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卡夫卡一篇最著名的梦境小说《乡村医生》

解析卡夫卡一篇最著名的梦境小说《乡村医生》

“我十分窘迫：我要作一次紧急的远行；一位重病患者在十里之外的一个村子里等我；漫天大雪铺天盖地地飘洒在病人和我之间那广阔无垠的大地上，我有一辆马车，轻巧且车轮大，在我们乡间的道路上行驶完全合适；我穿好皮外衣，手里拿着医疗箱，站在院子里整装待发，可就是没有马，没有马。”

《乡村医生》首先是一个梦，一个乡村医生的梦，只有以梦的逻辑来理解才能真正进入它。第一个出现的情绪是“焦虑”，这是每个人梦境的主题之一。因找不着某样东西或某个人而焦虑异常，我想这是大家在梦里都出现过的情形。接下来，“我”随意地踢了一下猪圈的门，没想到一个马夫从里面拉了两匹马出来，女仆在一边笑着说：一个人总是不晓得自己家里有什么东西。

这正是梦境的逻辑之一：以一种想象的方式自我解除焦虑。但是焦虑只是得到暂时的缓解，接着它又以另一种方式更加凶猛地扑来马车夫企图占有 “我”的女仆，而“我”却无能为力地被他赶走了。从这种情节的设置已经可以略窥这篇小说的主题了，那就是个人面对外界的无能为力和由此产生的难以解除的焦虑。

开头的这段叙述还表现了梦境的两大特点：强烈的情绪和强烈的想象力。

以前看好莱坞电影《沉默的羔羊》，里面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霍普金斯指导朱迪福斯特如何去抓那个为了想要变成女人，而剥女人皮做衣服的变态杀人者。他说“人的想象是从身边最熟悉之处开始的”，暗指罪犯杀的第一个女人一定是他认识的熟人。平时我们总以为想象力是最天马行空不可捉摸的，其实最能引起我们想象、想象的最多的，恰恰是我们每天见到的最熟悉的，它们总在我们的梦境里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在这个梦里，作为一个乡村医生，他把自己焦虑的情绪表达为两种情况：要出诊时却没有出行的公具；自己喜欢的女仆有被恶奴侵犯的危险。前者是日常生活情形的直接再现，后者更像是他日常生活中的潜意识在梦境里的延续性思维。

马从猪圈里钻出来，这违背日间生活的常识，但却又是梦境的逻辑之一：事物的发生发展具有自我设定的、荒诞随意的转移和嫁接。“我”为了解除焦虑，给自己找出了两匹马，而它们从随意的任何某个地方变出来都行。梦境的这种逻辑很像小孩子时的撒谎和圆谎，大人听了觉得可笑荒诞，我们自己却认为天衣无缝。如果把梦境的这种想象称为“突发式”或“灵机一动式”，那么下面两段想象可以称为“扩展”式的：

“那两头高大而又强壮的牲口，一匹接一匹互相推搡着拼命往前挤，马腿紧贴着身子，漂亮的马头像骆驼一样低垂着，把门口完全堵严实了，只有使劲将它们的身子转个个儿才能走出来。不过，它们马上就站直了，马腿很长，身子直冒热气。”

“罗莎叫起来，准是预感到她的命运已无可避免，跑进屋里；我听见她把门链当啷一声挂上；听见她把门锁锁上；此外我还看见她在过道里继续急如星火地穿过屋子，把所有的灯都关上，使别人找不到她。”

毫无疑问，这两段扩展式的想象都是极其精彩的，前面一段镜头像贴着马在拍摄，后面一段是个远景：黑夜中高大的老屋，罗莎的剪影在窗口快速闪动，门锁哐哐作响，灯光依依灭去。

《乡村医生》最初吸引我是因为它是一个梦，现在也依然是这个原因。我不认为它里面有作者刻意安排的象征、隐喻或者所谓深刻的逻辑思辨，这一切都是梦境本身所具有的，不是作者为了表达其它重大的主题而假借一个乡村医生的梦来刻意安置的。这正是这篇小说的奇妙之处它为一个乡村医生做了一个梦。其实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换了我们，连自己的梦都搞不清楚无法知道来龙去脉，怎么替别人做梦呢？而卡夫卡正是洞悉了梦境与个人生活的关系，掌握了头脑做梦的规律，才能为别人做梦。所以对这篇小说的任何解读都不能离开“乡村医生”这个特定的角色。

