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烟总督赵尔巽“清史”难留名（五）

禁烟总督赵尔巽“清史”难留名（五）

尹昌衡。

《清史稿》。

赵尔巽公馆被确立为沈阳文物保护单位。

欲逃庄叟人间世，来听成连海上琴。

1913年秋，已交卸奉天都督一职的赵尔巽，隐居青岛宁阳路。当时，青岛人因其巷中多住清朝遗臣，遂叫“清官巷”。不久，王公大臣蜂拥而至，于是众人又呼“赃官巷”。赵尔巽用大量资金在青岛购置房产，并在高密路、天津路、海泊路修建了大批房产租售。

壹

与尹昌衡结怨

不甘寂寞的赵尔巽与陆润序、劳乃宣等旧官僚组成“十老会”，以怀念过去的日子。隆裕太后驾崩时，遗老们在胶州海关举行公祭，赵尔巽因悲伤过度，加上遭遇风寒，竟卧床不起。

窗外月儿皎洁，如同一把放在晶莹冰块上的刀，病中的赵尔巽时常梦见与赵尔丰携手新政的日子，梦里的赵尔丰，常常孤独一人驰骋雪原。每每醒来，赵尔巽老泪纵横。忆过往，他最后悔，不该与尹昌衡结怨。

尹昌衡（1884年—1953年），原名昌仪，字硕权，四川彭县（今彭州市）升平镇人。曾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教习（相当于校长）、四川军政府军政部长，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名人。少年时因其身材高大，异于常人，当地人又亲热地呼之“尹长子”。

1910年，尹昌衡在广西陆军小学堂为张鸣岐不容，辞职回到成都。通过颜楷父亲颜辑祜介绍，川督赵尔巽委尹昌衡任军事编译局总办，后改任督练处会办。时值四川已练成新军第十七镇，赵尔巽从东北调朱庆澜充任该镇统制官，其余高级职务也多由外省人担任，由此引起川籍军人强烈不满，产生排走外籍军人情绪。

尹昌衡排外尤其强烈，无形中成了川籍军人领袖。每逢宴会场所，川籍军人便使酒骂座，甚至指名叫骂外籍军人无能。赵尔巽对尹昌衡很是忌惮，始终不派入第十七镇任职，这让尹昌衡很是不满。两人由此结怨甚深，赵尔巽一度动了杀心，终因无法罗列罪名而罢手。

1911年4月，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藩司王人文代理四川总督，尹昌衡才升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教习。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为了向四国银行团借款用来镇压革命，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四川修筑铁路的股东，不仅有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铁路国有”收回了路权，招致四川各阶层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6月16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推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各地纷纷成立同志会分会，至7月全省同志会员已达数十万，各地群众抗议活动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同盟会员、革命党人和四川各地的哥老会合流，正酝酿着一场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大革命。

贰

了结一桩血仇

在此危机四伏的关头，1911年8月3日，赵尔丰正式接任四川总督。

一开始，赵尔丰想和平解决此事，他8月4日便亲临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接见股东，听取建议。但8月23日，川汉铁路总公司股东大会决定：“从24日起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厘税杂捐，概不行纳。”数日之间，成都以外各州县迅速响应。

与此同时，四川各地的同盟会、革命党人和哥老会领袖，正在筹划发动遍及全川的武装起义。这让清廷感觉危如累卵——

9月4日，清廷向赵尔丰发出切实弹压川人的上谕：“邮传部奏干路收为国有，早经降旨允行，决无反汗为患。倘听其藉乱滋事，以至扰害良民，贻误大局，定治该督之罪。”

9月6日，清廷再次下达上谕：“查拿为首之人，解散同志会，如有不付捐税者，即行拿办，并扫除一切抗拒之举”。

9月7日，赵尔丰以“阅邮传部电文”为由诱捕了蒲殿俊、罗纶、张澜等9名铁路公司董事和保路会骨干，宣布解散同志会，查封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等宣传保路报刊，查抄了蒲殿俊、罗纶等人的家。成都全城震动，数千名市民涌向督署要求赵尔丰释放人质，督署士兵枪杀20余名群众造成流血惨案。

“成都血案”成为武装反清的转折点，也将赵尔丰推向人生的终点。

12月8日，成都发生兵变，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相继逃遁，成都城内一片混乱。赵尔丰在军民恳求之下贴出告示维持秩序，交出四川政权。

为了巩固自己在新政权中的地位，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诱捕了已经交权的赵尔丰，并在成都皇城坝公审，当众尽斥其罪，并令部下陶泽琨将赵尔丰斩首于皇城“明远楼”。

