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战汉各国的绿松石文物有哪些

绿松石从古代的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这几个朝代都十分流行，当时是皇家贵族用品，拿来制造生活上的器具或者是将军们的配件装饰。现今有关于夏商周战汉各国的绿松石文物有哪些呢？

夏代绿松石镶嵌铜方钺

也称镶嵌十字纹方钺。钺是古代用于杀戮的刑具，此器方形平刃，阑旁有两方孔，似用于皮条捆扎。器物中心有一圆孔，其周围用绿松石镶嵌十字纹六组，纹饰较为特殊。

商周后期镶嵌绿松石玉援戈

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妇好墓出土，通长27.8厘米，玉援长15.8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戈的“援”部嵌绿松石，商代后期仪仗用兵器。商周至西汉时代的许多兵器给人以这种现象，即它们独特的装饰手法使人们误以为它们不是一种用于进行残酷行为的用具，而是包含其他意义的器物。

汉墓夏家店

汉墓中多有出土的祥福题材的小动物雕饰，除去琥珀材质外也常见绿松石材质的雕刻品。同样是汉代，在北方匈奴的墓葬中，我们时常见到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中类似的珠玉，同时，具有夏家店文化典型特征的松石材质的双孔扁珠在匈奴墓葬中也有发现。始于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滇文化时期，在其特殊的珠儒殓葬形式中也使用了大量的各个形制的松石珠子。

夏商周战汉各国关于绿松石出土的文物能帮我们更好的追溯绿松石的历史来源，让中国的古玉拥有更全面的历史，领会我们中国博大精深的绿松石文化。

洛阳博物馆河洛文明展夏商周部分导游词

一个历史时期，一段文明的发展，会给我们留下很多艺术瑰宝，值得我们去参观学习。下面是我为您整理的“洛阳博物馆河洛文明展夏商周部分导游词”，仅供参考，希望您喜欢！更多详细内容请点击查看。

洛阳博物馆河洛文明展夏商周部分导游词《史记》中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氏族部落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社会逐渐形成。约公元前21世纪，随着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在河洛地区的建立，中国历史进入了建立在发达青铜文化基础上的王国时期，正式步入文明时代。夏商周三代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鼎盛期，夏之后的商和西周均以洛阳为国都，作为三代更替的中心，洛阳的地位不言而喻。

嵌粘绿松石龙形器

绿松石龙形器出土于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3号基址南院贵族墓，位于墓主人骨架之上。龙巨头、卷尾，以白玉为眼睛，以绿松石及白玉为鼻梁。龙身略呈波状，中部起脊。绿松石龙由2000余件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嵌粘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有0.1厘米，其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的文物中尤其是绿松石龙形器中十分罕见，堪称华夏第一龙。该龙的发现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白陶鬶，夏代陶器的烧制温度已经逐渐提高，出现了专供贵族使用的刻纹白陶，爵和鬶是用来喝酒和盛酒的酒器。

玉璋，1975年出土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由一整块玉料琢磨而成。阑干部分有弦纹装饰，两侧刻有精美的扉牙，尾部有一打磨规整的圆孔。璋应该是贵族的手持物，相当于日后的“玉圭”，就是衣冠束带的贵族在朝廷之上手持的的“芴”。

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建都于亳。洛阳偃师尸乡沟一代发现的偃师商城遗址，被认为是商代最早的都城所在。商朝是中国青铜文明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铸造的青铜器纹饰精美，器形雄健、生动，其铸造技术已相当成熟。铜器制作主要采用合范铸造法，以分铸焊接等技术制作形制复杂的器物。偃师商城发现的精美的兽面纹大口尊、斝等，显示出当时的铸造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这件商代大口尊1974年偃师尸乡沟出土，盛酒器。敞口、斜肩，器身上的兽面纹形象，以粗犷的线条构成，兽目突出。

