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干氏的郡望堂号和主要迁徙位置(百家性里有没有姓千的)

段干这个姓氏让人们不是太了解，怎么能够知道到他的详细资料呢？他的郡望堂号都是有什么呢，我们怎么才能更加的了解呢，还有他们现在的位置都是在哪，所以这些个问题都由我们的华易算命网小编来告诉大家。

段干氏的郡望堂号有什么

堂号，本意是厅堂、居室的名称。堂号是家族门户的代称，是家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同姓族人为祭祀供奉共同的祖先，在其宗祠、家庙的匾额上题写堂名，因而堂号也含有祠堂名号之含义，是表明一个家族源流世系，区分族属、支派的标记；是家族文化中用以弘扬祖德、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是寻根意识与祖先崇拜的体现。

所以，堂号和郡望一样，都是中国姓氏文化中特有的范畴。也是中国人进行寻根问祖时不可不先熟悉的一个概念。

郡望

扶风郡：周朝时期即置郡，其时辖地在今陕西省兴平、咸阳一带地区。汉朝武帝太初元年(丁丑，公元前104年)设置了右扶风，与京兆、左冯翊合为三辅，治所在今陕西省兴平市，其时辖地在今陕西省长安县以西、凤翔县一带。三国时期曹魏政权改其名为扶风郡，治所在隗里(今陕西兴平)，其时辖地在今陕西省麟游县、干县以西，秦岭以北、山东省平原县以南一带的广大地区。五代时期的后汉政权将其辖地限定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一带地区。西晋时期则移治到池阳(今陕西泾阳)。南北朝时期的北魏王朝再移治到好畴(今陕西乾县)。隋、唐两朝，则以今陕西岐州一带为扶风郡。

鲁郡：亦称鲁国、鲁国郡。西汉朝初将秦朝原来的薛郡改为鲁国，治所在鲁县(今山东曲阜)。三国时期的曹魏及晋朝改为鲁郡，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曲阜、泗水、滋阳一带地区。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又改为任城郡。另外，隋朝时期有个鲁州鲁郡，唐朝时期有个兖州鲁郡，其间虽然都辖有曲阜，如隋朝时期曾改鲁县为汶阳县，继而恢复曲阜原名，而治所均在兖州。唐朝时期鲁国郡曾迁至今山东省的滋县。

堂号

鲁郡堂：以望立堂，亦称鲁国堂。

扶风堂：以望立堂。

段干氏的人主要迁徙位置都分别在哪

据史书考证，段干木是段干氏的始祖，出自战国时期的魏国，得姓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魏国当时在今山西省芮城及以北地区，因此段干氏首源地应在山西，后来逐渐向东播迁。段干氏望族出扶风郡、鲁郡。

段干氏，其渊源在历史上一直是最含糊的姓氏之一，有两种主流说法：

第一种：

段氏起源于姬姓，姬姓的始祖是黄帝。黄帝打败蚩尤后，为他的二十五个儿子中的十二个分封了不同的姓氏，其中就有姬姓。黄帝的嫡系后裔长期以来保持着“姬”姓。黄帝的第三十一世嫡孙郑武公(姓姬，名掘突)，他是春秋时期郑国的第二代君主。郑武公的妻子武姜生长子庄公时难产，生二儿子叔段时却很顺利，因此她喜欢叔段而不喜欢庄公。郑武公病重时，她请求武公立共叔段为太子，郑武公没有答应。叔段与姜氏合谋，并准备袭击庄公。庄公获悉后派兵讨伐。叔段大败，逃到一个叫共这个地方，所以叔段又叫共叔段，共叔段的后代为了记念他，把姬姓改为段氏。传到第五世，为段干木，由此产生了段干复姓。

第二种：

段干氏与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老子颇有渊源。“段、干”本来是战国时期魏国的两个邑名。根据史籍《史记·老子传》中的记载，老子的孙子叫李宗，是魏国的大将军，先后受封于段、干两个地方，故而得复姓，称段干氏。近有学者认为，段干氏不见得就是李宗的后裔，因为“联邑为氏”的现象在历史上很稀少，且在李宗分衍的姓氏中绝无仅有，因此不能因李宗先后有两个封邑，就认定段干氏就是其后裔“联邑为氏”的结果。此说很可能是一种宗源无考而产生的牵强之说。

