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张氏家族，出了“张氏三杰”！

一个东北回族家族的“张氏三杰”

文/陈馥

张氏族望在河北省沧州，也就是如今的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牛进庄乡东赵河村。明初其先祖迁居到东北，在今辽宁省本溪市火连寨镇营子村定居，世代务农。

张子文，我国著名伊斯兰学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大阿訇。他是1875年（清光绪元年）生人，在家中男孩排行老四，名德纯，字子文。张子文从小聪慧过人，喜读书，16岁考中秀才。他深知“知识改变命运”，于是离乡求学，辗转进关先后投在马玉麟、海思福等大阿訇门下，习经进学，学会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德语、俄语四种语言。

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入我国，闰八月某日下午，一队德国士兵在保定府一路鸣枪放炮，烧杀掠抢，轰毁城东北角的东岳庙和三圣庵，又要去火焚清真西寺。这支队伍的领头是一名叫葛里恩尼的中尉，他正要下令破门纵火，忽听有人用德语大喊一声：“且慢！”

一声吼震住了所有的德国人，只见一个青年阿訇站在经堂门口。德军士兵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葛里恩尼呆若木鸡，在这距欧洲万里之遥的东方古国，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的伊斯兰古清真寺门前，怎么竟然有会用他们的母语讲话的人呢？望着这位正对着他们怒目而视，又从容镇定、用德语义正词严地制止他们暴行的阿訇，葛里恩尼迟疑了一下，然后把手一挥，令手下的兵士怯生生地撤出了这巍峨的古寺。

那位胆识过人的青年阿訇就是张子文。

不久，一则《张阿訇德语退敌保古寺》的评书段子就在保定、北京，以至中原、东北大地传扬开来，而“德国张”的美名也因此在关里关外，甚至大江南北广为人知了。

1903年，29岁的张子文，应北京王浩然大阿訇之召，从保定来到北京，住在牛街，成为西单牌楼礼拜寺（时称“牛街下寺”）建成后的首任阿訇。1910年春，张子文率学生等毅然将象征清朝国民之发辫剪去，成为阿訇剪辫的第一人，在社会上引起轩然轰动。

张巨龄这样描述父亲：“他不像其他阿訇，只会读经，他能说会写，而且还办报、办学校，倡导回族群众实行‘强迫教育’，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义务教育’，主张回族子弟‘多学中外文’”。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廷倒台，共和初建，时局动荡，英、俄等国窥伺新疆、西藏地区，鼓动分裂。蒙藏事务局筹办阿拉伯文与汉文合璧的《回文白话报》等，张子文被聘为编辑主任，负责具体撰、编工作。《回文白话报》发行有效，抵制了英、俄等的分裂行径，巩固了西北边地的安定，受到民族群众和国家的称赞，张子文则因此而受到国民政府的奖赏，荣膺了七等嘉禾章。

1922年后，声名鹊起的张子文一度受老家本溪邀请后客籍沈阳，赴任沈阳清真北寺，参与创建女学和沈阳清真小学改建工程。1926年至1931年初，张子文牵头在沈阳马路湾创建了沈阳历史上唯一一座以词汇命名的“文化清真寺”。马路湾在当时被日本霸占，不允许中国人进入，但张子文却想：“你们不让中国人进，我偏让中国回族人能够进入。”张子文以他的威信争取了土地，还改变了以方位和地名命名清真寺的做法，而以“文化”名之，突出了他念念不忘教育回族子弟在学习阿拉伯文的同时，也要勤学苦读汉文的信念。

1936年，张子文在“文化清真寺”内创办了著名的“奉天私立回教文化学院”（即今“沈阳市回民中学”前身），坚持“养成回教教师人才”的宗旨，除阿拉伯、汉语、日、俄、波斯等多种课程外，还开设了簿记（珠算）、美术等多种科学文化知识课。奉天私立回教文化学院在当时培养了很多回族人才，学生们都以张院长为榜样，一个叫杨宝松的学生多年后仍然对开学典礼时张院长的一番话记忆犹新：“我叫张德纯，号子文。这个学院就是我为你们大家创办的，目的是要改变回回的出路，让所有的穆斯林都能有文化，有地位！”

当时正值日本人统治的伪满时期，每个学校都安排日本人进行监管，张子文不满这样的行为，坚持与他们周旋和斗争，他轰走了体罚学生的日本教师、拒绝了日本人提出将周五主麻日放假改为周日的要求、抵抗了增加日语课的安排。1942年日本天皇的弟弟来沈阳“视察”，写了一副字画送给张子文，张子文回到学校后当着同学们的面把这幅写着“天下无二主，万教归一”字画烧了，并说：“这字在他们日本人的眼里，是个宝贝了。但到了咱们的手里，就一钱不值！”