作为一个乡村医生，他的梦境和他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梦里的一切也都是由他日常生活的变形而来场景、人物、事件、心理、情绪，人物之间的关系和由此而起的情感也都是由日常生活里的人物关系演变、强化而来的。“我”与女仆罗莎的关系，与马夫的关系，在真实生活中可能是非常风平浪静的，对女仆的喜爱与对马夫的厌憎仅仅只是一些被忽视的潜意识，而在梦境里“我”把这些潜意识编织为一个惊心动魄的情节马夫赶走了我而欲对女仆施暴，在这个情节里，喜爱、厌憎、恐惧、懊悔、担忧、焦虑这些情感都被激发了出来。

同样，作为一个乡村医生，他与病人以及病人家属的关系也在这个梦里夸张变形。

先看这一段：

“我”到了病人家里，病人(男孩)“从羽绒被子里坐了起来，搂住我的脖子，在我耳边悄悄说：大夫，让我死吧。

这段话传递了两个信息：第一，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常常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切；第二，病人的这句话应是出于乡村医生在日常行医中感觉到的病人痛苦的眼神，那种因痛苦而求死的哀伤在梦中变为实际的恳求。

第二段：

“我”在给病人治疗时依然为女仆罗莎的事情焦虑，而病人家属却误会我不舒服；“我”觉得这个病人根本就没有病，在证实了这个想法后更加充满抱怨，觉得自己对工作已经太过尽职了，而“我”的付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理解和回报，

为了一个没有病的人我却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失去自己心爱的女仆)。

这种抱怨的心理我想由做医生的人来体会理解更真切，他们日常工作中一定有许多此类的怨气。

第三段：

“我”决定走时，被姐姐的恳求打动(请注意：家属的表现是不同的父亲无动于衷，母亲无可奈何，唯有姐姐含着眼泪咬住嘴唇拿出一块血淋淋的毛巾)，再次检查病人，发现了他的伤口。

关于这个伤口，一直是被认为有隐喻和象征的“你身上的这朵鲜花使你毁灭”，我的理解首先依然是排除作者创作之初有预设的隐喻和象征。那种细致的描绘只是出于医生潜意识里对伤口的恐惧，而把它和鲜花联系起来，是梦境式的错位联想。在做梦时我们的思维和想像常常有“错位”的情形出现。以前的同事出现在现在的公司，死了的人来和我们见面说话，这些是属于时空的错位；而把毫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到一起，也是“梦境”特有的本领，这种联系有种纯粹是由于思维模糊时造成的幻觉，而有种却是因为洞见了事物之间特殊奇异的关联，而伤口和鲜花的关联正是后者，这个比喻充满了神奇的象征和隐喻，令人震惊。

第四段：家属看到我在工作，兴奋起来，不顾病人毫无救治可能的事实，把病人完全托付给我，他们用唱歌逼迫我，甚至把我关在病人的房间里，架到病人的床上。

病人和家属对医生过高的要求，作医生的都会经常遇到。作了医生似乎就必须承担救治病人的天职。歌词的含义很有意思：

脱掉他的衣服，他就会治好病(这句表示了人们认为医生治好病是很轻易的)

要是他治不好病，就把他杀掉(这句表示了“我”对他们的过高期待感到的压力)

他仅仅是个医生，他仅仅是个医生(他们的心态是复杂的，既把医生当成无所不能的神，又把他们仅仅当成一样救活病人的工具)

第五段：“我”躺在病人床上，马又出现在窗口(不断出现的马意味着“我”时刻无法消失的焦虑情绪)。病人责怪我的无能，我对他进行哄骗和安慰。

这段很有意思，病人的抱怨被变形成“我对你的信任已经微乎其微了。你只是在什么地方被人甩掉的，并不是自己来的。你不帮忙，反而把我这个垂危病人的床弄窄了。我恨不得挖掉你的眼睛。”而医生对病人的哄骗荒诞到“在尖角处砍两斧头就行了”。

第六段：病人被哄骗得安静后，我逃了出来想要回家，可是却只能在荒野上漂泊。

这段中，马系不到一起，皮衣不能完全抛到马车、耷拉在雪地上，马不听话漫无目的瞎跑，都是“我”感到自己“无能”的一种表现，而孩子们唱的歌：

你们这些病人，高兴吧

医生陪你们上了床!