百家性里有没有姓千的

历史来源
「干」源出：
1、以国为姓。古代有干国（在江苏扬州一带）。春秋时被吴国所灭，国人便以国名为姓，遂成干氏。
2、春秋时，宋国有一大夫干犨，他的后代子孙以他的名字中"干"字为姓，亦称干氏，成为干姓的一支。
3、周武王之子邗叔之后，本作邗 ，后去邑作干，成为干姓。
4、以邑为姓。《姓氏考略》记载："吴有干隧之地，故多干姓，殪以邑为氏。干隧，战国时地名，越王擒吴王夫差之所，在今江苏吴县西北。"
5、北魏 干氏改为干氏。见《魏书.官氏志》。又三字姓厘若干氏改为干姓

千(仟)[仟，读音作qiān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鲁国闵损，属于以先祖名字简改为氏。
春秋末期鲁国闵损、字子骞，是孔子的弟子，德行很高，为孔门七十二贤士之一。
闵损年少时，亲母早逝。后母对他很不好，冬天只让他穿很薄的衣服，衣服里填充的不是棉花，而是芦花，却让她的两个亲生儿子穿厚软暖和的棉袄。闵损的父亲知道后，十分生气地要赶走后妻。但闵损却对父亲说：“母在，只我一人受寒；母不在，三个孩子都要熬冷！”阻止父亲驱赶后母。其后母得知后，很受感动，悔改了自己的行为。
后来，世人奉闵损为骞王，其孙子就以祖父的字为姓氏，称骞氏。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的文字简化改革，使骞氏族人在户籍登记时被简化讹改为“千”氏，至今其族皆用“千”为姓氏，其祖居地骞王村易名为千家村(今陕西户县)，但老一辈人则多是“骞”、“千”互用。

第二个渊源：源于古氐族，出自东汉中叶西域氐族部落大将杨腾，属于以迁居地名为氏。
据史籍《清宫旧事》一书记载，千氏始祖名杨腾(公元？～210年)，为仇池国(今甘肃西和)君主之一，是为该国开国君主，在位期间为公元184～210年。逝世后由二子杨驹继任。
杨腾原为西域氐族部落中的一员大将，勇健多谋，在东汉建安中期(公元196～219年)，占仇池方圆百顷地而立国，据《水经注》记载，仇池山“上有平田百顷，煮土成盐，因以百顷为号。山上丰水源，所谓清泉涌沸，润气上流者也。”杨腾因此自号“百顷氐王”。
至三国曹魏时期，杨腾的继承者以“百顷氐王”王位迁徙入西蜀地区(今四川西昌)，改杨氏为千氏，从此四川地区有了千氏。后社会战乱，该支千氏子孙零星散落，生息于四川、云南边远山区。
本书按：今多有史学家指认杨腾为羌族人，是错误的。杨腾是氐族人。

第三个渊源：源于氐族，出自明朝大将千岩，属于帝王赐姓为氏。
据史籍《大明遗民史渊源补遗》记载：千氏始祖千岩诞生于元朝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武科及第，因出生地为蜀西(今四川西昌)终北山千高峰万切岩，故而明太祖朱元璋赐其姓千，名岩。
千岩后裔世居颖阳，在有明一朝世代为武将，地位显赫。后有裔孙总督将千万里驻军朝鲜半岛，抗击倭寇。千万里后受朝鲜李氏王朝挽留，授朝鲜国二品大员，子孙繁衍于斯地庆尚北道永川市属面、釜山镇支城等处，因此韩国千氏以颖阳为本贯。

二.各支始祖：
千　岩：蜀西终北山千高峰万切岩人(今四川西昌)。著名明朝将领，明太祖朱元璋赐姓千，为千氏得姓始祖之一。
三.分布：

现在四川的西部，台湾省的台中市，山西省，北京市，河南省郑州市的上街区、焦作市武陟县，陕西省的户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的新市区，浙江省武义县，日本国九洲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市、大韩民国庆尚北道永川市属面、釜山镇支城等地，均有千氏族人分布。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鲁　郡：亦称鲁国、鲁国郡。
陇西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置郡，因在陇山之西而得名。
蜀　郡：战国时期秦国置郡，治所在成都(今四川成都)。其时辖地在今四川省成都市一带。
颍阳郡：春秋时期为“鹿上”，战国时期为“巨阳”，秦朝时期属“颍州郡”，汉朝时期为“细阳”，魏、晋两朝时期为“宋县”，隋朝时期为“颍阳”，唐、宋两朝时期被并入“汝阴”，元朝时期则属“颍州”，明朝最后改其隶属“凤阳府”。
八.历史名人：
千　献：(生卒年待考)，蜀郡人(今四川成都)。著名汉朝蜀郡都尉。