1943年，奉天私立回教文化学院迁至位于现沈阳方型广场附近的原日本锅山女子高中，后因与日本人的矛盾，张子文愤然辞职，回清真寺里做阿訇。

抗战胜利后，张子文历任沈阳回教会最高顾问、中国回教协会东北分会理事长等，曾三次作为受难民众唯一代表在庆祝东北回归祖国等数十万人的大会上致辞，控诉日寇罪行。

新中国成立后，张子文在北京先后任回族学校校长、教长。数十年来，他致力于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和回族青少年汉语和其他科学文化教育的同时，以“言必信，行必果”、“出必告，返必问”作为诚实教育和尊长教育的格言。1989年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发文指出：“张子文先生在历史上对传播伊斯兰教文化，培养回族人才所起的作用，应予肯定”。

张子文一生子女众多，近“耳顺”之后，还育有子女。在后来成人的5位子女中，著名演员张巨光已为人们所熟知，而《光明日报》高级编辑、回族史学家张巨龄也是撰述多多，为语文学界，特别是我国回族伊斯兰学术界所深悉。两人相差11岁，均出生于沈阳。

张巨光，1929年生人，幼年时即聪颖好学，少年时代，一度进入父亲所创办的私立沈阳回教文化学院，1945年抗战胜利后，曾在学校参加小喜剧“光复后的晚宴”演出。学校成立自治会，当选为宣传部长，参加过中苏友好协会的一些工作。1947年初，不足17岁的张巨光只身到北京，进入“华北艺术专科学校”攻读声乐，并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领导的文艺宣传队，开始了演艺生活。有时演出，或秘密开会，直到深夜才回到临时寄宿的东四牌楼清真寺。

1948年平津战役期间，国民党一边忙着准备撤退，一边还加紧镇压学生的示威，张巨光所在的“艺专”，参加了声势浩大的“七?五”运动，而张巨光恰是几位领导者之一，国民党将他列入了抓捕的“黑名单”。为躲避追捕，张巨光便与几名同学一起，奔赴东北，离开北京的那一天，正值张巨光19岁生日。

据张巨龄回忆，张巨光几个人搭火车只到天津，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只能徒步跋涉，用了十多天的时间才趟过辽河，来到了东北解放区，解放军部队首长和地方领导，热情地欢迎了这些曾在敌人眼皮底下战斗的进步学生。同年9月，张巨光入长春东北大学（今东北师范大学）文艺系音乐科学习声乐。1950年从该校文工组，调入东北电影制片厂（今长春电影制片厂）当演员，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电影艺术工作者之一。

当时，东北电影制片厂集中了许多优秀的名演员，他们深厚的表演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使年轻的张巨光大开眼界。因为是新演员，所接受的角色大都是临时演员和群众演员，但张巨光从不因为戏少而闹情绪，而是多找机会现场观摩。为了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他还大量阅读了中外名著，除了当演员，他还担任了剧组的文化教员，组织剧组人员学习时事政治，学习文化知识，抄写板报，组织剧组开展球类比赛等，成为剧组中的活跃人物。

从1953年到1962年的10年间，是张巨光从影生涯的辉煌时期。他知识面宽戏路宽，所扮演的人物中，老、中、青角色，正反面角色，他都擅长。既有革命干部、部队首长、老大爷形象，又有车间主任、工人师傅、医生等形象，还有敌军军官，他都能准确地把握好角色，精心塑造出许多人物形象。如在《平原游击队》中，他成功地扮演了诙谐幽默、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大义凛然，充满英雄气概的老勤爷；在《刘三姐》中扮演了和蔼可亲、疾恶如仇、富有正义感的“阿牛爹”，还有《红孩子》里那沉着机智的酒店公公等，这些，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0年，张巨光去广西桂林拍摄《刘三姐》，为了将“阿牛爹——老渔夫”的形体动作表现得尽可能惟妙惟肖，他利用途经北京的间隙，专门赶回家里，观察时已85岁高龄，但身体还很健康的父亲，看他走路、转身的姿态，体验他举止动作的每一个细节。接着，便艺术加工地模仿起来，还叫来弟弟巨龄当观众，张巨龄回忆：“他背对我，将一条手巾包在头上，腰微微前倾，做着后边有人叫他，而他则转身回望的连贯的表演。那蹒跚地挪步，那双手前垂半僵似的转身，还有那缓缓抬头的观望……啊，倘使不看那张年轻而充满活力的面容，你简直不会相信，他那时才30岁！”