明显是“我”对自己的无能感和由此而起的自责的一种自我安慰“我”虽然什么都不能为病人做，毕竟还上了床陪他躺在一起过。这种自我解脱确实荒诞，但在梦里我们常常能为自己找到这样荒诞的借口。

最后一段：

我这样永远也到不了家的；我那门庭若市的诊所完了，一个后继者在抢我的饭碗，不过毫无用处，因为他无法替代我；令人讨厌的马夫在我家里胡作非为，罗莎是他的牺牲品；我不愿再想下去了。我这个老人，赤裸着，遭受这个最不幸时代的严寒霜冻，坐着人间的车，驾着非人间的马，到处漂泊。我的皮外衣吊在马车后面，可我够不着它，那些手脚灵活的病人没有一个人肯帮忙。上当了!上当了!只要一次听信夜间骗人的铃声，就永远也无法挽回了。

在现实中这位医生的处境可能还可以，但在梦中他把悲惨的一面强化表达了出来，他对生活感到的压力、担忧、失落、厌倦、孤苦，这些背离正常生活的心理和情感在现实中不是被淡化就是被自我压抑了，而这个梦把它们释放了出来。

《乡村医生》这篇小说里，卡夫卡把梦境的特征，梦与个人现实生活的关系，梦的逻辑，梦的意境都展露的淋漓尽致。这也是他自己曾经愿意挑选出来留给我们的五篇小说之一。但愿我们不要再误读它吧，好好珍惜。