千　岩：(公元1350～？年待考)，蜀西终北山千高峰万切岩人(今四川西昌)。著名明朝将领，千氏得姓始祖之一。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武科及第，定居河南登封颍阳郡，明太祖朱元璋赐姓千。

千万里：(生卒年待考)，千岩裔孙；河南登封颍阳镇人。著名明朝将领，朝鲜、韩国千氏鼻祖。
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定居朝鲜半岛(今韩国)，任正二品资献大夫，封花山君。
千　魁：(生卒年待考)，蒲城人，明万历四十五年举人，后任高阳县知县。

千　兆：(生卒年待考)，清康熙年间举人。

千　殊：(生卒年待考)，清康熙年间举人。

千　藻：(生卒年待考)，清康熙年间举人。

千葆仁：(生卒年待考)，清嘉庆年间科举入仕任武安县知县。
清嘉庆年间，云南省有千氏后裔千葆仁科举入仕，先授河南省武安县知县，后改任河南省涉县知县，颇有政绩。
千家驹：(生卒年待考)，浙江武义人。著名当代经济学家。

千容宅：(生卒年待考)，韩国庆尚北道永川人。著名韩国金大中时代国防部长。

千炳奎：(生卒年待考)，韩国庆尚北道永川人。著名韩国财务部长。

千命基：(生卒年待考)，韩国庆尚北道永川人。著名韩国福利部长。

千正培：(生卒年待考)，韩国庆尚北道永川人。著名韩国检察部长。

千淳鹤：男，(公元1934～今)，黑龙江穆棱人。著名当代审计专家。
毕业北京经济函授大学。1952年9月参加工作。原任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发展局审计处处长、高级审计师，省森工审计学会副会长。
千·阿木尔：(公元1956～今)，蒙古族；内蒙古准格尔旗人。著名中共地方党务工作者。
伊克昭盟乡镇企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千晓芒：(公元1963～今)，女，河南焦作人。著名基础教育家。
河南省博爱县教师进修学校中学二级教师。

