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医历程——从排斥到热爱
作为20世纪6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一员,年轻时梦想在数学中有所作为,下乡的7年中,空闲时间只啃了两类书,一类是旧书店淘来的《几何辞典》《代数辞典》等,一类是哲学书,当时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爱不释手。当时,社办企业盛行,1972年被招入社办厂,从事有色金属加工,又想走工程师之路。
1975年,阴差阳错,被送进上海中医学院。我身体强壮,很少生病,素不好医,再从未听说过“中医”还有“学院”。当时的浙江很乱,公社党委书记劝我好生把握这次机会,过了这次,也许就再也没有上大学“跳龙门”机会了。
怀着忐忑,来到中医学院。第一学期,基础课阴阳藏象等听不进去,与脑海中的原有知识抵触太大,下课多次质询老师。特别是讲到“经络”,逼问老师,究竟“经络”是什么?请拿出证据来。
1977年底恢复高考,我向(当时管学校的)工宣队提出要退学重考,被工宣队训斥了一顿,没同意。1978年初恢复研究生考试,我仍在读,报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的肾病专业,居然考中。当时我还在毕业实习,班主任到郊区的毕业实习医院来找我,说我已考取研究生了,由于名额调剂关系,我被转到中医学院,学院考虑让我转读“通里攻下”(中医外科)硕士。我一听,没兴趣,不假思索就谢绝了。
想不到毕业后,被动员留校,第2年(1979年)继续考研,报了上海第一医学院,但审核没过,说不够两年临床。直到1980年,这时,我对中西医学的态度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主动报考了中医研究生,从而走上了以中医为主的医学研究与应用之路。
实践促使我改变
促使我改变的是一系列的事实。
当时(1978年)社会正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连串的事实,让我这个自以为理性又有一定哲学根基的人开始对中医学改变看法。
最初是见习时,我独立诊治了一个心源性水肿的老人,此人心衰厉害,在用洋地黄制剂,又因水肿,加用了利尿剂,却未见控制。我想起了张仲景的“真武汤”,全方稍作调整,用上了,不料,效果奇佳。一周后复诊,水肿退了,行走不喘了,这老者后来十分相信我这个小医师。
第二件事是儿科见习,我去了上海市儿童医院,由于门诊病房拥挤,该院创始人,中国儿科奠基者苏祖斐老教授(时年80多岁)与我们挤在一间房中,她看的是小儿过敏性紫癜,用的是中西医结合方法。出于好奇和尊重,有空我就坐在她旁边,我看她用的都是凉血止血药,遂百无禁忌地提出:老师上课讲,这种病症,大多病于脾虚,脾不统血,当用补脾益气摄血法。想不到作为大师级的苏老竟十分谦虚,说她那套是西学中的,中医就用你说的试试看。
每周一个下午,三个多月,我们可以说“祖孙俩”系统观察了近40例少女,效果非常好,近半数患儿2周后血小板上升,80%一月后血小板正常。苏老很高兴,因为比她那套效果明显要好。我也很高兴,我高兴的是,与大专家在一起,抄抄弄弄,居然也有效?而且,中医理论好像还是管用的。
彻底改变我看法的是两件事情:197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毕业实习在奉贤人民医院,急诊值班,一个19岁的小伙子,身高1.80米,满脸通红,骑车来看病,是公社卫生院转来的,查了一下血象,考虑是白血病,我嘱其入院治疗。当时住医院是要带被褥、热水瓶的,故嘱其回去取。他家离县城30里地,当晚他回到医院。住院第二天即开始化疗,化疗到第三天,他起不来床了,第四天晚上,他死了!
当时我的心象撕裂一样的痛。这个比我小几岁的壮实青年几天前还蹬着自行车90里,用药四天后居然就这样死了?我的心非常愧疚,我觉得是我杀死了他。那天我不收治他,他不会这样死;也许我救不了他,但他至少不至于只活4、5天。那以后,我一头钻进医院图书馆,查有关资料,那时,医学书十分有限,有的就是《希氏内科学》的老版本,书上清楚地写着这种治疗方法没错,那证明这是权威的、科学的,但人却死了?!
在“科学”与“事实”之间,我迷茫了。
毕业留校后不久,我插队地方一位退休了的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领导来上海找我,希望我这位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上海医师能帮助他治肺癌。
我陪他走了好几家医院,一概拒绝,因为他患晚期肺癌,又伴较严重的冠心病。无奈之下,我和他实说了,想不到他认定上海,希望我帮他看。那时,我帮他找了我校内科权威张伯臾老中医,先帮他调整冠心病再说;至于肺病,我则在张老的方上加几味药。
由于找张老很难,故以后就由我直接改方,想不到这一改,1978年是60多岁的老人,一直活到了1989年,竟然活了10多年。1980年我研究生报名时,他已大大超过了当时西医给他定的寿限:3个月到半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当时最时髦的口号,使我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也促使我下决心改考中医研究生,这也是驱使我临床上一直致力于中医肿瘤治疗的最初动因。
从感性到理性
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信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次次的亲历亲为,让我这个信奉数理与哲学,喜好工程技术等“刚性”科学的男生,逐渐对阴阳藏象,个体人伦等“玄”而又“软”的非逻辑的经验性内容产生好感,并决意为其做些工作。
数十年的孜孜不倦的多层面、多维度探索,加上原本的善于沉思与逻辑推演的特点,使我能对许多神秘“表象”的浮现原因或机理有了个自认为是可信的解读或认识。
特别是我在1980年代末曾与同年龄段的十余位有研究生背景的同仁们一起花了2年多时间,做了一件至今都引为自豪之事,即系统比较了中西医学,从源头,从文化背景,人文地理差异到方法学,学科概念体系等予以全方位的比较研究。遂有了一本影响较广的《差异·困惑与选择》。
1990年代中期,我又坐了近三年的“冷板凳”,使原先有较浓“呐喊”味的比较研究,多了些哲学沉思与历史追寻。认真追溯寻绎了中医药产生的巫文化源头及其演变过程,而有了《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一书。
我们是幸运的,生活在千年世纪之交,精彩而又快速发展的世界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添色不少;但我们又注定是沉重而又受挤压的,挤压在过去和未来之中。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起,从恩格尔的新医学模式的提出,到世界卫生组织的一系列新建议,到哈斯廷斯的医学目的与目标重新定义,以及在主流医学领域已经和即将发生的许多重大变革(比如,关于从精神病学到精神健康的概念转变,从肿瘤的对抗性治疗到更注重人的生存质量等),昭示着随着新的千年世纪的降临,医学也将迎来她崭新的一页。
我庆幸的是,我一贯不愿龟缩在象牙塔中,而愿把触角伸向多方面;也得益于一大批志同道合之学界友人的热心相助,经常性的思想交锋和“精神聚餐”,因此,我们更愿意,且完全可以从世界的角度,从发展的角度,从未来可能的态势,回过头来看看中国传统的医学,看看当今我们能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
热衷于西医标准评判中医,前提就是荒谬的;拘囿于中国看中医,注定是狭窄的;局限于今天论中医,必然是短视的。更不用说停留在过去的历史中评论中医了!
文源“中医书友会”,作者/何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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