请教大家:我最近正在写关于卡夫卡的论文,那为高手发一篇参考

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而中国对卡夫卡的翻译介绍比较晚,解放前对卡夫卡的零星介绍还不足以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和重视。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恐怕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家,卡夫卡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卡夫卡引以为“知音”。
一、“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中国作家徐星曾经说过,“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是最痛苦的人。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2]的确,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怪才和探险家,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的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星一句话便道出了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本质。
卡夫卡的生活虽然是不可模仿的,但他的创作却是可以借鉴的。的确,卡夫卡极大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
1999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丛书《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其中莫言、余华、皮皮均选了一篇卡夫卡的小说。皮皮说,那些好的小说“会陪伴你度过各种光阴。每次读起,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小雨的黄昏,你都会跟它们做一次交流,围绕着生死爱恨。”[3](P1)
“当年我已经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超值的享受和补益,今天我再一次从它们那里收获。”[3](P1)在这些好小说中有一篇就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皮皮在大学里写的学士论文就有关卡夫卡的,因此她对卡夫卡曾有过一番研究。她在读《在流放地》时,“经历了很丰富的阅读感受,平静、紧张、恐怖、思索、佩服等等,尽管它的篇幅对此而言显得过于短暂。”[3](P12)
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4](P5)
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
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①
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
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在影响莫言的10部小说里,莫言也提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莫言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当具有独特的腔调。这种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7](P2)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就是这样一篇小说。这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的就是他的一个梦。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7](P7)莫言感觉到了卡夫卡的独特腔调,并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借鉴和表现。
宗璞开始阅读卡夫卡的时间较早,那是在60年代中期。她原本是为了批判卡夫卡才阅读卡夫卡的,但是,她却发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令她大吃一惊。她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影响。我吃惊于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何谓创造?即造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学从你笔下开始。而其荒唐变幻,又是绝对的真实。在文革中,许多人不是一觉醒来,就变成牛鬼蛇神了吗?”。[8]她的小说《我是谁?》写“文革”期间人变成蛇的异化情态,“孟文起和韦弥同样的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一处假山石。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9](P38)这种写法,显然是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但是,在宗璞的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又直露地发出了我终究是人的愿望,这又使得她与卡夫卡区别开来了。在卡夫卡那里,异化是一种世界观,无时无刻不在;而在宗璞那里,异化只是暂时的现象,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在宗璞那里,变形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在卡夫卡那里,叙述是冷静和客观的,作者置身于故事之外,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而在宗璞那里则是夹叙夹议,作者置身其中,感情悲愤激越,最后作者甚至直接站出来说道,“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9](P61)这样直露的议论,已经不大像是写小说了。宗璞说过,她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外观手法”,另一类则为“内观手法”,后者“就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有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10]可见,宗璞的这种“内观手法”显然来源于卡夫卡,但是,宗璞并不想走向彻底的荒诞变形,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已蜕变为“蛇”,然而,最终仍然是人性占了上风。宗璞的另一篇小说《蜗居》简直就是一篇卡夫卡式的寓言小说。小说中主人公的背上长出一个蜗牛的硬壳,他便像蜗牛一样的爬行。但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宗璞具有浓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并且,一有机会她就直接地表露出来。
蒋子丹的情形与宗璞有点相似。1983年她在读过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后,便想试着写一种荒诞小说,这种小说“所有的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11]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了她的短篇小说《黑颜色》、《蓝颜色》、《那天下雨》和中篇小说《圈》。当时很多读者都看不懂这些小说,但她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她说,“我觉得一个作家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目标。”[11]
格非也非常钟情于卡夫卡,并研究过卡夫卡。他曾对鲁迅与卡夫卡进行过比较分析,他说:“鲁迅和卡夫卡,他们都从自身的绝望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断性和悬置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的沉沦。从最消极和最悲观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和受难者。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受难历程,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12]“与卡夫卡一样,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实感,也就是荒谬感,两者都遇到了言说的困难,言说、写作所面临的文化前提不尽相同,但它们各自的言说方式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却颇为一致。”[12]卡夫卡的这种荒谬感、言说的困难,以及对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和瓦解,对格非的创作恐怕不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通过鲁迅这一中介而得以完成的。
在格非的小说《边缘》中有一段描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小说中有一位名叫仲月楼的医生,“他脸上时常挂着一种不经意的笑容,即使是他在手术台上摆弄死人的时候也是如此。”[13](P169)小说里写到这位医生一次给一位重伤员施手术,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位伤员在痛苦地颤抖、痉挛。他一面不紧不慢地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序做着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向小说的叙述者“我”大谈如何勾引女人:① 仲月楼用一把镊子从那处伤洞里伸进去,试着将那枚弹头夹出来,有几次差一点获得了成功,但每次快要弄出来的时候,弹头又像泥鳅一样滑了进去。仲月楼抬起袖管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等到女人的身体发软,你才可以撩开她的裙子,然后抚摸她。只要你有耐心,女人最终会支持不住的。”
仲月楼自言自语地说着,站在一旁的护士好像早就感到不耐烦了。她提醒仲月楼,那个躺在香案上的伤兵说不定已经死了。
仲月楼没有搭理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门外。
……
“我想他的确已经死了。”仲月楼说。[13](170)
伤员死了,仲月楼看去毫不动情。一个客观、冷漠、简单的“说”字,令我们对仲月楼的情感状态一无所知。
二、通向灵魂的城堡
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有评论者写道,“如果说,80年代的《苍老的浮云》、《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喷薄而出、纷至沓来的梦魇般的意象,与卡夫卡那现实主义般地精确刻画荒诞事物的风格仍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在90年代创作的那些更为节制、纯熟、理性的小说中,我们隐约地感到,残雪与卡夫卡达成了更深的默契。”[14]1999年残雪推出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15]更是让人们吃了一惊。残雪作品中所包含的那种极端个人化的声音一直令许多读者望而兴叹,她笔下的那个冷峻、变态和噩梦的世界也一直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她在偌大的中国似乎缺乏知音,然而,她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里却发现了卡夫卡,并引以为知音。于是,奇迹便发生了,一个20世纪末的中国女作家与一个20世纪初的奥地利男作家在灵魂深处相遇、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砰然心动的事。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卡夫卡的评论和著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存在主义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而残雪却几乎将所有这些评述都悬置一旁,直截了当地将卡夫卡当作一个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理解。在残雪看来,卡夫卡是一个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全部创作不过是对作者本人内心灵魂不断地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
这样一来,残雪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卡夫卡最本质的东西。的确,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我写作,所以我存在。”他“不是一个写作的人,而是一个将写作当作唯一的存在方式、视写作为生活中抵抗死亡的唯一手段的人。”[16]只有写作才能证明卡夫卡的存在。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
残雪对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颇有同感,她在一篇名为《黑暗灵魂的舞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是这种写作使我的性格里矛盾的各个部分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内心就再也难以得到安宁。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内部躁动的实质,我只知道一点:不写就不能生活。出于贪婪的天性,生活中的一切亮点(虚荣、物质享受、情感等等)我都不想放弃,但要使亮点成为真正的亮点,惟有写作;而在写作中,生活的一切亮点又全都黯然失色,没有意义。[17](P11)
这段话与卡夫卡如出一辙,而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残雪并没有拒绝丈夫、儿子和家庭。残雪的孤独更多的是灵魂的孤独,在现实生活中她比卡夫卡幸运得多。
对于卡夫卡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残雪就是从这一角度开始了她的解读。残雪认为,《诉讼》描述了一个灵魂挣扎、奋斗和彻悟的过程。“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15](P85)那么,城堡是什么呢?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K对自己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15](P192)原来,城堡就是生命的目的,是理想之光,并且,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里。《美国》实际上意味着艺术家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15](P38)
至于卡夫卡的一些短篇小说,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了“艺术良知”;《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地洞》则表现了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的双重恐惧……
看来,残雪完全是以独特的、写小说的方式来解读和描述卡夫卡的作品的,这使得读者在惊讶残雪的敏锐、机智和个性外,也渐渐地开始怀疑,残雪在这里究竟是在解读卡夫卡,还是在构筑她自己心中的卡夫卡?抑或真正的卡夫卡其实就等于她心中的卡夫卡?她究竟是在解读小说,还是在创作小说?我认为,无论残雪的初衷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有了残雪的解读,卡夫卡在中国的“知音”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卡夫卡创作的思想核心是什么?