郡望堂号的由来演变

秦汉以后，随着家族的繁衍迁徙，姓氏原有的以血缘论亲疏的文化内涵逐渐淡化，而以家族地望明贵贱的内涵成了姓氏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地望，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并以此而别于其他的同姓族人。历代的姓氏书中，其中有一类是以论地望为主（如唐代柳芳的《氏族论》和南朝刘孝标的《世说新语》）。《百家姓》刻本，也往往在每个姓氏前面注明了“郡望”。如魏晋至隋唐在我国北方形成的“四大郡望”：范阳（今北京至河北省保定一带）卢氏，清河（今河北省清河一带）崔氏，荥阳（今河南省郑州一带）郑氏，太原（今山西省太原一带）王氏。
“郡”是由春秋战国到秦代几百年间逐渐形成的地方行政区划。春秋时，秦、晋、楚等国有边地设县，后逐渐在内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后，各国开始在边地设郡，面积较县为大。战国地在郡下设县，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行政区划制。秦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36郡，后增加到40多郡，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权组织的一部分。汉至隋唐继承了秦代的郡县制，但是具体的郡县划分有所不同。隋唐时代，往往州、郡的名称能相互代用，但大多数时期称“州”不称“郡”。到了宋代，“郡”的行政区划已经作废。
但“郡望”作为专指某些地域某一名门望族的习惯用语，却保留下来。并与门阀制度紧密相连，在封建社会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沿用不衰。 所谓门阀，亦即门第阀阅，指封建社会世代显贵，影响大，权威高的姓族家门。这些所谓“高门大姓”一般地说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权威和声望自然造成，一旦形成则显赫无比，十分威严，并世代传承。有时官方尚作明确规定，宣称某称为望族大姓，甚至具体划分姓族等级，确定门阀序列，各姓族权益的地位不等，这就是所谓的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始于西汉，汉代刘氏皇族引经据典，论证其为帝尧之后，是高贵的血统，声称他们天生是要称王做帝的。东汉时期，门第等级观念已十分盛行，门阀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亲属往往高官厚禄，数世不衰，如弘农华阴杨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汝南汝阳袁氏四世五人位至三公、汝南平舆许氏三世三人官居三公等，皆成为当时令人称羡的高门望族。
由于某一姓氏的姓源或发祥、聚集、变迁之地非止一处，于是一姓常常不止一个郡望，但通常以其中一个郡望为主，以区别主从及尊卑。 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高门望族相比，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寒门”、“庶族”。他们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财产，其成员也有入仕的机会，但总的说来，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极受压抑，其社会地位也无法与门阀士族相比。当时用以铨选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这种门阀制度的集中表现。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据门阀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采纳乡里舆论，将人才分为九个等级进行推选，以任用官吏。
但是，以家族为基础而盘踞于地方的门阀士族，很快就垄断了荐举权，其结果便是只论门阀家世，不论才行品。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无才无德，总被列为上品优先入仕，得授清贵之职，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被列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能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职，以致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门阀士族不仅各自控制地方权力，同时还左右朝政，国家法令又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士、庶这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如有士族与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担任的官职，称为“婚宦失类”，是十分耻辱的事，会因此而受到排挤和嘲讽。
在门阀制度下，不仅士庶界限十分严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团中不同郡望、堂号的宗族也有贵贱、尊卑之分。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论》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论述：在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姚、王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为“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以上“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合称“四姓”，“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选”。