赵尔丰的死，并未为尹昌衡带来仕途上的飞跃。

尹昌衡虽然于1912年平定了康藏叛乱，但被袁世凯骗至北京，以“亏空公款”罪判刑9年，在狱中险些被杀害。

尹昌衡入狱，赵尔巽心境稍微平复，但斩首弟弟赵尔丰的刽子手陶泽琨依然“逍遥法外”，他要为赵尔丰“沉冤昭雪”。

袁世凯得知赵尔巽的意图后，立即授意黑龙江护军使朱庆澜为赵尔丰议恤立传，并派人赴川调查陶泽琨的行踪。

1913年深秋，得知陶泽琨在重庆后，袁世凯密令四川都督胡景尹、师长周骏，将其逮捕杀害。

一桩血仇了结，也为袁世凯之后聘请赵尔巽出山，铺平了道路。

叁

印书之意愈切

1914年初春，青岛依旧是寒风呼啸，赵尔巽沉重的病势稍有起色。

3月10日，袁世凯的大总统令传到赵尔巽府邸，袁世凯聘请赵尔巽为清史馆馆长，编修清史。为请赵尔巽出山，袁世凯亲笔致函，奉承赵尔巽“学识渊深，谙习掌故”。

袁世凯还按当时北洋政府远程接送贵宾的最高礼遇，特派“花车”——有豪华内饰的高级专列前往青岛，接赵尔巽一家进京。

赵尔巽聘请前朝翰林院名流80余人，分任总纂、纂修、协修、提调等职，组成了修史机构。他还请袁世凯下令各地征选省、府、县图志以及私家传记碑铭墓碣等送往清史馆，以备修史之用。

由于经费充足，至1916年，进展顺利，“纂稿尚多”。

到1926年秋，《清史稿》书稿初具规模。此时。82岁的赵尔巽健康状况堪忧，因此，急切想在有生之年结束《清史稿》的编修工作。

经袁金铠居中联系，赵尔巽向张作霖等筹到一笔款项，预计用两年审定完成全部书稿。但仅仅过了半年，到1927年春，赵尔巽突然提出，将全稿立即付印。由于当时清史馆经费已近枯竭，部分编撰者也希望及早刊印，以稿费补发欠薪。如此情形下，尽管《清史稿》列传主要审定者夏孙桐等人强调史稿错误疏漏太多，反对贸然付印、遭人嘲笑，但未能说动赵尔巽。

1927年夏，几近灯枯的赵尔巽病倒了，“印书之意愈切”。此时，正好袁金铠自奉天到京。赵尔巽便召集全馆同仁至病榻前，将经费交付袁金铠，嘱托其负责刊印事务。

1927年，《清史稿》列朝本纪及部分志、表、传共50册刊印完毕，至1928年5月又印出其余部分81册。至此，536卷、800余万字的《清史稿》初步完成。赵尔巽在发刊词中称“此稿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故名曰《清史稿》。

肆

“清史”终难留名

最初的《清史稿》分关外本与关内本。

《清史稿》先由金梁（1878年-1962年，满洲正白旗瓜尔佳氏，光绪三十年进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提调，民国后曾任农商部次长）携至关外，他利用负责刊印之便，私下给自己加了“总阅”的名义，附刻了他自己的《清史稿校刻记》，又修改了某些文字，然后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运到东北的这四百部《清史稿》就被称为“关外本”。后来这个版本经过修改重印，故又称作“关外一次本”。

金梁印刷的一千一百部《清史稿》有七百部留在关内，清史馆的一些人发现了金梁的篡改，又将它改回来，并取消了金梁的“校刻记”和《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就形成了所谓的“关内本”。

时至今日，《清史稿》的版本已有关外本、关内本、金梁重印本、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日本印本等多种版本。

《清史稿》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是“急救之章”，有一定史料价值，但也为后人诟病。

一是，错误和遗漏比比皆是，包括但不限于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讹误；

二是，一方面极力谀扬清朝的功德，一方面极力避讳清朝的丧权辱国，并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

三是，兴中会、同盟会的成立以及辛亥革命前的诸多起义活动，都是清末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清史稿》几乎没有记载，对于在革命中牺牲的先烈，一律以“匪党”相称。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

赵尔巽未能亲见《清史稿》刊印出版，先于1927年9月病逝。这一年，还有另外两位重要的人离世，一是“戊戌干将”康有为青岛病逝，二是国学大师王国维颐和园自沉。

三位离去，并不会有时代碰撞的回音，就像减弱的篝火，不时蹦跳出几颗火星。而这一切，正如三岛由纪夫所说：“身体与精神的最低层顽强燃烧的火旋即归于止熄。”

封面新闻记者 仲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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