卡夫卡的小说从思想内容看，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那些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与非理性的作品。如短篇小说《判决》中，父亲对儿子——青年商人本德曼进行指责是无礼的，而判决儿子投河更是荒谬之至，而儿子竟然执行了这荒诞的判决。人们的非理性行动正是整个人类存在非理性的表现。短篇小说《乡村医生》也是一篇描写人类社会非理性表现的作品。小说的寓意是深刻的：人类患了重病，这病已十分严重，使人的肌体变得无可救药。人们盲目地相信医生的医术即理性能治愈一切病患，事实并非如此，人类社会的一些病症是理性所医治不了的。到最后，连医生本人也成了需要寻找家园的流浪者。
卡夫卡小说的第二个内容是揭示了现代人的异化现象。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著名小说《变形记》突出地表现了这种现象。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是如果从他的工作已经使他变成了一架机器和工具来考虑，那么就应承认他丧失人的特性、异化为动物，是符合逻辑的，从艺术的角度看，也是真实的。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也是一部有异化内容的作品。在这篇小说里，饥饿艺术家实际上已经异化为动物了。
揭示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困境和困惑感，是卡夫卡小说的第三方面的内容。这一类作品表现的主要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在这类作品中，短篇小说《地洞》最有代表性。卡夫卡通过一个小动物的心理活动，生动地展示了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社会小人物生命没有保障、生活不得安宁的困境。长篇小说《美国》写的基本上也是现代人的孤独、失落和无家可归的困境。
最后，卡夫卡在一些小说中还描写了现代国家机器的残酷和统治阶级的专横和腐朽，短篇小说《在流放地》深刻地揭露了专制制度的残酷和灭绝人性，也揭露了旧制度行将灭亡时它的信徒和卫道士们的冥顽不灵。在长篇小说《审判》中，作者以更大的力量揭露了官僚机构尤其是司法界的罪恶。