这件商代铜鼎内壁上，带有“子申父己”四字铭文。“子”是商代时期王族姓氏，而据文献记载夏商王族多以天干命名，也就是说，这是子申为他的父辈“己”所制作的一件青铜鼎，外面的玄鸟纹是商代的一种常见纹饰，商代认为玄鸟是一种祥瑞的神鸟，诗经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一说，商人将玄鸟看做祖先崇拜，而鸟就是我们平时常见的燕子。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定都镐京（西安长安区），史称西周。西周建立之初，为加强对中原地区广大殷遗民及东南地区方国的统治，周武王命弟弟周公旦营建＂成周洛邑＂，正位于洛阳地区，也是文献记载中最早出现的洛阳城。洛阳成为西周时期地位仅次于镐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宗法、分封、礼乐、世袭制度，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儒家学说奠定了基础。

今天的考古发掘表明，洛阳瀍河两岸分布着大型王室铸铜遗址、贵族墓地及祭祀遗址，出土了大批铸造精美的西周青铜器及罕见的大型原始青瓷器，她们是洛阳作为西周国都的见证。

这件兽面纹铜方座簋，1977年北窑西周墓出土，为盛食器。这件铜方座簋，铸做精美，纹饰清晰，以高浮雕、浅浮雕为主要手法，将器身和方座上的兽面纹清晰生动地表现出来，两边侧耳上有头顶鹿角的象头装饰，将青铜器的狞厉与华美表现的淋漓尽致。

西周时期周公在洛阳建立的礼乐制度，主要用以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不同等级的贵族在衣、冠、铜器使用数量上有着严格的规定。青铜礼器的使用就是其核心内容。

白懋父簋，盛食器，1964年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高14.1厘米，口径18.9厘米，簋底用软笔墨书＂白懋父＂三字。白懋父，即卫康叔之子康伯髦，成康时人，曾率领八师＂征东夷＂、＂北征＂，为周立下赫赫战功。这件青铜器上出现的软笔墨书将中国的软笔书写时代前进到了西周时期。

上世纪90年代，在洛阳城东的马坡和北窑一代，发现了一系列西周贵族墓葬并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1993年，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召伯虎盨。盨是一种盛食器，《说文》中对于盨的解释是：“盨，负载器也。”洛阳博物馆藏的召伯虎盨高25厘米，长35厘米，宽20厘米。两侧有附耳，底部有四条柱状足。

在盖子口沿和腹部口沿处装饰着云雷纹衬底的变形龙纹，腹部下半部分装饰了四道弦纹，柱足的上半部分装饰着兽面纹。盨作为盛食器，常见的为圈足，像召伯虎盨这样的柱状足较为少见。更为重要的是内壁有两行铭文“召伯虎用作朕文考”，表明这件器物是西周晚期的名臣召穆公为祭祀亡父所用。整件器物做工精湛，纹饰简练而精美，造型古拙而质朴。

召伯虎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召穆公，成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及我们现在所说的“共和”一词都和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史记 周本记》的记载，周厉王为政暴虐，还不允许国人当街发表言论，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用眼色示意，道路以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伯虎劝谏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水”，但厉王刚愎自用，并不纳谏，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在公元前841年酿就了国人暴动。

厉王带着亲信仓皇出逃彘地，也就是今天的山西霍州。暴动的国人冲入王宫没有发现厉王，便转而寻找太子静。召穆公将太子静藏在了家中，国人围住召穆公家，要召穆公交出太子，召穆公迫于压力便将自己的儿子假充太子静交了出去，被国人杀掉。据《竹书纪年》记载：“（国人）执召穆公之子杀之”。

从此便开始了召穆公、周定公共同执政的“共和时期”，公元前841年也就被认为是共和元年。到了公元前828年，也就是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在彘地，召穆公和周定公才拥立太子静继任王位，成为周宣王。按照《诗经 大雅 烝民》记载：“（宣王）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可以说正是由于召伯虎的孜孜汲汲才出现了西周晚期的“宣王中兴”。

两千多年的时光流逝并没用褪去它当年的光华，历史在它的身上留下了斑驳的年轮，看到召伯虎盨的铭文，仿佛召穆公勤勉为政的身影也依稀可见，直到今天，它被珍藏于洛阳博物馆，不失为一件珍若珙璧的青铜重器。

编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用青铜铸成，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多为合瓦形为主。以大小不同的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成组，称为编钟。礼乐制度当中，也有根据身份地位不同而使用编钟数量不同的要求。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对音乐教育大加推崇，他认为礼、乐缺一不可，“乐无礼不举、礼无乐不行”，所谓“礼乐之邦”应是如此。

