色，细致入微，对患者不论富贵贫贱一视同仁，从不论前医得失，不道他人短长。他在医学带教和讲授医疗知识时的言行，直接体现了“医戒十二条”的要义，成为言传身教的榜样。

中西医汇通教育 中西医课程安排的比例为7：3。中医课有内经、伤寒、金匮、温病、本草、脉学、医案及内、外、妇、儿等临床课。老师先后有瞿文楼、周介人、朱壶山、杨叔澄、王仲喆、陆湘生、曹养舟、赵锡武、方伯屏、赵炳南、牛泽华等。西医课分别有解剖、生理、病理、生药、细菌、传染病和内、外、妇、儿科等，先后有陈公素、韩宏厚、安伯伦、李仲美、姜泗长、王药雨、张瑞祺等老师授课。国文为李仲翔，德文为陆冈纪，日文为黄济国，国文和外文比例是1：1。这种学习的成果可以从学生毕业论文中得到印证。

顺应社会需要和疾病谱变化 从20世纪40年代中医以治疗急性传染病为主，到60年代中医以治疗慢性病、老年病为主，施今墨和他的学生们都能应对自如，游刃有余。值得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综合性医院如北京医院和协和医院、阜外医院、友谊医院等医院里，施今墨的学生们都在慢性病、老年病的中医药防治上做出了不凡的业绩，这应该和华北国医学院的中西兼通、以中为主的教育理念有关。

如今，施今墨先生已经离开我们50周年了。在民国时期中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以一己之力创办了华北国医学院，成功培养出诸多中医大家。我们今天纪念施今墨，就是要挖掘总结他杰出的教育思想和先进的办学方针。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医发展大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做好中医药高等教育，培养出更多的中医专家、大家，推动中医事业蓬勃发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医的历史有多少千年了？

中医的历史有2000多年。

中医产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治疗法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祝由等。

西汉时期，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出现了“医工”，金针，铜钥匙等。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

他已经对“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有所认识，总结了“八法”。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还创立了健身体操“五禽戏”。

扩展资料：

中医理论来源于对医疗经验的总结及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思想。其内容包括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气血津液、藏象、经络、体质、病因、发病、病机、治则、养生等。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医专著《黄帝内经》问世，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时至今日，中国传统医学相关的理论、诊断法、治疗方法等，均可在此书中找到根源。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指导下逐步形成的，它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

通过对现象的分析，以探求其内在机理。因此，中医学这一独特的理论体系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二是辨证论治。

中医的基础理论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它主要包括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脏象、经络、运气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

运气学说

运气学说又称五运六气，是研究、探索自然界天文、气象、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影响的学说。五运包括木运、火运、土运、金运和水运。

指自然界一年中春、夏、长夏、秋、冬的季候循环。六气则是一年四季中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气候因子。

运气学说是根据天文历法参数用来推算、预测来年的天象、气候、疾病发生流行的规律，并提供预防、养生的方法。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医