解读卡夫卡

　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描述了经理把绝食表演者关在铁笼内进行表演，时间长达四十天。表演结束时，绝食者已经骨瘦如柴，不能支持。后来他被一个马戏团聘去，把关他的笼子放在离兽场很近的道口，为的是游客去看野兽时能顺便看到他。可是人们忘了更换记日牌，绝食者无限期地绝食下去，终于饿死。这里的饥饿艺术家实际上已经异化为动物了。 另外一些小说是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与非理性的，如《判决》和名篇《乡村医生》，这里，现实和非现实的因素交织，透过这些荒诞的细节和神秘的迷雾，这里寓意着：人类患了十分严重的病，已经使肌体无可救药。人类社会的一些病症是医生医治不了的，这里的医生最后也变成了流浪者。 卡夫卡的画卡夫卡的长篇小说《美国》和《洞穴》等揭示的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困惑感；而《审判》、《在流放地》以及《万里长城建造时》则揭示了现代国家机器的残酷和其中的腐朽。长篇小说《城堡》可以说是《审判》的延续，不仅主人公的遭遇继续下去，主要精髓也是一脉相承。短篇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中写到：中国老百姓被驱赶去建造并无多大实用价值的长城，他们连哪个皇帝当朝都不知道，许多年前的战役他们刚刚得知，仿佛是新闻一般奔走相告。“皇帝身边云集着一批能干而来历不明的廷臣，他们以侍从和友人的身份掩盖着艰险的用心。” “那些皇妃们靡费无度，与奸刁的廷臣们勾勾搭搭，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纵欲恣肆，恶德暴行就像家常便饭。”他还写出了表现民主主义思想的一句话：“在我看来，恰恰是有关帝国的问题应该去问一问老百姓，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最后支柱呢。” 卡夫卡手迹作品 卡夫卡的文学创作主要成就是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和一些中短篇小说。 长篇小说《美国》(1912—1914年写成)，描写16岁的德国少年卡尔·罗斯曼，因受家中女仆的引诱，致使女仆怀孕，被父母赶出家门，放逐到美国的经历遭遇。作品所侧重的是人物在美国忧郁、孤独的内心感受。 长篇小说《审判》（1918年写成），作品讲述的是银行助理约瑟夫·K无故受审判并被处死的故事。约瑟夫·K在30岁生日的那天早晨醒来按铃声吃早餐时，进来的不是女仆而是两个官差，宣告他被捕，并被法庭审判有罪，他虽被捕却仍能自由生活，照常工作。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有罪，认为一定是法院搞错了，坚信自己无罪。约瑟夫·K不愿屈就命运，他同这场明知毫无希望的诉讼展开了一生的交战，公然向不公正的法庭挑战。在第一次审判时，他慷慨激昂地揭露法庭黑暗，为自己的无辜理奔波，找人帮忙，想搞个水落石出，亲自动手写抗辩书，从各个方面来说明自己无罪。他生怕自己在某一个最微小的地方犯过什么过错，竭力去寻找，捕捉而不可得，惶惶不可终日。然而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K终于明白，要摆脱命运的安排，摆脱法律之网的束缚是不可能的。最后，他毫无反抗地被两个黑衣人架走，在碎石场的悬崖下被处死。 长篇小说《城堡》（1922）是一部典型的表现主义小说，具有鲜明的卡夫卡特色，篇幅最大，意蕴也更丰富。主人公K.投宿在城堡管辖下的村子的一家旅店里，店方要求他出事城堡的许可证。K.声称是城堡的土地测量员，以去城堡述职为由前去办理户口。城堡就矗立在不远的山岗上，却怎么也走不到。城堡主人C伯爵人人皆知，却谁也没有见过。K.想尽一切办法，还是见不到办公厅主人克拉姆。他想与城堡联系的努力均告失败。这个城堡很像中世纪时代的衙门，它高高在上，有着让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即的威严；官员们忙忙碌碌，却只与卷宗打交道，与老百姓的痛痒毫不相干。在作者看来，这种官僚专制主义的统治对被统治者构成致命的威胁。 《判决》（1912）是卡夫卡最喜爱的作品，表现了父子两代人的冲突。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是个商人，自从几年前母亲去世后就和父亲一起生活，现在生意兴隆。他在房间里给一位多年前迁居俄国的朋友写信，告诉他自己订婚的消息。写完信来到父亲的房间，意外的是父亲对他态度非常不好，怀疑他根本就没有迁居到俄国的朋友，指责他背着自己做生意，还盼着自己早死。突然，父亲又转了话题，嘲笑格奥尔格在欺骗他朋友，而父亲自己倒是一直跟那位朋友通信，并早已把格奥尔格订婚的消息告诉他了。格奥尔格忍不住顶撞了父亲一句，父亲便判独生子去投河自尽。于是独生子真的投河死了。作品所描写的在父子两人的口角过程中，清白善良的儿子竟被父亲视为有罪和执拗残暴，在父亲的淫威之下，独生子害怕、恐惧到了丧失理智，以致自尽。父亲高大强壮而毫无理性，具有一切暴君的特征。这个貌似荒诞的故事是卡夫卡负罪心态的生动描述，父亲的判决也是卡夫卡对自己的判决。主人公临死前的低声辩白——“亲爱的父母亲，我可是一直爱你们的”，则是卡夫卡最隐秘心曲的吐露。这种故事的框架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是他内心深处的负罪感具象化之后的产物。