青铜双面人器座，1993年林校西周车马坑出土。整体呈“X”型，中心部分唯一带冠人物立像，仅有上半身部分，双手扶于身体两侧前方延伸部分，似做支撑状，人物胸口铸有铭文“微作”。人像后方与前面完全相同，为一人物上半身立像。器物四角各有一圆柱形容器，底部正中有一支点。出土时容器内有木屑残留，应为某种器物的底座。这件双面人器座形制特殊，较为罕见。

兔纹戈觯，1964年北窑村西周墓出土，为饮酒器。侈口，宜颈，鼓腹，困足。颈饰兔纹，上下各有弦纹。内底有戈形铭文，字体瘦长，则此为西周前期戈氏之器。

西周的玉雕工艺是在商代玉雕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一时期玉器数量大，品类巨增。洛阳西周玉器以北窑贵族墓地为代表，尤以各种动物造型如牛、虎、羊、鱼、蝉、蚕等为特色，其中的圆雕玉鸮更是刀法纯熟，线条柔美，造型生动，选料考究，充分反映了西周玉器的雕琢加工已相当成熟。

中国古代对乘舆制度非常重视。周代规定：“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是周礼的重要组成内容，被统治阶级作为代表等级和身份的重要标志。我们可以从这一组保存完整的车马器，来大致了解一下，先秦时期的马车构造。

最上方的一组车横饰，是用来装饰马车最前方的一根横木，车横与车厢之间只有一根车辕连接。驾车的马匹往往都以车辕为中心左右对称，以带动马车行进。这两对龙形铜牌用来装饰在车厢两侧，中间的这一件当卢，则是装饰在马匹额头上的面具。最下方我们看到的这个大的构件叫做车毂，也就是车轮轴心的这个位置。先秦时代的马车受到工艺限制，一般都是将车轴直接绑缚在车厢下方，马车由车毂转动，来带动车子行进。

为防止车辆高速运转时车轮会发生松动、脱落的情况，在车轮外侧的车轴末端还会套上一个圆柱形的车軎来加以固定，在用一个类似于插销的车辖将车轴和车軎牢牢的固定在一起。我们看到的这一对人形跽坐车辖，就是这个作用。像我们今天使用到的“统辖”、“管辖”这类词语，就是由车辖演化而来的。

西周时期瓷器的烧制仅局限在少数地区，而且集中出土在洛阳地区的西周墓中。仅北窑西周墓地出土近300件，比全国各地出土的商周原始青瓷的总数还多，形制有罍、豆、尊、罐、瓮、簋、瓿、匜等十余种，其烧成温度已达1200度，几乎没有吸水率，接近现代瓷器的标准，标志着西周时期我国原始青瓷的烧制工艺已相当成熟。

这件原始青瓷罍，已具备了成熟瓷器的某些特征，它不仅有一层极薄的石灰釉，而且烧成温度已从陶器的1000℃左右，提高到1200℃，使得胎体呈较深的灰白色，含有一定的玻璃质，形制规整、釉色均匀，肩部带有三角几何纹线条。虽然还不完全与成熟的瓷器相同，因而称其为原始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时期洛阳原始瓷器的发展水平。

西周经历了300年的时间，由兴盛走向衰落，公元前771年，西周最后一位天子周幽王，上演了“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导致北方的少数民族犬戎攻入关中，幽王被杀，西周结束。太子宜臼即位，称周平王。

平王即位后，在内交外困的双重压力之下，被迫于次年东迁国都于洛邑，开始了历史上长达515年之久的东周时代。史学界也通常将东周划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从第一位周平王迁都的公元前770年，一直到周敬王在位的公元前477年，这是春秋时期；从下一位周元王即位的公元前476年，一直到秦始皇一统六国的公元前221年，是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列国争霸、群雄逐鹿的历史大变革时期。

诸侯国势力日益强大，而作为统治者的周王室则日渐衰微。为了加强周王室的势力，王室就与强大的诸侯国联姻，我们现在看到的齐侯宝盂就是齐、周两国联姻的实物见证，在它的内壁口沿有26字的铭文，由铭文可知，这件铜盂是齐侯送给女儿仲姜的陪嫁品之一，这对研究周王室与齐国的政治地位以及齐、周两国的关系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另外，铭文的字体清秀匀称，也是难得的金文书法珍品。