因为执著、踏实、认真，60年代初张巨光已成为知名演员，还获得“先进工作者”的称号，他所在剧组的拍摄，也曾不止一次地接受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的现场检阅。一次，周恩来到长影观看他参与主演的话剧《雾重庆》，当握着他的手时还幽默地开了一句“噢，你长得很像溥仪”的玩笑，接着，还询问他拍了多少片子，鼓励他和同志们继续努力，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影片形象。

每当提起那情景时，张巨光都非常自豪，一再表示：决不辜负领袖们的期望！有一次，张巨龄问他：“哥，要是年岁大了，还演戏吗？”“演！”张巨光斩钉截铁地回答：“但是，如果真的跑不动了，我就到电影学院去教书，当个教员，去培育新一代的电影演员”。就在张巨光满怀信心，准备迎接新的角色时，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张巨光因为“莫须有”的家庭出身问题，受到了迫害。1968年8月，精神恍惚的张巨光出了车祸，年仅39岁的他离开了心爱的演艺事业，留下了妻子和年仅6岁的女儿。

图：1952年张巨光（22岁）与张巨龄（11岁）兄弟俩合影

1978年，长春电影制片厂为张巨光平反，并举行了追悼会。吉林省影协在挽联中这样写道：“文彩初萌一枝蓓蕾遭损折；音容犹在九泉含冤得昭雪”。现在，张巨光的遗孀韩云芝居住北京，而他们的女儿——张红舫则已远离祖国，客籍美国。

张巨龄，1941年生人。6岁时随父亲张子文和母亲迁居北京，后住在德胜门附近。张巨龄从小就受父亲影响，继承学习回族文化，研究回族历史。“文革”后，坊间曾盛传“周恩来从中南海救出张子文”，对此，张巨龄澄清：张子文其实在“文革”正式开始前半个月就去世了，但传言不是空穴来风，虽然乡老所说时间不对，但以张子文的名望和其为国家、民族有所建树与历史作用，不但没有被划为“右派”，连“文革”时也没有被抄家。没有党的政策，或是像周总理等各级领导的关怀，是真的难以想象的。

虽然父亲和家里未被“文革”祸及，但张巨龄却没有幸免。上高中时，张巨龄是班主席，各方面都是属于前列的。但在“左”的思想桎梏的时代，宗教人士被无端划为“剥削阶级”，他这样出身的学生，尽管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了，最终还是不能入团，还是不能上向往已久的北大、清华，只能落在投考志愿表倒数第二的北京师范学院这样市属的高校。但张巨龄却自强不息，在四年大学生活中，他利用别人可以参加政治活动、团课学习的时间，努力攻读，终于丰富了自身知识。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差一里地就出了北京地界的郊区，当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村中学的语文教师。

张巨龄从1968年开始被冲击，住马棚、送粪、挖河，甚至在11月的冰冷天气里，只着一条短裤，泡在齐腰深的河里去打蒲草。一个曾经踌躇满志，决心用所学知识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刚刚出大学校门不久的有志青年，竟一下子被扣上了“严重政治问题——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处理’”的帽子，而且一戴就是十年，直到1980年底，才得以平反。最黑暗的日子里，张巨龄并没有放弃。他专心致志读自己想读的书，不只是课内的，还有一些人所谓的课外“杂书”。这种日积月累的阅读，对他后来从事语言和语文研究事业有了极大帮助。

1972年之后，张巨龄担任北京市中学教师进修教育工作，讲授《汉语语言学》《现代文学》《写作》等专业课，并应邀参加中学语文教师教学和自学参考资料的编写工作。1983年，张巨龄参与创办并主持《光明日报?语言文字》专刊，那时，支持该刊的九位编委都是我国语言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其中包括已至耄耋之年的王力、吕叔湘先生。2003年后，张巨龄在返聘两年后，作为光明日报的高级编辑、著名语言学家，先后被湖南理工学院敦请任特聘教授。2007年，北京人文大学又邀其担任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特聘教授。

几十年来，张巨龄出版了《语文?情趣?教学》《语文教学初阶》《诗词格律浅说》《语海泛舟》《绿苑钩沉》等专著。张巨龄对记者说：“人活在世上，最基本的信念就是要对得起家族、亲朋、事业和祖国，不要因为自己的存在，让自己家族的人感到是个麻烦，不要因自己的存在，让亲朋们和一切认识你的人觉得脸上无光，进而要让家族、亲朋感到因为你的存在而自豪和骄傲。只有做到这最基本的一切，才能无愧于祖国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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