即使在上述“四姓”中，也因门第阀阅而有等级高下之分：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为“膏粱”，有令、仆(射)者为“华腴”，有尚书、领、护以上者为“甲姓”，有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有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有吏部正副郎者为“丁姓”。
为维护、推行门阀制度，载录门第、区别族系的谱牒之学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刘孝标所注的《世说新语》中，引证的家谱、家传达数十种之多。这种别贵贱、分士庶的门阀制度，不仅的魏晋南北朝时十分流行，而且影响深远，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准则习俗。南宋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对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以便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
在封建社会里，最尊贵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称为“国姓”。皇帝对有功的臣僚赐“国姓”以示褒扬，接受赐姓者无不以此为荣。 刘汉王朝时就明文规定，凡刘姓之人就可免除一切徭役，享受“六百石”的中级官吏的待遇。李唐王朝的编修姓氏书中，也明文规定了姓氏尊卑的排列。唐贞观十二年，吏部尚书高士廉奉诏撰修《氏族志》时，因沿袭魏晋南北朝旧例，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李姓为第二，唐太宗大怒，亲自出面干涉，改李姓为第一，外戚之姓为第二，崔姓降为第三。武则天执政时，修纂《姓氏录》，改武姓为第一。
唐时，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并称“五姓七族”，门第最为清高。子女婚嫁首重门第。即使身为宰相的李义府也因不属“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为其子向山东崔氏求婚时，也遭精通拒绝。
最能说明姓氏贵贱，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影响深远的姓氏书，当数宋朝编撰的《百家姓》。《百家姓》的前八姓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姓是国姓，当然位居傍首，钱为吴越王之姓，其余六姓为皇后外戚之姓。
门阀制度下，姓氏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婚姻问题，以至前途命运。甚至连日常交往、场面坐次亦明确有别，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咏史》诗中曾对这种不合理现象做了尖锐的批评，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草。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诗中“金张”指西汉宣帝时的权贵金日石单和张安世，他们的后代凭着祖先的世业，七代为汉室高官。而奇伟多才的冯唐（即诗中之“冯公”）却因出身微门，竟一生屈于人下，不能展露其才。
这种以地望明贵贱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姓氏延续了古代以氏论贵贱的传统；列出姓氏的郡望也使姓氏在发展繁衍的过程中，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可寻的主流与支流脉络。历史上，一般姓氏，都有多个郡望，说明它们是由古代同一个或几个“根”上在不同的时期衍生出来的“分支”、旁系而已。 郡望现象到现在尚不绝迹，归因于人们的寻根念祖的观念意识。现在人们还很重视自己姓氏的来历和郡望，特别是现代寓居异国他乡的华人，大都把自己的姓氏、郡望、家谱视为命根子，常常以同姓、同郡望来联宗认亲。据资料统计，在当今台湾2200万人口中，汉族占96.4%以上，几乎每一个姓氏都保留着传统的姓氏郡望，以示不忘对故土先人的眷恋之情。台湾同胞每遇红白之事，多在门前悬挂标有郡望的灯笼，以示世人。
尤其近年来随着全球寻根热的兴起，海外炎黄子孙纷纷归国，旅游观光，寻根问祖。姓氏郡望成为他们追寻家世渊源，谒祖朝宗的重要依据。“姓氏郡望”这一传统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等方面，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我国姓氏中郡望堂号最多的是张姓，有43望之多，此外王姓也有32望。然而，今天的张姓则习惯称16望，即清河、南阳、吴郡、安定、敦煌、武威、范阳、犍为、沛国、梁国、中山、汲郡、河内、高平、百忍、金鉴。其中，除最后两个是堂号外，其余14个全是郡望；王姓则称23望，即太原、琅邪、北海、陈留、东平、高平、京兆、天水、东平、新蔡、新野、山阳、中山、章武、东莱、河东、金城、广汉、长沙、堂邑、河南、三槐、开闽，其中三槐、开闽是堂号。由于张、王二姓历来就是我国的大姓，其郡望堂号也要较其他姓氏为多。
我国的不少姓氏只有一个郡望堂号，如丁氏只称济阳堂、于氏只称河南堂、并氏只称南阳堂、郑氏只称荥阳堂等等。至于宋元以后，人们对郡望、堂号的内容不再有所区分，把二者同样作为姓氏发祥地的代称，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郡望堂号的来历