洛阳地区还有另外两处东周时期重要的陵墓区。成周陵区就是其中一处。也许我们刚才在周王都洛年表中看到东周时期是有2做都城的，一座是王城，另一座就是成周城。

成周城是西周初期修建的洛阳城。当时，周武王为了更好的控制东方，命令自己的弟弟，周公旦在今天的河洛地区，修建了成周城。到了周敬王时，发生了王子朝之变，敬王被迫将国都从王城迁都到了以东20公里处的成周城，此后的十一位天子都在这里。这些天子死后，也将自己的墓葬修建在附近。上世纪20年代末，一场大雨过后，一座大的陵墓区在洛阳孟津平乐的金村惊现于世。

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贫弱时期，这些陵墓遭到了外国盗墓者的疯狂掠夺，金村出土的精美文物，都已流失海外，现藏于世界各国的博物馆或私人收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大鼎，正是目前唯一保存在洛阳的金村文物。其整体由器盖和器身两部分组成，合成一个扁圆球形，是战国时期鼎器的典型形制。

春秋时期玉器的制作加工甚为普及，战国时期琢玉工艺达到了顶峰。我们现在看到的铁芯玉带钩碾峰劲瑞，技艺精湛，带钩中芯以铁片贯通，具有极高超的琢玉工艺水平。带钩是古代男子用来束接腰带的钩子，兴起于战国时期，流行于秦汉。“庙堂之上，视钩各异”，带钩多以金银玉石、以及各色宝石装饰，也成为贵族身份与财富的象征

铜镜，兴起于战国时期，是古人照面饰容的生活用品。一般人们会将镜子的正面打磨光滑，映照人影，而镜子的背面则用漂亮的花纹装饰。这面嵌玻璃珠六山铜镜，镜背以“山”字纹装饰，其间镶嵌带有花纹的玻璃珠。这些玻璃珠形制精美、光泽度极高，而当时的中国虽然已经制作出琉璃，但这样精美的玻璃制品，其制作工艺尚未在中国出现。

而就世界范围来看，同时期掌握玻璃制作技艺的地区，在今天欧洲和非洲的环地中海一带，这一点说明，很可能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代，亚欧大陆的两端，就已经存在着某种沟通联系。

吴王夫差剑，兵器，1991年洛阳市东周王城战国墓出土。长48.8厘米，剑体上有＂吴王夫差其元用＂7字，此剑的制作时间应该是夫差在位的20余年间。这是吴王夫差剑在洛阳地区首次发现，是东周时期周王室与吴国交流的见证。

这把青铜剑是战国时期的佩剑“繁阳之金”，剑身有错铜蚊脚书“繁阳之金”四字，繁阳世地名，战国时属于楚国，在今天河南新蔡县北部一带。金泛指兵器，因此繁阳之金的意思就是在繁阳铸造的青铜剑。这把青铜剑保存完好，至今十分锋利。

像这样的陶豆、陶壶、陶鼎、陶盘和陶匜的组合在东周时期的贵族墓葬中非常常见。彩绘陶器在当时是作为名器来陪葬的，不用做日常使用。彩绘陶器不同于彩陶，因为它的色彩都是绘制在已经烧制成型的陶器上的，不经过二次烧制。作为2000多年前的彩绘艺术品，彩绘线条流畅，色彩艳丽，纹样精美，保存完好，是极难得的艺术珍品。

中国有哪些逆天的文物？

国内出土的4大逆天文物，酷似现代手机、玻璃杯、游标卡尺、路由器，每件都像是“穿越”。

文物一：远古石铲

在国内考古挖掘的历史中，其中极为重要的部分要数史前遗址了，而通过发现的史前古墓遗址，考古专家可以研究出古人类的生活习惯，以及历史上的一些未解之谜。而在国内出土的史前遗址的文物里，一件距今1.3万年的“石铲”文物，可以说是相当的珍贵了，现存于国家博物馆中，被列为一级文物。