然而作品的内涵显然不在于仅仅表现父子冲突，更在于在普遍意义上揭示出人类生存在怎样一种权威和凌辱之下。另一方面又展现人物为战胜父亲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儿子把看来衰老的父亲如同孩子般放到床上后，真的把他“盖了起来”。从表面上看，他这样做是出于孝心；在深层含义上他是想埋葬父亲，以确立自己作为新的一家之主的地位。小说在体现了卡夫卡独特的“审父”意识的同时，也表现了对家长式的奥匈帝国统治者的不满。与此同时卡夫卡还通过这个独特的故事揭示了西方社会中现实生活的荒谬性和非理性。 《变形记》（德语Die Verwandlung，英语The Metamorphosis）卡夫卡短篇代表作，是卡氏艺术上的最高成就，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作品之一。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它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孤独感与陌生感，即人与人之间，竞争激化、感情淡化、关系恶化，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既荒谬又难以沟通。推销员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甲虫，尽管它还有人的情感与心理，但虫的外形使他逐渐化为异类，变形后被世界遗弃是他的心境极度悲凉。三次努力试图与亲人以及外界交流失败后，等待他的只有死亡。由此看来他的变形折射了西方人当时真实的生存状态。卡夫卡通过小说并不只是单纯阐述事实，而是抗除这个世界，追寻人类人性的完善。 短篇小说《中国长城的建造》（1918—1919）描写中国的老百姓受无形权力的驱使，去建造毫无防御作用的长城，表现出了人在强权统治面前的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 《饥饿艺术家》（1922）中歌唱艺人为了生存，为了使自己的艺术达到“最高境界”，竟把绝路作为出路，以绝食表演作为谋生手段，宣称可以40天不进食而引吭高歌表演，进而发展到为绝食而绝食的“艺术”境界，仿佛饥饿真的就与人的肉体感觉离开了一样。40天过去了，他仍坚持要绝食表演下去，后被经理强迫进食。艺术家深为他的饥饿艺术未达佳境而遗憾，更为人们对他的艺术追求不理解不支持备感孤独，他把原本作为生计手段的挨饿，当成生存目的和真正“艺术”而孜孜以求，最后被送进马戏团，关在笼中与兽类一起供人参观，无异于真正的动物。骨瘦如柴的艺术家的意象有多重寓意，是人性异化、精神展品化和艺术异化的象征，是现代人痛苦悲哀现状的写照。 《洞穴》（1923—1924）是卡夫卡晚期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主人公是一只不知名的人格化的鼹鼠类动物。作品采用第一人称自叙法，描写了“我”担心外来袭击，修筑了坚固地洞，贮存了大量食物，地洞虽畅通无阻，无懈可击，防御退逃自如，但“我”还是时时处于惊恐之中，惶惶不可终日。“我”又常年不断地改建地洞，辗转不停地把粮食从地洞的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做好防御工作以防外界强敌前来袭击。它说：“即使从墙上掉下来的一粒沙子，不搞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它向一种未知的危险、向它周围无穷的一切发动了一场殊死的战斗：“我离开了世界，下到我的地洞里”，“如果我能平息我心中的冲突，我就相信自己已经很幸福了”。然而它永远在挖掘新的地道，在这个没有尽头的迷宫里，面对“一种我始终应该担心的东西，一件我始终应该有所防备的事情：有个人来了”。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一次大战前后，普通小人物失却安全感、生活与生命得不到保障的恐惧心态。 《致科学院的报告》描写马戏团试图寻找“人类道路”而驯化猿猴成为会说话的人的故事。被关在狭窄笼子里的非洲猿猴，在人的逼迫下学人吐唾沫、学人喝烧酒、学人语喊“哈罗”。凄厉的哀号与悲鸣，传递出失却自由、没有出路的苦闷与悲观绝望情绪 。渐失猿性获取人性的过程畸变，正是人类异化的一种反向印证。 绝笔之作《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则描写了一个不幸族类与一个不幸艺术家，以及艺术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部作品包含着卡夫卡有关艺术和艺术家以及与种族和民族关系的深刻见解。其含义比《饥饿艺术家》更为复杂深广。 卡夫卡还留下了大量的书信作品，这些书信作品掺杂了卡夫卡个人大量思想性的东西，文学、艺术价值丝毫不亚于其正规的文学作品。保留较多的有《致菲利斯.鲍威尔》（菲利斯鲍威尔系卡夫卡定、退婚多次的情人）、《致马克思.勃罗德》（即其好友Max Brod)以及超级长信《致父亲》。其中《致父亲》虽然是一封信，但在文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方面均极有价值。 除此之外，卡夫卡的一位年轻朋友还记录下了卡夫卡的一部分谈话，整理成《谈话录》出版。另有《他》、《杂感》等作品被保留下来。这些作品是以对话、陈述的形式写成，几乎是卡夫卡个人世界观的直接阐述，既有他本人主观感情的宣泄，也有他以极深邃的哲学语言对世界的客观描