“堂号”多源自本姓祖上某一历史名人的典故事迹或趣闻佳话。例如： 　孟姓的“三迁堂”，相传孟子幼时家靠墓田，孟子就学埋坟、哭丧的事。孟母为了教育好儿子，就迁到集市旁边住。孟子又学叫卖东西的声音，孟母只好又迁。最后迁到学校旁安家，孟子学习礼让进退。由于孟母三迁，注意家庭教育，使孟子成为圣人。
孟姓又以平陆等为其堂号。
赵姓的“半部堂”，出自北宋王朝开国宰相赵普“半部《论语》安天下”的典故。
周姓的“爱莲堂”，出自北宋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他在《爱莲说》中，曾赞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 　谢姓的“东山堂”，出自东晋著名政治家谢安的典故。谢安，字安石，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淡薄名利，隐居会稽东山。在国家危难的关头辞别东山，出任宰相。指挥淝水之战大获全胜，继又北伐，收复青、兖、徐、豫等州；成为流芳千古的英雄人物。成语“东山再起”说的就是谢安。
刘姓的堂号“蒲编堂”，典出三国蜀汉皇帝刘备故事。东汉末年，刘备家居涿县，幼年丧父，贫苦无依，和母亲一起织席卖草鞋为生。起事后，常被政敌蔑称为“织席贩屦小儿”。刘备称帝后，常思其母编织蒲席之苦，茶饭无味。刘姓后人遂以“蒲编”为堂名，以告诫子孙勿忘祖先创业之艰辛，以简朴勤奋为本。
杨姓的“四知堂”，出自东汉杨震拒收贿赂的故事。东莱太守杨震路经昌邑，当晚昌邑县令王密求见。王密为讨好上司送来“十金”，并对杨震说：“三更半夜无人知晓。”杨震严肃地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没人知道呢？”王密只得羞惭而退。杨震后来担任司徒、太尉等重要的职务。为了纪念杨震的一身正气、廉明清正，杨姓后人将“四知”作为家族的堂号，鞭策子孙效法祖先的清廉家风。
王姓的“三槐堂”，出自北宋王祜“植三槐，自知子必贵”的故事。王祜是开国名臣，曾任尚书、兵部侍郎等要职。他曾亲手在自家庭院里，种了三棵槐树，并预言说：“我的后代一定有担任‘三公’一类高官的。先用这三棵槐树当标志吧。”后来他的儿子王旦果然当上了宰相，天下人都称之为“三槐王氏”。“三槐堂”由此得名。 　韩姓的“昼锦堂”，是北宋社稷重臣韩琦致仕归里，在相州故居修造厅堂之名。典出《史记·项羽本纪》，秦末项羽统兵破咸阳亡暴秦后，思归江东，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后以富贵还乡为“昼锦”。韩琦以“昼锦”为堂号，绝非小人得志后的矜夸炫耀；而另有深意——把“昼锦堂”诗刻于石上，以告戒自己和后人：夸耀名誉地位，是一种令人菲薄的陋行；而应当把功业荣华作为对自己的激励和儆戒。北宋文坛巨擘欧阳修在《相州昼锦堂记》一文中，对此论说甚详。
孙姓的“映雪堂”，出自西晋孙康映雪夜读的典故。孙康自幼笃志好学，家境贫寒，无钱买油点灯夜读，冬夜利用白雪反光刻苦研读。由于勤奋攻读，学富五车，官拜御史大夫。孙姓后人把“映雪”作为堂号，旨在激励子孙发奋读书，立志成材。
郑姓的“著经堂”，是赞颂东汉著名的经学大师郑玄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郑玄潜心著述，聚徒讲学，融会贯通，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博陵（河北安平）崔姓的堂号为“噤李堂”，“噤李”是指使李白不能够开口吟诗。唐朝崔颢游黄鹤楼，在楼上题了一首诗《黄鹤楼》，文情俱佳。后来李白也游黄鹤楼，看到黄鹤楼的美景，提笔也要题诗，见到崔颢的诗，便不敢在上面题诗了，只是吟道：“眼前好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从宋代开始，一些文人雅士喜欢把“堂号”署在诗文书画作品上。后来，干脆自己命名一个“堂名”，在文化交流时签署使用。实际上，这些文艺家已把家族的“堂号”逐步演化为个人的“斋名”。文人为书斋所取之名，又称为“室名”，例如：宋代文人蔡京的“六鹤堂”、陆游的“双清堂”，元代文人黄公望的“三教堂”，明代文人汤显祖的“玉茗堂”、吴文华的“济美堂”、谭元春的“岳归堂”，清代文人秦荣光的“养真堂”、陈廷庆的“谦受堂”等。
现代文学艺术家刘半农的“含晖堂”、丰子恺的“缘缘堂”、陈寅恪的“寒柳堂”、冯友兰的“三松堂”、张大千的“大风堂”、刘海粟的“艺海堂”、李可染的“耕牛堂”等都是著名的斋名。单字的斋名，在20世纪前期较为盛行，如王国维的“观堂”、鲁迅的“俟堂”、郭沫若的“鼎堂”、周作人的“知堂”、孙犁的“耕堂”、冯其庸的“宽堂”等，已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所熟知。
近代许多政客、名人迁居天津，他们在天津购买私人住房时往往用“堂号”，却不用本人姓名。例如：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以“树德堂袁”的名义买下河北区元纬路和地纬路之间20多亩土地，建起规模宏大的袁氏花园公馆。
1912年，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黎元洪在旧英租界盛茂路（今河北路），以“大德堂黎”的名义，购买土地，建造高级住宅。
1927年，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以“宝墨堂徐”的名义，购地15亩，建起8所住宅。
吉鸿昌将军在天津的住所，是1930年以“有余堂”的名义购置的。宋哲元将军在天津的住所，是1932年以“明德堂”的名义购置的。张自忠将军在天津的住所，是1936年以“安庆堂”的名义购置的。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铭在天津的住所，是1931年以“大福堂”的名义购置的。爱国工商业者周叔弢先生的寓所，是1935年以“诗礼堂”的名义购27亩地建造的；爱国实业家毕鸣岐先生的寓所，是1944年以“永顺堂毕”的名义购买的。
政要名流购买私人住宅乐于用“堂号”之名签署登记，究其原因，一是为了显示家族的声望和地位；二是不必显示张扬自己的姓名。这种作法也体现出天津近代民俗的一种习尚。

本文地址:http://www.dadaojiayuan.com/qimingdaquan/276016.html.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602607956@qq.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

上一篇: 南宫氏的郡望堂号和主要迁徙位置

下一篇: 姓易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