民国修武三名人（县北三荣）

民国时期，修武县北有三个出了名的大户，即李固村的常树荣家、马坊村的岳世荣家和西水寨村的都麟荣家，因为三个大户的当家主事人的名字里都带有「 ”荣”字，因而被称为县北「 ”三荣”。特意走访了「 ”三荣”的后人及知情人，基本弄清了「 ”三荣”的兴衰家史。 李固村常树荣 常树荣约生于1871年。小时候家里贫穷，地是租种五里源马大户家的，住房则是四处窜房檐。他成家后，不甘心这么继续穷下去，就凭自己的苦干巧干加俭吝，硬是积累了巨大的家业。 常树荣有一技能，就是他会看牲口牙口，经他一看，便知牲口的年龄和价值。他凭着这一技能，常在 *** 上的牲 *** 易市场为买卖双方「 ”说行”，抽取佣金，日积月累收获颇丰。他家原本租种了18亩地，打下粮食要交一半给地主，剩下的一半也仅仅够全家人糊口。他很精明，认为同样是租地，租种的越多，自然是获利越多。于是他就把租种的地从18亩扩大到一百多亩。那时候种地都是靠天种地，平时不需要投入太多精力，尤其是小麦和谷子，主要是种与收。农事关键时，自家忙不过来，就雇用短工。这样巧法租种，让家底逐渐厚实起来。虽然家里已经由穷变富了，但常树荣仍然生活俭朴，处处节省，甚至到了吝啬的地步。冷天时，常树荣身穿烂棉袄，腰束稻草绳。暖天时，则穿的是自家的粗布衣。那时候，人们多穿黑粗布，他家把白粗布染黑，也不舍买煮黑的钱，而是用椿树叶、锅底烟等土法自染。春节除夕五更饭，再穷的人家也要吃顿饺子，他家是富户，吃的却是小米粥。 粒米凑成箩，滴水汇成河。常树荣就是这样，由穷变富，富而更富，有了外人称羡的大家业。当时，常家在李固村有柿树园一顷整版地，外村也有三顷地，分别在辉县王景屯、修武常庄、卧龙岗。常树荣还在李固村中心略偏东之处，盖起了前后六院的大宅院，有客厅、厨房、仓库、马房等百余间房屋。后来，土匪猖獗，为防匪害，马家既有家丁巡边，各个院落还装设天罗地网的机关，各处土匪奈何不得。 1944年，常树荣亡故。他的坟地曾三次被盗挖。头两次，盗墓贼都发了财。常家再也不敢往坟里放陪葬财物，结果第三次被盗，盗墓贼一无所获后，就不再来光顾他的坟了。 1957年，外逃八年的常树荣的二儿子常凤周向修武县公安局投案自首，为了减轻刑罚，上交罗马表一块、貂皮帽两顶，金笔两支。近年，李固村规划街道拆迁，传闻有人在一座老屋下盗走常树荣埋藏于地下七个石槽里的古董、首饰和金银元宝。 马坊村岳世荣 岳世荣本就出身富家，他的父亲叫岳鹏仁。清代同治年间，岳鹏仁与其兄岳鹏举分家，岳鹏仁分得二十多亩水田，一顷多旱田。 1880年，17岁的岳世荣当家主事。他经过考察，在山门河外的马界村开办了一处做粮食销售跟借贷生意的粮栈，两年即获丰厚利润。遂又在五里源、南庄、水寨购置80亩水田、一顷多旱田。之后，他在修武县城北门里办起了名为「 ”义和封”的粮栈和一个杂货铺。从此，每年过罢农历二月二到打下新麦，几乎是不隔天地轮流用太平车往马界和县城运送小麦；八月到十一月则是运送稻谷。人们都怀疑他们家哪有那么多粮食，甚至传闻他家有神秘的「 ”猫鬼神”暗助，其实最大的可能是他从别处籴来平价粮再运往自己的粮栈。几年下来，岳世荣把原来的两处宅院扩建到四处宅院，而且家中食油成缸，骡马成群，金银满籯，佣仆满院。 人怕出名猪怕壮。岳世荣在县城以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他也成为匪人暗中绑架勒索的目标。海蟾宫有个道士叫高吉明（解放后在县城被公开枪决），此人明为道士，却在暗中为辉县的「 ”天明会”（具有土匪性质的帮会组织）搜集马坊一带富户们的情报。1927年冬天，他将岳世荣家的情况报告给了「 ”天明会”，认为岳世荣常年住在县城，不好绑架，但他的两个儿子岳凌霄、岳凌汉在老家居住。于是，在高吉明的引导下，「 ”天明会”把岳世荣的两个儿子绑架到了辉县薄壁的山里面，向岳世荣索要3000块银元。岳世荣本要给赎银，他的管家说，年关将近，可拖一拖时间，这样急用钱的绑匪会降低索银。岳世荣略一迟疑，就传来了他很有才华的大儿子岳凌霄被撕票的消息。绑匪捎话说，3000块银元一块都不能少，否则马上再杀了岳凌汉。吓得岳世荣赶紧派人送去了赎银，才保住了二儿子的命。 1935年，岳世荣辞世。岳凌汉把其父的丧事办得十分铺张。杀了十几头猪，两三头牛，大开七天门，天天摆筵席，马坊村老老少少，甚至外来的叫花子，都可以随便入席。因为被绑架险些丧命，岳凌汉认为财富是惹祸的根由，所以葬埋父亲后，没人约束的他就大肆挥霍家财，他吸大烟，卖房田，挑家园。1948年秋天修武县解放时，他家只剩下几十亩地和半个院两座房。 西水寨村都麟荣 早些年，豫晋交界的老人们常说：山西好住楼，河南爱穿绸。都麟荣的出名，是因为他盖了气派的楼房。 都麟荣，约生于1870年。都家在都麟荣之前就已经是大富之家了。只因在其父都履祥时，其家财半自愿半强迫地被外埠和当地有联系的大规模民间组织，以支援抗击外敌入侵之名运走拍卖了。都履祥为此心灰意冷，便让都麟荣当家主事。 都麟荣要比其父心胸开阔。他认为没有国就没有家，舍财抗敌并非憾事。更何况家财虽然失去了，但那两顷水旱田还在，只要勤劳实干，生活节俭，再振家业也非难事。 农忙时节，都麟荣都要带着都勖德、都勖廉两个还没有成家的儿子和佣工们一起，起早贪黑，同干同吃。他只要一有空，就到马房给牲口挑水、垫圈。弄得饲养员都很不好意思，每次自己挑过水，就把水担藏起来。都麟荣找不着水担，就用手拎桶运水。都家的佣工工资待遇都很高，但也不是随便谁都能进他的门的。要想留下来给他干活，要过两关。第一关是吃饭关，不能吃的不要，饭量很大的才要。饭量大，身体才好，才有力气，才能干好活。第二关是锄地关。都麟荣把应试的带到他家地头，两个人一起锄地，锄不好锄不过都麟荣的不要。别看都麟荣是个地主，他也是做农活能手，所以应试佣工的锄地关并不好过。在都麟荣家，不论主人还是佣工，个个能吃能干，兵强将勇，做起活来生龙活虎。在吃食上，都麟荣以吃饱为主，决不铺张浪费。过年过节和农忙时，顿顿净米细面。平时则是粗粮和细粮对半。都家衣着也很朴素，和村里人没有多大区别，只要干净整洁就行。 勤劳田里长黄金，节俭家有聚宝盆。都麟荣当家几年，农田扩一掊，家财复了原，而且还盖起了平原一带少有的楼房，一时名声大振。1947年，都麟荣病故。但他盖建的两座楼房，至今还矗立着西水寨主街路北的一处宅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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