很多人在看这件文物的时候，心中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这分明就像是现代的智能手机啊，真的有一万多年的历史了吗？实际上，这件酷似手机的文物，在古人的眼里只是一把石铲而已，是他们的劳动工具，石铲上面的2个孔是用来衔接木棍的。这就证明了，早在一万多年前，国内区域的古人就已经开始改造自然了。

文物二：战国水晶杯

这件文物看起来非常神奇，因为其外形和现在常见的玻璃杯别无二致，但实际上，这是一件战国时期的水晶杯，而且由于其重要性和研究价值，被国家列为了禁止出境展览的名单。很多人看到这件文物之后，还调侃是不是项少龙穿越了带去战国的。

文物三：青铜卡尺

王莽在历史上有着很大的争议。王莽是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在朝野素有威名。后世的很多人觉得他虽然礼贤下士，谦恭俭让，但实际上是沽名钓誉之辈。西汉末年，在汉哀帝早亡、皇权旁落的状况之下，王莽乘机夺取大权，而他创立的新朝仅仅存在了15年，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短命的朝代之一。

王莽在位期间，他推崇的改革制度和现代极为接近，因此有人怀疑他是现代人穿越到了古代，搞起了惊天的改革。王莽留下的文物众多，现代考古也在其中发现了一件很逆天的文物，就是“王莽卡尺”，因为这把青铜制成的卡尺和现代的游标卡尺非常相似，所以后人称王莽为游标卡尺的始祖。

文物四：云纹五柱器穿越路由器

1959年，安徽省屯溪市的西郊在修建飞机场时，施工队无意间挖出一些青铜器。考古专家赶到后发现，这里有两座来自西周末期的古墓。在墓中，考古队挖掘出一个造型非常现代的青铜器，根据专业的碳14检测，至少已经存在了2700多年了，被学者称为“云纹五柱器”。比较独特的一点是，这件青铜器造型非常像是现代的路由器，下面是一个方形的凸台，上面有五根相互平行的棍子，就像是路由器的天线一样。对于用途，有人认为是古代用来祭祀的，那五根天线相当于焚香了；也有人认为一种管弦乐器，上面那几根棍子是用来吹奏音乐的管子。然而，这件文物当时具体到底是做什么用的，我们至今还不得而知。

目前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是什么，他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实证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发明，它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也是金属治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发明后，立刻盛行起来，从此人类历史也就进入新的阶段——青铜时代。

中国使用铜的历史年代久远。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曾出土一件半圆型残铜片，经鉴定为黄铜。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相对西亚、南亚及北非于距今约6500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较晚，但却不能否认它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铜器与石器并用时代，年代距今约为5500"4500年。中国在此基础上发明青铜合金，与世界青铜器发展模式相同，因而可以排除中国青铜器是由境外传播而来之说。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治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其功能(用)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

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等重要场合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一、形成期

距今4500"4000年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特点：

1、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含锡7%的青铜容器残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黄铜残片。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刀、锥、钻、环和铜境，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锻打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比较先进。

2、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模仿的金属柳钉，如果认为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当时的青铜器已经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3、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一般居民也拥青铜制品。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等的几何文饰，绝无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

二、鼎盛期：

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饕餮纹，本身就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像鸟、像凤、像人的。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侍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

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现在一般叫金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文字以铸成者为多。凹入的字样，称为阴文，少数文字凸起，称阳文。商代和西周，可以说铭文都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用锋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传流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因此，铭文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三、转变时期；

转变时期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体到某些青铜器，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如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掘获的两乘铜车马。第一乘驾四马，车上有棚，御者为坐状。这两乘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大小与实际合乎比例，极其精巧。车马上还有不少金银饰件，通体施以彩绘。第二乘马，长3.17、高1.06米，可以说是迄今发掘到的形制巨大、结构又最复杂的青铜器。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因而本网对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研究，至隋唐为止。夏朝在文献中的概念就是属新石器时代末期转向青铜时代的过渡期.夏的主要工具还是新石器.根据最新的出土文物记载有青铜石刀的发现.
商是青铜的发展石器已经可以熟练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和烧制白陶.但由于当时青铜铸造造价昂贵,所以,青铜器主要用于军队和贵族.农民大部分仍使用石器.
到了西周,青铜器的铸造和农业使用率比商使用的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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