需要关于 卡夫卡 的个人介绍及其代表作品

1883年7月3日，卡夫卡生于奥匈帝国治下的波希米亚首府布拉格，在今天的捷克西部。卡夫卡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犹太人。“卡夫卡”这个姓氏是希伯来语，其含义为“穴鸟”或“寒鸦”。据资料记载，卡夫卡这个姓，很可能是在犹太人遭受迫害期间，奥匈帝国为犹太人规定的仅供选用的几个姓氏之一。小时候，卡夫卡的父母就对卡夫卡寄予很高的期望。为了使卡夫卡有所作为，他们将卡夫卡送到一所德国人办的文科中学学习，因为当时哈布斯堡王朝为了填补官员的空缺，总是从中学中遴选优秀学生，培养他们当官。在这所中学，卡夫卡熟练的掌握了德语和德语的写作技巧。据卡夫卡的中学同学回忆，卡夫卡在中学时是一个服饰朴实、举止腼腆的学生；“他很文静，而且是微笑着的，把世界朝自己打开，而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让这个世界了解他”。卡夫卡在日记中曾写道：“就我的经历而言，学校和家庭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抹杀我的个性。”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从中学时代开始，卡夫卡就已经表现出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的倾向。卡夫卡是一个“独自冷峻地思索的孩子”。另外，中学时卡夫卡对达尔文进化论产生了高度兴趣，这成为后来卡夫卡悲观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在某种意义上，他在那阴郁而恐怖的“猴子的原罪”中看到了人类和自己的宿命，找到了他自己悲凉而局促的“家”，卡夫卡曾在日记中说，“那是我的归宿”。这一点在很大意义上帮助人们理解后来卡夫卡的艺术世界，理解卡夫卡艺术世界中那些甲虫、鼹鼠、豺狗、猴子、耗子、兀鹰……以及理解卡夫卡自己这只“翅膀萎缩的寒鸦”。卡夫卡的代表作品包括三部长篇小说《美国》、《诉讼》和《城堡》和大量的短篇小说，如《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地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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